第一章　商殷史史料

第一节　概况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的一个强盛的奴隶制王朝。从商汤灭夏至殷纣灭亡，传十七世三十一王⁽¹⁾，约相当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商的王都屡次迁徙，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部的小屯村一带），因此商朝后期被称为“殷”。以盘庚迁殷为界限，商代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是商朝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这期间王室加强了统治，殷人的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从黄河流域伸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青铜文化高度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随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加强，在殷王朝的国家机构里设置了一些精通文字，掌管文书的史官，甲骨文中的“贞人”，可能就是史官的一种。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史料。根据古书所载，商代本来有丰富的史料。《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证明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典”“册”。当时的“典”“册”是刻写在竹木之上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了。

商代的文献史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春秋末年的孔子对于殷代文献缺乏的情况已经发着慨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²⁾孔子距殷时代未远，已感到可信赖的史料不足，对于距孔子两千多年的今世来说，自然更无足够的文献可征了。幸运的是，在《尚书》《诗经》等古籍中，还保存了一些商代的文献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免经过后人的加工删改，使用起来还需下一番分析鉴别的工夫，但是它们有如凤毛麟角，仍是值得珍视的。

《尚书》中的《商书》流传至今的有五篇，即《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³⁾。

《汤誓》是汤伐夏桀时的誓师之词。关于汤伐夏桀的故事，《诗经·商颂》以及汉代的《书序》《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其内容应有原始的史料根据，但《汤誓》文字比较浅显，像文中的“尔”“庶”“天”等都是周人的用语。其写定的时间较晚，应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的告诫，为当时史臣所记。全文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字，在《商书》各篇中文字最长，写定的时间最早，史料价值较高。《盘庚》三篇的次序在流传中有所颠倒。第一篇（原中篇）是盘庚在即将迁殷时对臣民所作的动员讲话；第二篇（原下篇）是既迁之后，对官员百姓的告诫；第三篇（原上篇）是迁定一段时间之后，因“民不适有居”，盘庚通过贵戚大臣向臣民的安抚讲话和对官员们的告诫。这三篇学者多认为是殷代的文献，但在文字上也不免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

《高宗肜日》的内容，是记殷高宗武丁在祭祀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借机会对王进行劝诫。此事在《书序》和《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以鸣鸟为不祥之兆和殷人的观念吻合。甲骨卜辞中就有以鸣鸟象征灾难的记载，例如，一条卜辞记载“……庚申亦有酘，有鸣雉，疛圉羌戎……”意思是说：某庚申日，有灾害，有雉鸣叫，疛地的监狱羌奴暴动了……。⁽⁴⁾《左传》襄公三十年，也记载“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灾”。证明殷之后人宋国人，仍以鸣鸟为不祥之兆。这证明《高宗肜日》篇有其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是文中提到的“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郭沫若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另外，篇中所见“民”“德”等用语和以“天”为至上神的观念都非殷人所有，可能是东周时写定的。

《西伯戡黎》是记周文王征服了商王国西北部的藩属黎国之后，商王朝的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大臣祖尹对殷纣王的告诫。《微子》则是宗室贵族微子在商朝行将败亡之际向太师、少师讨教个人对策的一篇对话。这两篇文献大概都是根据了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但从内容和称“商”为“殷”等用语看来，当写成于春秋时代。

《诗经·商颂》⁽⁵⁾是一组较早的文献史料。主要内容是歌颂商之先祖的诞生和商汤的武功，是殷的后人宋国人祭祀殷祖的诗篇。《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上帝想立子，就命玄鸟降至人间，使有娀氏生下了商的始祖。这些神话诗篇是关于商族起源的最早的史料。

除此之外，《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天问》以及周秦诸子，虽然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作品，但其中也都保存了一些有关商代的零星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

《史记·殷本纪》⁽⁶⁾是记述商殷历史最为系统详实的文献。司马迁在撰述此篇时，主要的根据是《尚书·商书》和《诗经·商颂》，所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⁷⁾。后来经过王国维的研究，将甲骨卜辞中的先公先王名号及位次，与《殷本纪》中的先公先王世系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符⁽⁸⁾。由此，商代历史成为信史。《殷本纪》虽成书较晚，但记述的内容多有较早的史料根据，因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商殷历史的文献史料甚少。而甲骨文的被认识，是关于商代史料的空前惊人的大发现，使商代史料缺乏的困境赫然改观。

商朝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及其附近的二十多个自然村。⁽⁹⁾很久以前，当地农民犁田时就不断发现有刻辞的甲骨，他们将其作为药材卖给药店，称作“龙骨”。有字的往往被刮去，有的骨头被碾成细粉做“刀尖药”出售，用以止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在用药前审视药物时，偶然发现了这种刻在“龙骨”上的文字。王氏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和古文字。他立即派人往药店买来了全部字骨，访明来历，并继续搜求，使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被发现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种古文字，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自盘庚迁殷至殷纣灭亡二百七十多年之间，殷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物。殷人是非常迷信的，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幻都要占卜。每逢癸日要卜旬，每晚要卜夕。占卜使用龟的腹甲、少量的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在甲或骨的反面整齐地施以钻凿，用时向凿处加火灼之，另一面就破裂成兆纹，称为“卜兆”，根据卜兆判断吉凶。卜完之后，将所问的事和占验的结果刻在卜兆之旁。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记卜问的时间和贞人的名字）、命辞（记向卜龟提出的问题）、占辞（记根据卜兆所作出的吉凶判断）、验辞（记占卜之后应验的事实）。除卜辞外，还有少量的记事刻辞，在记事刻辞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入龟和攻治卜用甲骨的记录⁽¹⁰⁾。还有一些人头刻辞、鹿头刻辞、牛头刻辞、虎骨刻辞等，记载了捕获战俘或猎取野兽的战果，作为战利品用于向祖先献祭。就目前已发现的甲骨而言，甲骨文字有四千个左右⁽¹¹⁾，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的内容涉及殷人的经济生产、政治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阶级关系、军队、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医学等。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余年。出土甲骨文十多万片⁽¹²⁾，其中包括民间私藏传世的甲骨和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及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的甲骨。这些甲骨，凡有文字的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科学发掘所获，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和同出的器物，其史料价值更高。同时，考古发现的陵墓、建筑遗址、遗迹和其他出土遗物，对于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甲骨实物，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内，广布于中国内地四十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有少部分流落到国外，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典、瑞士、法国、比利时、新加坡、韩国等十二个国家。国内外所藏的甲骨，内容重要的，绝大多数都已发表。从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问世以来，目前国内外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刊已达二百余种⁽¹³⁾。

