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孙子》中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思想在先秦军事专家的兵法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战争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它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也反映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那就是辩证法。

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军事科学也越来越发达。有许多有关军事的著作积累下来。

《汉书·艺文志》把这些著作分为四种。第一种“兵权谋”，这是有关战略的；第二种“兵形势”，这是有关战术的；第三种“阴阳”，这是有关于古代军事中的迷信禁忌的；第四种“兵技巧”，这是有关于兵器使用的。在这四种中，“兵权谋”讲到战争的规律，其中反映出先秦军事家对于辩证法的认识。

《艺文志》“兵权谋”首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是春秋时代的孙武；齐孙子是战国时代的孙膑。他们都是古代著名的大军事家。现在我们所有的《孙子》十三篇，是中国最古一部讲战略的兵书。不过这部《孙子》，究竟是《吴孙子》，还是《齐孙子》，这还是一个问题。

在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很小，出兵至多车不过数百乘，卒也不过两三万人。《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乘，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作战篇》）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是春秋时期所没有的。在春秋时期，文武不分，军政不分；带兵的将帅，就是平日的卿大夫。《孙子》中所说的将帅，都是职业军人，这也是春秋时期所没有的。由春秋至战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带兵打仗也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这是一种自然的演变。照这种演变看起来，现在所有的《孙子》十三篇，是战国时代的产品，可能就是《齐孙子》八十九篇中的一部分。但这不是说，它必定是孙膑一人所著。《孙子》有一处提到“越人”（《虚实篇》），可能其中也包括有《吴孙子》的一些资料。《孙子》也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是一家的论文总集，不必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春秋战国是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孙子》总结了这个时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探讨了如何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的各种战术以及战争的规律。当时许多国家都讲富国强兵的政策，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孙子一派的兵家正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主张兼并战争，其政治倾向是和法家学说基本一致的。兼并战争在当时说来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孙子一派的兵家学说是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孙子》也像法家一样，认识到战争不是孤立，而是跟社会中其他事物有密切的联系的。《孙子》指出，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五个先决的条件（“五事”）。在五个条件中，首先是统治者必需使人民与他的意志一致，“令民与上同意”（“道”）；其次是有利的天时（“天”）；其次是有利的地理（“地”）；其次是有好的指挥官（“将”）；其次是有好的组织纪律（“法”）（《计篇》）。这五个条件包括很广。从许多自然现象以至许多社会现象，都是与战争的胜利有关系的，其中政治条件占首要地位。战争不是孤立的事情。

《孙子》认识到，战争有利也有害。它说：“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它认识到，凡事物都有利和害的两方面。它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务可解也。”（《九变篇》）利害是互相掺杂，互相倚伏的，必注意于其利，才可以提高信心；必注意于其害，才可以免除灾难。

《孙子》认识到，战争中的敌我两方是矛盾的对立面。在战争中，需要对于矛盾面的双方，即对于敌我两方，都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地形篇》）《孙子》认为，在“知彼知己”的条件下，大军事家都是先把自己的胜利条件都创造好，然后等待机会打击敌人。它说：“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孙子》的“知彼知己”的原则，毛主席在《矛盾论》及《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以很高的估价。毛主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这个军事科学的论断，“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一八二页）。

《孙子》注重从全面看问题，所以它能比较全面地看战争在社会诸现象中的地位。它能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认识战争，而不陷于纯军事观点。它认识到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用兵是为解决政治问题。所以最好是不必实际打仗就能解决问题。它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因此，它说：最好的战略是粉碎敌人向我发动战争的企图（“上兵伐谋”）；其次的战略是利用国际矛盾，孤立敌人，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其次伐交”）；再次的战略，才是用兵作战（“其次伐兵”）；最下是攻城（“其下攻城”）（《谋攻篇》）。

《孙子》也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孙子》指出：在自然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一切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子》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

《孙子》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善用兵的人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争取主动，以众击寡，取得胜利。它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战者约矣。”（同上）又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引诱敌人，使之分兵）。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孙子》认为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以种种方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就常能保持“以众击寡”，使量变成为质变，“每战必胜”。

《孙子》提出了这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则，但原则并不是死的公式。《孙子》强调原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它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正兵是从正面打击敌人的，奇兵是从侧面打击敌人的。可是随着敌形变化，正兵也可以成为奇，奇兵也可以成为正。《孙子》指出，“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一方面要认识原则，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原则，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孙子》还认为，战争胜利的条件在于事先充分估计和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因此，祈祷和求助于鬼神是没有用处的。“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孙子》在这里表现了无神论的观点。

《孙子》是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经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兵书。辩证法是一切事物底发展的总规律；《孙子》所讲的战争的规律，就是这个总规律的一部分。但是，《孙子》所讲的，还是从总结古代战争经验而得来的战争特殊规律。它没有把总规律从战争特殊规律中分别出来。它没有从哲学的世界观高度，来观察整个世界。因此它也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辩证法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这样的认识有待于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