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

第一节　概况

周代（包括春秋、战国，下同）是我国开始有文献史料传下来的第一个历史朝代，当时设有各种史官，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论和事迹。这种制度当沿自商代，但没有商代原始史料作为历史文献传下来。甲骨卜辞到清末才作为考古文物出土，商代其他几篇文献，都是经过周人加工改写才在《尚书》中传下来的。到了周代，才有当时书写在竹简上的文件，到秦汉之世以隶书移写传下来。

周代传下的文献，一部分为有意垂示后代的史官记载，它撰写的目的就是作为历史的鉴戒，即《汉书·艺文志》所说“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它类似后世封建王朝的记注工作，后来又发展出修史工作。《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两处虽然把左右史的职掌刚好说得相反，但反映了古代的史官随时记录着统治者的“言”和“事”。这是我国古代在历史记载方面独步于世界的突出表现，全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没有像我国这样几千年持续不断、继继绳绳地形成和积累了这么丰富的有系统的历史著述和资料。而这主要靠有一套记注和修史的史官制度。这一套制度基本奠定于周代，不过可能没有后世那么粲然大备罢了。他们当时写成的史料必然不少，但传下来的不多，其中传到现代的，关于“记言”方面的典型文献就是《尚书》和《逸周书》（其中如有记事的，多非当时原件）；关于“记事”方面的典型文献就是《春秋》，后来在晋代还出土了《竹书纪年》，都是编年纪事书。

上述这两种史官记载在早期都称为“书”。先秦文籍所引“《书》曰”，除了指《尚书》的篇文外，还用以称引其他记载的文字。《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说文解字·叙》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较晚的吴澄则在《书纂言》里解释说：“‘书’者，史之所录也。”《墨子·贵义》说“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就是指这种史料。

除此之外，当时统治者还特别注意礼、乐。“礼”是关于政治制度、人伦关系、行为规范、典礼仪式等等的总称。当然它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只把“仪”方面的活动称为礼，后来才扩展到政治制度、人伦关系、行为规范等等上面去。繁文缛节的很详细的仪节单，以及有关的文字记述，就是最早的《礼》。西周的《礼》的原本已不能看到，从《尚书》的《金縢》和《顾命》等篇和一些金文中可以看到西周确有一套完整的礼制，不过后来又逐渐发展变化。现在看到的《礼》书，大抵传自春秋、战国，有些还整理厘定于汉代。“乐”则是他们举行各种典礼、纪念活动、应酬宴会时所一定要演奏的。虽然当时应当也有乐的本本，但还不能用乐谱记录乐曲，所以乐无法流传下来；能传下来的只是乐歌，这就是所谓“雅”“颂”一类的诗，加上民间歌唱的反映社会生活被称之为“风”的诗，至迟春秋时就有西周《诗》的集子流传了。这两项中，“礼”是关于制度规章性的东西，相对来说，是静态的；“诗”则往往是歌颂或讽刺某个人物、咏赞某项历史活动的作品，大多数是动态的历史纪录，它可以直接反映历史事件。

因此，《诗》和上述的《书》，就成了周代主要是西周的重要史料。其中《尚书》里面的西周诸诰是周代前期直接的政治史料和思想史料；《诗》里面的《雅》《颂》《豳风》《周南》《召南》以及其他国风则多是西周的政治史料、思想史料和社会史料，《礼》的某些部分当保存有西周传下来的典制史料、社会史料。

卜筮是当时统治者决定行动的主要手段，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卜筮。卜筮的书成了当时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因此也是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记载占卜的吉凶例证中，保存了不少过去的和当时的史事，更是重要史料。西周卜筮的书《周易》，秦代单纯地把它看成是一般卜筮书，汉代儒家开始把它列为“五经”之一，由于当时儒生的方士化，把它推崇得很神秘，把书中的八卦说成是上帝赐下的“河图”，从此《周易》作为首要“经书”，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膜拜，到近代才恢复了它原是西周重要史料之一的地位。

