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计然的哲学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说：“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越绝书》作计倪，《吴越春秋》作计。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名研”。然、、倪、研，并是一音之转。裴骃又引《范子》说，计然的先人是“晋国亡公子”，作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据此，计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本人经营商业，“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越绝书·计倪内经》）。《万物录》记载各地出产的商品，是一部商业用书。照《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说的，计然也是越王勾践灭吴的一个大功臣，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可是战国以前的书都没有提到这个人。因此有人认为《史记》所说的范蠡计然，并不是两个人名；计然是范蠡所作的书名。

《越绝书》中的《计倪内经》记载计然与越王勾践的对话。（《越绝书》的资料不一定可靠，不过《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的话，与《内经》大致相同。）越王勾践准备伐吴报仇，计然告诉他，要想强国必先富国。他跟勾践所讲的就是富国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的是由国家经营商业，从中取利，同时也给农民方便。他跟勾践说：“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顺逆，可观而已。”在这段话里，主要的两句话就是“时断则循，知断则备”。（《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作：“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斗”字疑系“断”字之误。）这里所谓时，是指天时。计然认为农业的生产是受天时支配的。天时的变化有一种规律。照他看起来，农业收成的好坏，跟岁星（木星）的运行有关系。平均计算起来，有六年是好年成，有六年是坏年成，每十二年要有一个大荒年。这种循环，计然叫做“天地之反”。他说：“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怎么样预备呢？计然说：“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这就是说：一石谷值二十个钱的时候，农民就要吃亏，值九十个钱的时候，商人就要吃亏。必须把粮价保持每石八十到三十个钱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到利益。怎样维持这样价格呢？就是由国家掌握一定的货物，设官市。在粮贱的时候，官市就收买粮食，卖牲畜及其他货物；粮价贵的时候，官市就卖粮食，收买田宅牛马，积敛货物。这样就可以保持粮价的稳定，国家也可以得到五倍到十倍的利息。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计然的话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据说勾践用了计然的计策，行了十年，越国国富兵强，灭了吴国。

计然的这种经济思想，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不讲“天”，只讲“天时”。他所注意的是天时变化的规律，不是什么上帝的喜怒。他所说的“天时”，虽然其中有占星术的成分，但是，他是企图用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例如年成的好坏。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虽然时常变动，但有一定的规律；人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做事，才可以成功。他说“时断则循”，就是说，对于天时变动的规律能有所判断，就可以遵循这些规律。他又说：“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以上所引都见《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他不说“天”而说“天地”，这是很可注意的。“天”可能有许多意义，“天地”一定是指自然界。“天地之常”就是自然界的规律。“阴阳万物”、“日月星辰”、“五行”都有规律。人能遵循这些规律，做事就可成功；反背这些规律，就必定要失败。遵循规律叫做“有道”；违反规律叫做“无道”。他说，有些人想改变自然界的规律，做事“无道”，所以“贫而命不长”。

计然对于辩证法也有所认识。他说“天地之反”，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他认识到，货物的贵贱是由于有余和不足。某一种货如果不足，就是供不应求。按照价格规律，它的价就要上涨。上涨的物价刺激生产，生产多了，原来不足的货物就变成有余的了，原来是贵的物价，就变成贱的了。货物有余，就是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物价就下低了，生产受其影响，原来有余的货物就变成不足的了，原来是贱的物价就变成贵的了。计然意识到价格的规律，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贱是互相转化的。

根据贵贱互相转化的规律，他规定出他经营商业的方法。在某一种物价贵的时候，他却是看它如粪土，赶紧把它抛出去。在某种物价贱的时候，他却是看它如珠玉，赶紧把它收进来。他主张“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天旱的时候，他就知道旱就要转化为涝，所以他赶紧预备船。在天涝的时候，他就知道涝要转化为旱，所以他就赶紧预备车。这就是他所说的“知断则备”，就是说，知道遵循这些规律而对事情有所判断，就可以预先作准备。他对于事物发展的一些辩证规律有所认识，所以他做事都是争取主动，迎头赶上。

计然对自然现象的规律和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向对立面转化的法则的了解，多半出于猜测，还缺乏科学的基础。有些说法，如星辰的运行与年成好坏有关，显然是错误的。但他通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在从事于商业的活动中，看到事物变化的一些辩证的因素，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范蠡和计然虽然都有政治上的活动，但他们也都是大商人。范蠡并且经营农业和畜牧业。他们都是从实践中得到对于自然规律的一些认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新兴商人的思想。《史记》把他们列入《货殖列传》，这是有理由的。大商人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的成了地主阶级的前身。

《史记·货殖列传》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蚕出取帛絮，与之食。”白圭的这种思想，正是继承范蠡和计然的。李克（李悝）成为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白圭在当时与李悝齐名，同样成了社会上的重要人物。

这个时期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对旧的奴隶制度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出现了范蠡和计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和维护奴隶制的传统的宗教世界观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