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期法家和兵家

第一节　法家思想的阶级性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大转变中，新兴的地主阶级有两个前身：一部分地主是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一部分是由工商业者和小私有生产者上升起来的。前者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是儒家；后者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是法家。法家的人的大部分都是在当时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所推行的改革，都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

商周以来，土地都是为奴隶主贵族所有。贵族是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在这时候，贵与富是一致的；没有不贵而富或贵而不富的人。在奴隶制开始崩坏以后，私人占有土地逐渐合法化，私人买卖土地逐渐成为公认的事实。商鞅在秦国，更由国家作出正式的决定。《汉书·食货志》说：“秦孝公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阡陌”是“田间之道，南北曰阡，东西曰陌”（颜师古注）。“井田”是用阡陌把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开阡陌”就是把这些界限打通，公开承认土地可以私有，承认土地兼并。其结果是如《食货志》所说的，“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庶人”因“废井田，开阡陌”而致富；这些“庶人”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公开承认土地兼并，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这是新兴地主阶级所希望的。

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占领了坚固的阵地，在政治上就与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企图最后消灭贵族，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它的策略是利用国君与贵族中间的矛盾，拥护国君，实行中央集权，打倒贵族。国君本来是一国中的最大的奴隶主贵族，但与其他的贵族也有一定的矛盾。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有些国家的国君，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愿意与地主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可以与他相抗衡的贵族。商鞅在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吴起在楚国，告诉楚悼王说：“楚国之俗”，“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他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官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商鞅、吴起都大大地打击了秦楚两国的贵族；可是等到信用他们的国君一死，贵族复辟，把商鞅、吴起都杀死。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原来的贵族，贵而且富。他们的“富”，自然而然受到“贵”的保护。新兴的富人，富而不贵，所以他们特别需要在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李悝在魏制定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法律。据说，他“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他认为关于盗贼的事情最重要，“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网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这是共六篇的法律。其中“盗”、“贼”、“网”、“捕”四篇，主要地是保护私有财产，免受侵害。“杂律”大概是对贵族、大商人的放恣（“轻狡越城”、“博戏”、“淫侈逾制”），及高利贷过分剥削（“假借不廉”）的限制。“具律”规定法律施行时的灵活性（“加减”）。

这些措施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新兴地主阶级，一方面在政治上打击在它上面的贵族，通过法律限制旧贵族的特权，以取得政权；一方面又在法律上防范在它下面的群众，以保护私有财产。推行或者主张这些措施的人，需要有一种理论，以为与保守派和反动派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这种理论就是法家思想，它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