周王朝运用宗法组织维系着它的全部统治网。周天子作为全国的大宗，统治着各诸侯小宗；各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作为大宗，统治着各卿、大夫小宗；以下递相以宗法加以严密控制。因此周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宗族世系的问题，除了《礼》记载了有关的理论性或规定性的东西外，还有具体的记载世系的谱录牒记之类。但《历谱谍》《谍记》这类书没有传下来，司马迁撰《史记》时还见到，在一些篇里加以采用。世系材料后来汇集在战国时最后写定成书的《世本》里，传至唐代已有残缺，到宋代完全散失，高似孙曾加以辑录，无传本，清人则有好几家辑本。这些也都是周代重要史料。

以上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主要是西周的一些文献史料的简单情况。

到春秋之世（以至战国之世），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较前加广，原来把“书”作为史官记载的共名，已不适应了，于是出现了一些不同体裁的不同名称，而把“书”缩小为只是“记言”的专名，而且已有按王朝分别称用的《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出现（春秋以至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其他与“书”并用的不同体裁名称，除上面提到的“世”（如《世本》）“谍”（如《谍记》）之类外，还有“语”（如《周语》《齐语》《楚语》等，汇编称为《国语》）、“志”（如《周志》《军志》等），等等。而对于编年纪事书，各国也分别用了各自不同的专名，如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梼杌》等。《墨子》把它们综称为“百国《春秋》”，使“春秋”一词成了这种编年纪事书的代表性名称。所有这许多体裁不同名称不同的史籍，后来直接流传下来的较少，只是在战国秦汉人的著作中引用保存了一些。其本身较完整地传至今日的，除上面已说的《春秋》等书外，只有《国语》《左氏春秋》等少数几种。

到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写出了不少专门著述，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成了现在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而他们当时都想用自己的学说来说服别人，说服的方法就是拿出古代的历史来做证据，因此竞相搜集古代文献资料。但他们竞相立说的本意只是要向前看，给社会治病开出新药方；“向后看”只是他们的一个手法，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古人替他们背一块“黄金时代”的招牌。就是说，只要这些资料为自己的学说服务。有些文献和自己观点不一致时，他们就随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写；如果没有符合自己学说的古史文献时，他们就干脆自己编造古史，这就是所谓“托古改制”，因而在这时期也就出现了不少关于古史的传说或资料，其中包括了西周的。《礼记·曲礼》说：“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则古昔，称先王”，是他们打的幌子；他们的实质是“毋剿说、毋雷同”地任意创说。当时诸学派中主要的儒、墨两家“显学”，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都纷纷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古史。例如儒家利用旧资料编写了《尧典》《皋陶谟》等篇，又改造了当时地理学著作《禹贡》篇；墨家在《墨子》一书中也谈了不少“古圣王”、“虞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历史和故事。《韩非子·显学篇》揭露他们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所以这个时期除了诸子百家著作本身作为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外，又出现了许多关于春秋战国以前的古史传说或资料。很多西周史料本来靠春秋战国时期著作如《左传》等传了下来，现在更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加工编造的三代包括西周在内的史料。

战国之世，除了各国都有的各种史职的著作（这些多已不传，传者主要有《战国策》）、百家争鸣的诸子著作（这些传下者相当丰富）之外，还有下列一些：

（一）礼家（实即儒家中以礼为业的一派）的著作，如整理春秋时所有官制材料加以系统化组织而成的《周礼》，以及后来由汉代编成的《礼记》和《大戴记》有关说礼的文章。

（二）地理家的著作，即上面提到的《禹贡》。这部书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疆域算作天下，而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其区域成九州，并定出各州的特产作贡物，又根据土地肥瘠来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地理作一理想式的规划，是当时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是当时独步于世界的科学撰作，是战国时很有价值的一篇史料。此外还有记载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和古史故事传说而实际反映当时地理情况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和《逸周书·王会篇》等重要地理文献。

（三）反映当时海外交通发展刺激而产生的邹衍大九州、小九州的学说等。

（四）当时天文历算学家的著作，如反映当时恒星和行星观测水平的《甘石星经》（甘德《天文星占》和石申《天文》的合称）。

（五）医学著作。

（六）影响后世文学至巨，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楚辞》，更是战国时期代表南方思想、文学艺术的重要史料。总之当时是著作繁荣的时代，原是有着丰富的史料可以传下来的。

