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答问之二（三十一年一月）

《星期评论》第三十八期载有孙雄曾先生所作拙著《新理学》书评一则。孙先生所提出四点，兹分别解释如下。

一、孙先生所谓感觉概念，不知是指感觉底（形容词）概念，或感觉的概念。感觉底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底名词。因为概念都是理智底，都是可思而不可感觉者。感觉的概念，即感觉之概念，亦是理智底，并不是感觉底。此犹如动之理并不是动底，变之理并不是变底。由此方面着想，我们即可知红的概念，虽涵蕴感觉，但并不是感觉底。感觉是一种具体底事物，是不清晰底。但感觉的概念或概念之涵蕴感觉者，则有清晰底内涵与确定底外延。一个人所有底红的感觉，是不清晰底，但红之概念则有清晰底内涵与确定底外延，孙先生说“红”“甜”等概念与“方”“三”等概念应有分别。这是可以说底。其分别即在“红”“甜”等概念涵蕴感觉，而“方”“三”等概念并不涵蕴感觉。但因“红”“甜”等概念涵蕴感觉，即以为其是感觉底，即以为没有与此等概念相当底理，这似乎是错误底。孙先生说，“‘完全底方’‘完全底三’我们可以说，但‘完全底红’‘完全底甜’不可说。我们根本就不能界说红与甜”。“完全底红”“完全底甜”为什么不可说？大概是因为“根本不能界说”的缘故。但红与甜果根本不能界说吗？在《新理学》中，我说：“我们说，红色是某种长度光波刺激某种眼，有此某种眼者所感觉之颜色。”（第七章第五节）这似乎也可算是红的界说。其中几个“某种”的字眼，似非界说所宜者。但我们很可以换上几个别底字眼。无论如何，我们似乎不能说，红与甜“根本”不能界说。孙先生说：“几何学上方之界说，即是对于方之所以为方者之思。”红与甜既非“根本”不能界说，则红之所以为红者，亦非“究竟不可思”。既可思，则亦可说。孙先生说：“譬如我说‘这是方底’，若有人问何以知道这是方底，我可以告诉他如何如何所以是方底之理由。但如我说‘这是红底’，而有人问何以知道这是红底，我却不能同样地告诉他如何如何所以是红底之理由。”照我的看法，我说“这是红底”，别人若问何以知道这是红底，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感觉这是红底。若有人问何以知道“这是方底”，我的回答可不提及感觉。但有人问何以知道这是红底，则我的回答，必提及感觉。因为红之理本来涵蕴感觉。但这并不是说红之理是感觉底。孙先生说：“对于方，我们不独在见方底物时知此物是方底，即离方底物时亦知方之所以为方者；但对于红，我们只在见到红底物时知此物是红底，离红底物时便不知红之所以为红者究竟为何。”此所谓知，不知是指概念底知，或意象底知。若指概念底知说，则红既可界说，则即离开红底物，亦可有对于红底知。若指意象底知说，终身没有见过红底物底人，不能依所谓红的界说，而想象红是什么颜色。但终身没有见过方底物底人，似可依所谓方的界说，而想象方是什么样子。这其间的不同，也是由于红之理涵蕴感觉的缘故。

感觉的理或概念，并不是感觉底。情感的理或概念，亦不是情感底。情感或是漆黑一团，如孙先生所说，但情感的理或概念，则与别底理或概念，同样清晰。我们说，艺术的本然样子是未表现底艺术。此未表现并不是说，它在艺术家的心中，尚未表现出来，而是说，它是本然底，不是实际底。孙先生说：“作品的好坏只是表现之真切与否底问题。真切是对意象而言，不是对所谓本然样子而言。”我也并没有说，真切是对本然样子而言。用孙先生的话说，作品既有好坏，则表现的真切不真切，必有程度可分。其可能底表现最真切底作品，即是理想底艺术作品，亦即是我所谓艺术的本然样子。这就是创作家所依照者，亦即是批评家所援引者。

二、孙先生于此段所提问题，在《新理学》第二章第六节中已有解答。现在书极难得，为便读者起见，兹抄《新理学》一段如下：“以上所说，皆是就逻辑说，不是就事实说。就事实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程朱如此说，我们亦如此说，哲学中之宇宙论，如讲及所谓世界之原始等，皆是就逻辑方面说，不是就事实方面说。换句话说，皆是将我们所说‘无极而太极’之过程，于中间随意切断一处，就此切断之处，看实际底事物是如何有底。此或与人以印象，以为其所说乃系自实际底世界之开始说起。其实实际底世界是无始底。因此我们不能问：气于未依照动之理之先，应是未动，未动何以能依照动之理？又何能依照存在之理？在事实上，气自无始以来；本来即依照存在之理而存在，依照动之理而动。犹如一连环，就环说环，我们说它们是两环，但是我们不能问，它们是什么时候连起来，及如何连起来？因为事实上它们是本来连起来底。”若用佛家的话说，我们不说无明是“忽然念起”，而说“无始无明”。

