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流传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晋人傅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小序说：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抄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滥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