甲骨文著录书的不断出版，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甲骨文不是殷代唯一的文字，而是殷代应用文字的一种。殷代的应用文字，大部分应该是刻写在“典”“册”之上的（如前所述），此外殷人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陶文内容以单字为多，多是陶器烧前刻在器物口沿、肩部、腹部、足部等部位。除河南殷墟以外，江西清江、河北磁县下七垣、藁城台西村、邢台曹演庄、河南郑州二里冈等商代遗址和陕西周原都发现有陶文，内容为数字或符号、族名、人名、记事、卦辞等⁽¹⁴⁾。商代有铭文的玉石器近百件，字迹可辨认的约三十件，主要出土在安阳殷墟。玉石文字多为契刻，少量是书写的。玉石文字内容简短，主要为族名、祖先名、卦辞或涉及战争、祭祀、赏赐等文字⁽¹⁵⁾。较陶文、玉石器和骨角器铭文而言，铜器上的铭文内容更为重要，数量也更多。因此，殷商铜器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也是有关商史的重要资料⁽¹⁶⁾。

早在北宋末年，有关商周古器的专门著作就有十几种。这些书多摹有图像、铭文，并对器名、文字作了考释，有的还注明出土地点或藏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该书著录了四件殷代铜器：乙鼎、兄癸卣、足迹罍、亶甲觚，并注明得于“邺郡亶甲城”或“亶甲墓旁”。所谓“亶甲城”或“亶甲墓”，都指“殷墟”所在。此外，在王黻等《博古图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也都录有商器，可能是宋代殷墟出土之物。

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获得进一步发展，著作繁多，其中有关商周时期的著录不下百种。如：吴式芬《捃古录金文》著录了戊辰彝、庚申父辛角、般等商器，而且摹刻精善，在木刻金文中为最佳者。近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殷周四千八百三十一器，凡传世铭文大致完备，搜罗宏富，鉴别精审，印刷精良。其中所收“文父丁簋”（8．33．2）、“乙亥父丁鼎”（4．10．2）、“毓祖丁卣”（13．38．6）等都为商器。罗氏所著《殷文存》和王辰的《续殷文存》收器虽然不少，但除著名的“戊辰彝”等数器外，多属周代器物。

民国以后，殷墟古物大量被盗掘，市面散见甚多。北京尊古斋古董商人黄浚，将他经手收售的器物辑成《邺中片羽》三集，所收铜器除“蟠螭钟”形制较晚为周器外，其他都可认为殷墟遗物。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代陵墓发掘报告未出之前，此书为研究殷代铜器中比较重要的资料。

抗战前，前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发掘殷代陵墓，出土了一大批有铭铜器，仅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第十次发掘，就出土了成形铜器一百二十四件，完整的在半数以上，精品二十七件。这批铜器不仅数量大，而且都是通过近代科学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史料价值较高。对这些殷人遗物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鉴别殷代铜器的可靠标准。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飞跃发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969年5月至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掘了九百多个殷代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有铭铜器四十三件，多为族名金文，每器铭文一二个字，不同的图文近二十种，是研究殷代族氏的重要资料⁽¹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由郑振香发现并主持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出土器物丰富，组合完整，其中获青铜器近二百件，不少器上铸有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铭文⁽¹⁸⁾。这些铜器属武丁晚年至祖庚、祖甲时期⁽¹⁹⁾。

此外，在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地也陆续发现殷商时期的有铭铜器⁽²⁰⁾。这些地区距离商王朝政治中心较远，应属于当时的诸侯封国地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关于殷周金文的大型汇编——《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铭文的时限是从商殷、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截至秦统一以前，铜器采自宋代以来各公私藏家、海内外主要博物馆和各地新出土或采集的有铭铜器。经去伪存真，分类整理，共发表有铭铜器一万三千多件，铭文近十万字。商代有铭铜器尽在其中。资料的采集截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六卷，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张亚初历经六年完成了《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归纳出金文字头四千九百七十二个，为使用《殷周金文集成》这部巨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后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全四册，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对1985年以后新获的有铭铜器做了补充。其后刘雨、严志斌又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

殷代铜器铭文多比较简短，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记做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无过五十字者。

和十多万片甲骨文比较，殷金文和其他铭刻数量少，内容所涉及的方面也有限。所以甲骨文对研究商代历史来说，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字史料，也是最丰富的史料宝库。下面仅就已著录的甲骨文著录书，按“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和《甲骨文合集》三个部分择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