但丰富的史料，经常受到自然的和人为的摧残。由于当时的史料主要是用竹简书写（也用帛书写，但帛较昂贵，使用较少），而竹简容易腐坏，大概经过二三百年就没法再传下去。流传下来的《春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它原是鲁国史记，当然应从伯禽封鲁开始，但现在看到的《春秋》，却从一个距伯禽已七代的鲁国第十四位国君鲁隐公开始，显然是伯禽以后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以后整理时已经毁灭了；就是隐公以后竹简也损毁不少，例如书中有“夏，五”（桓公十四年）、“冬，郭公”（庄公廿四年）等文，显然都是毁损残断的现象。关于人为的破坏，就是统治者的有意摧残。例如《孟子·万章下》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年表》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到项羽焚咸阳，《秦记》和博士官所职守的《诗》《书》百家语也都烧光了。所以自西周到战国之世虽有丰富的史料，却遭到了彻底性的毁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把自己专业的文献偷偷藏在屋壁里，侥幸保存下来，但那是百不存一的。

大体说来，春秋时期文献史料种类较少，但有重要的史书《春秋》和《左传》《国语》在，这一历史时代就以《春秋》这一部重要史籍而得名。战国时期的文献史料比较丰富，但较杂乱，而且大多数史料所涉及的史事不像春秋时期那样有明确的年月可稽。而《左传》与《战国策》之间相距一百三十余年，空无史籍，故反映春秋战国之交的史料比较贫乏。

到了汉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统治者重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以国家的力量广泛搜集整理汉以前的文献史料。于是先秦残存的文籍逐渐出现，汉代的学者就成了我国第一批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人。凡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周、春秋、战国的史料，基本都是经过汉人搜集、整理和解释（当时称为“传”“说”），才流传下来的。这是西周到战国时代文献史料的一个特点。

既然所有周代文献史料都是经过汉代学者整理传释后才流传下来的，那么附丽于这些史料的，首先是汉代的传注解说。不过汉人缺乏科学观念，在阴阳五行说的信仰之下，所作的解释处处反映他们时代的思想特点（今文家尤其这样），但文字训诂及制度名物方面的解释（古文家比较侧重这方面），仍是颇有价值的。自汉以后历代不断有人做这些工作，有些往往比汉人注释的科学性要强，其中隋唐的一些人往往利用了后来已失传的有关文籍，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有关周代的史料。

汉代以后又有不少人对古史做编纂工作，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有态度较谨严、科学性较强的，能忠实地利用过去史料。如《史记》《汉书》等巨著，它们比较诚实地运用各历史时期的史料。《史记》中保存了大量西周至战国史料，《汉书》中的表、志及少数民族列传等篇也多保存这时期的史料。但时代所给的影响仍是有的，如《汉书·律历志》中就有刘歆学派所加工编造的叙述古史系统的《世经》，它所编造的古史系统一直支配着后来的古史著作。而汉代的纬书提出了大量关于古史的虚构的说法，这些说法也很有力地影响后来的一些有关古史的专著，对正确地研究古代历史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像三国时谯周的《古史考》，晋初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承用一些古史资料，更主要的是按照汉代《世经》和纬书等的编造，加以自己的臆说，提出了杜撰的古史体系。《帝王世纪》给共和以前远古各代帝王都安排了具体的年代，淆乱了后人对古代史料（包括周代）的认识。

到宋代又出现一些叙述古史的著作，如司马光《稽古录》卷八至卷十一，刘恕《通鉴外纪》卷三至卷十，都记西周至战国史事，还有苏辙《古史》、吕祖谦《大事记》、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等，虽所叙古史也常从汉人之说，但使用史料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而且其中有些史料现在已经失传了。另有胡宏的《皇王大纪》，用邵雍《皇极经世》所杜撰自尧至五代的编年，叙盘古到东周末事。又罗泌《路史》详引远古传说，其《国名纪》分列古帝的后代及周世各国的族姓资料。此三书风格同于汉代纬书，但《路史》中有一些资料，往往可与今日所考得的古史情况略相合，可知罗泌必曾利用过宋时尚存之古史资料。这些史料今已不存，就靠这书窥见一二。

清代开始以较科学的态度整理古史资料，对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文献，以文籍考据之学进行整理，比前大有进步，使我们今天利用这三个历史时期史料时得到不少便利。其中综合整理古代史料较著的，有马骕《绎史》，但只有搜集功夫，而缺乏批判精神。

