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哲学史（古代和近代）发展的形式

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个阶段。中国哲学史的绝大部分也是封建社会的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基本上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素朴的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发生在各部门的实证科学还没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统一的“学术”，哲学也包括在内。在这个时候，唯物主义以没有充分发展的自然科学作为它的基础，因此带有素朴的性质。那就是说，它主要的是出于哲学家们的猜测或设想，还没有巩固的科学基础。

第二种形式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发生在资本主义时期各部门的实证科学已经相当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各部门的实证科学已经从统一的学术中分出来，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个时候，唯物主义就以相当发展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而得到比较稳固的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其中的哲学发展的形式。在1840年以前，中国原有的唯物主义基本上都是第一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素朴的唯物主义。跟它对立的唯心主义也是直观的。

在哲学史的发展，还没有经过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的时候，辩证的观点是一种很自然的观点。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之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这样我们首先看到一个整体的图画，在其中个别部分还多少是被隐蔽着的；我们对于运动、过渡和联系，比较对于什么东西在运动、在过渡或在联系要更注意得多。）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的。”（《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十八页）

辩证的观点也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的表现。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人类理性的活动。他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悟性和理性。悟性的活动是比较低级的。如归纳、演绎、抽象、分析、综合和实验，都是悟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人和其他高等动物所共同有的，只是有程度上不同而已。恩格斯说：“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于他们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可是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八五页）恩格斯在这里只说到佛教徒和希腊人，其实在中国哲学中，辩证法的思想是很丰富的，绝不下于佛教徒和希腊人。

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辩证法的发展，也有两种形式。恩格斯说：“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在天然生长的纯朴中出现。”还没有被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困扰”。希腊的哲学家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和分析——还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逐一地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于希腊人乃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它在以后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见解。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以后一切形而上学的敌手的优点。如果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二五至二六页）

恩格斯又说：“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和德国自然科学特别接近，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然而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辩证法的纲要。”（同上，二十六页）辩证法的这种形态也是“与自然科学特别接近”。17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本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为基础的。到了19世纪，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同上，一页）。这就是说，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它必然地向着它的对立面（辩证法观点）转化。德国古典哲学使科学与辩证法相接近。这样的辩证法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科学为基础，因此也就不是完全自发的了。但是，恩格斯也指出：“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回复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自觉地运用辩证法。

因为中国社会并没有正式地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所以中国哲学史中，在1840年以前，中国原有的辩证法也都是自发的。跟它相对立的形而上学观，也不是跟近代的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跟上文所说的希腊哲学一样，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缺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点。

中国社会至19世纪中叶才开始进入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在此以前的中国历史是古代史。在古代史时期的中国哲学也必然是古代的。但古代哲学也有其为后来资产阶级哲学所不及的一方面。列宁指出，希腊哲学的精神是“素朴性、深刻性、转化——变幻”（《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八九页）。又说：“古代人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其天真质朴来说，有时简直妙不可言。”（同上，三八七页）中国古代哲学的自发性也带来了“素朴性、深刻性、转化——变幻”，以及“妙不可言”的“天真的质朴”。

黑格尔说：“在各民族的不发达的、原始的状况下，语言比较丰富，——语言随着文明的进展和语法的形成而逐渐贫乏了。”列宁在这段话的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同上，三四六页）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但从某一方面看，他也认识到古代语言的一些情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名词可以表示几个概念；因此一个命题可能有几种解释。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老子》。它讲到了很多的哲学问题，可是只有五千字，在《老子》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这是它的缺点，但也因此，读起来使人有“文约义丰”的感觉。后来文法形成，语言明确，一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使人有“贫乏”之感。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事实，似乎无需多说。但因为不注意这些事实，在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就容易发生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把古代哲学近代化，把古代哲学解释成近代哲学的样子。列宁在批判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时候，谈到这种倾向。列宁指出拉萨尔“牵强附会地把赫拉克利特说成黑格尔的样子，从而破坏赫拉克利特的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同上，三九六页）。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应该避免的。

恩格斯说：“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著者写这个著作时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二十六页）列宁说：黑格尔“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的名下”（《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二七二页）。

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代哲学，不能或不可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把古代哲学讲成现代哲学的样子，是一回事，对于古代哲学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对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应该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但是我们不必也不可以把它先讲成黑格尔的样子。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原始共产社会完全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决不会把原始共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混为一谈。科学的哲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历史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把古代哲学讲成近代哲学的样子，正是跟这种任务相背驰的。

“哲学发展的特点就在于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发展，从哲学中逐渐分化出各种实证科学。因此，由于各种实证科学底发展，哲学的范围不断地缩小了（顺便说一句，这个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欧洲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六页）这种分化，到资产阶级社会才十分显著。在古代，哲学跟其他知识部门，还没有分化。“古代希腊人的哲学观点是与自然科学观点、政治观点密切纠缠着的。”（同上）中国古代哲学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无论是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阵营，他们的哲学观点是跟他们的社会、政治、伦理等观点，紧密地相联系的。因为中国历史的古代特别长，所以这种“紧密的联系”也特别显著。

这种情况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带来麻烦也带来便利。因为有如上面所说密切纠缠，所以在分析有些哲学家的哲家观点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由此也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来，他的哲学观点是如何通过他的政治、伦理等观点，为他的阶级服务。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化。可是，在还没有正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已经使中国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无力的。在近代的初期，反映它的要求和愿望的哲学，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观点，但也混杂了很多的封建哲学的成分。

由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也由于近代时期的特别短促，所以在近代虽然有资产阶级出现，但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但和古代哲学比较起来，它还是带有不少的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摆脱素朴的和自发的性质。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