清初对古代史料以批判精神进行整理的有姚际恒，他遍疑群经，写了《九经通论》，对每一部被奉为经典的古籍进行疑辨，又写了《古今伪书考》，把他认为不可信的典籍都进行了疑辨，使人知道不要盲目信从古代文籍。后来又有崔述的《崔东壁遗书》，以“考信于六艺”为标准，即以“经书”为标准，来定历史资料之是否可信。他分别将原资料汇集，以经文传文为主，其他古籍材料合者并列，不合者另列“备览”（可疑书中可信的资料）、“存疑”（可信书中可疑的资料）、“附录”（事不可疑但其时不可详者）、“附论”（虽非纪实之文但其理合于史实者）、“备考”及“存参”（虽属后世纪事与后世言论而足证古史者特“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诸项目。虽然他采取的标准以经书为断仍是拘于成见的，但他能对众多的古代史料以批判精神作了整理，区别其可信和可疑之处，启发了现代“《古史辨》派”考辨古代史料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批判地使用古代史料来说，其作用是很大的。

清代对古代典章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生产诸方面的史料进行整理汇集工作的，一般继承“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精神，也做出了成绩，除“续三通”之类外，大抵主要集中在研究《三礼》的工作中。最早的是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有草创之功。最著名的是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按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分，实际是古代一切制度的资料汇编，对研究周代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非常有用。起同样作用的还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和林昌彝的《三礼通释》。此外清人很多治《礼》方面的著作也多可参考。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系统整理《春秋》和《左传》史事，也整理了春秋这一时期的许多典章制度。

西周、春秋、战国的年代问题和地理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西周共和以前无年代记载，以致聚讼纷纭；《战国策》所记都是片断史事，大都不著年月，时序不明；至于地理地名古今差异甚大，分歧更多。清人对这些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搜集整理了不少资料。大抵这两方面各有数十种之多，对我们运用这时代史料很有用处。

清代还有不少人做古史文献辑佚工作，其中以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人所辑佚书较多，可以利用它们来查找有关西周到战国散佚的史料。

总的来说，西周、春秋、战国当时所产生的文献史料是基本史料；汉、晋以至宋代的有关历史著作，可作为参考史料；汉以来的许多传注考释以至清代的整理成绩，则提供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研究资料。

除了文献史料之外，还有应予充分重视的考古文物史料。远在汉代，郡国山川往往有鼎彝出土，已有学者治其文字。到宋代开始了金石之学，一直相沿到清代，搜集和整理了大批金石文物。清代晚季的扬州学派，开始把金石文字从玩赏对象提高为证经证史的研究资料。到近代考古学发展，甲骨文、金文、石刻以及竹简、帛书等等的不断发现与研究，达到新的科学水平，给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文物是埋藏在地下已两千多年的当时原始作品，其可靠程度较流传已久的文献要高，它能证历史记载或传说的真伪，也能证流传文献本身的真伪，能作为论断古史的有力证据。但和文献史料相对来看，它们都局限于较狭隘范围之内，其本身多是孤立的，片断的，不具有连贯性的，是不直接反映历史活动和意识活动的全过程的，有赖于具有系统性的文献史料来帮助正确认识它。往往离开文献，就无法认识文物的作者及有关人物，它所记事件与什么历史事实相关联，应是什么历史时期的产物，等等。而且文物史料的产生者（如墓主、作器者之类），多是古代社会中的个别人物，不论是多大的贵族，总不像当时国家政权、当时王朝最高统治者那样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因此它必须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使用，才足以说明历史问题，有助于研究历史。

西周重要文物史料，是西周金文和新出土周原甲骨文。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丁山、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张政烺等提供了珍贵研究成果。春秋、战国重要文物史料，除了金文，还有竹简、帛书、石刻等。近代学者也有不少研究贡献。

所有以上文献史料和考古文物史料，都需要以文籍考辨学的方法进行“批判地审查”的工作，然后才可应用于各自历史时代的研究工作上去。那些参考史料和研究资料，如果正确运用，也能给有关研究工作以重要帮助。

现将关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各种史料按下列四项分别录列：

（一）西周至战国文献史料；

（二）汉代以下有关周代的文献史料；

（三）清代对周代文献的整理研究资料；

（四）有关周代的考古文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