三、孙先生说：“冯先生把事实上存在底与思想上可能底混为一谈，概称为‘有’，即以凡可称为有者总成一类，名曰真际。”把一类的事物看成一类，并不即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如果所谓混为一谈的意思，是说它们在任何方面都是完全一样。我们说：人与狗同是动物，这并不是说，人即是狗。所谓“有”的涵义，是极空泛。其空泛是当然底。一类名的外延愈大者，其内涵愈少。“有”或真际之类，是最大底类，当然所谓有或真际的涵义，是少之无可再少底。涵义虽少，但并不是不确定。孙先生说：“若真际果能以类底观念看为一类，则此类便是一个有；而此有已离真际而生，即不在真际中，故不能谓真际已包括凡可称为有者。”我以为类并不能离开其分子而另有有。所谓有某类者，即是说有某类之分子。所谓零类者，就是说，没有那一类。所以不能于真际之外，另有一真际类。真际类就是真际。或可说，凡有者，必依照有之理。有之理必在有之类之上。如此则有之类亦不能包括凡可称为有者。于此我说：有之类的分子涵蕴有之理并合乎有之理。有有之理。有之理既有，则有之理亦在有之类中。它涵蕴并且合乎它自己。如此说，似乎亦没有什么矛盾或困难。例如我们说：一、二、三是三个数目。照有些逻辑家的说法，三个数目之三，在层次上高于一、二、三之三。照此说法，则可以有两个三，以至于很多底三。不过我们若不是唯名论者，我们至少在形上学中不能如此说。若三不仅是个空名，则只有一个三，不能有两个三。三个数目之三就是一、二、三之三。在“一、二、三是三个数目”这个命题中，一、二、三之三涵蕴并合乎它自己。我于此说“合乎”，不说“依照”。一个理可以合乎另一理，但不能依照另一理。说“依照”，则即有动的意思。动则即有“气”的成分。说“合乎”，则无此等意思。

孙先生说：“‘李鸿章’与‘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在逻辑上讲是很不相同底东西。对于‘李鸿章’能说存在不存在；对于‘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无所谓存在不存在，只有真实不真实。李鸿章生时，‘李鸿章’诚然存在；但于李鸿章死后，‘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不过我们可以说它，永远可以说它而已。可以说底不就是存在底。”于此我说，我没有说过“李鸿章”与“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是很相同底东西，我不过说他们都存在而已。孙先生说：“对于‘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无所谓存在不存在，只有真实不真实。”不知所谓真实，是什么意义？照我所了解者，所谓真实的意义就是存在。在《新理学》绪论第四节中，我说：“有实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是实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不必虚。”既是真又是实者，就是实际中存在底事物。孙先生说：“可以说底不就是存在底。”诚然，诚然。孙悟空是可以说底，但孙悟空并不存在。李鸿章亦是可以说底。李鸿章现在虽亦不存在，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子虚乌有，如孙悟空然。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曾经有孙悟空之仙之事实”不存在，而“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则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孙先生如果说：“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只是可说而已，则我不敢苟同。如果他说：“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是可说，而又是真实。则我并不反对。因为照我的了解，真而又实底事物就是存在底事物。

四、十一页所有之图，只表示何以实际涵蕴真际，而真际不涵蕴实际。书中已说明：“就此图所示者说，则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者，亦对于实际有所肯定。但其对于实际所肯定者，仅其‘是真际底’一方面而不及其‘是真际底’外之他方面。例如对于动物有所肯定者，亦对于人有所肯定。但其对于人所肯定者，只其‘是动物’一方面，而不及其‘是动物”外之他方面。”图只是表示此点。此外因图所引起底误解，诚如孙先生所说，“当然不是冯先生的本意”。《新理学》中有图有说，我希望看图底人，不只注意于图，而且注意于说。

孙先生所提出底几点，都很有哲学底兴趣。孙先生说：“冯先生在这本书里发表了一个哲学系统，这可说是程朱理学在《新理学》烛照下之重光。”孙先生的过誉，我虽不敢当，但亦颇愿引以自勉，并向孙先生道谢。一个哲学系统，若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社会力量，它必是从一个社会的历史生出来底。必须是如此，它才能有鼓舞群伦的力量，而不仅是研究室里讨论底义理。然而它又须不仅是历史上底一个系统。若果如此，它又只是历史上底陈迹，亦不能有鼓舞群伦的力量。我希望新理学能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重光，一方面又是一个现代底哲学系统，如孙先生所说者。它是最新底，同时亦是最旧底。如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惟其如此，它才可以继往开来，鼓舞群伦。就《新理学》之为哲学系统说，小节上诚然还有应该补充修正之处；就《新理学》一书说，在写的时候，真可以说“字斟句酌”。但现在看，其中字句欠妥之处亦并不少。所望讨论益多，则阐发益详，庶几以道统之重光，济民族之复兴，愿与批评讨论者共勉之。

附复孙雄曾先生书摘要（三十一年一月十二日）

（一）感觉是不清晰底，何以“红”“甜”等概念，是清晰底？此理由在于凡概念都是清晰底。如了解动的概念不动，变的概念不变，即可了解不清晰底感觉的概念，何以是清晰底。所谓“红色波长无一定值”者，大概是说：在一定限度之内底长度底光波，皆可使人有红色的感觉。弟所谓“某种长度光波”，本可以指一定长度底光波，亦可指在一定限度之内底长度底光波。只要不是任何长度底光波，皆可使人有红色底感觉，弟说即可无碍。“具色觉底眼球构造，亦无一定格”，大概亦是说，其格不止一种。弟所谓某种眼，亦本不必限定其格只能有一种。只要具色觉底眼球构造，与不具色觉底眼球构造有别，弟说即无碍。先生问：“究竟我们拿若何长度之光波，若何构造之眼球，在若何情境下之色觉，而定为红呢？”弟以为红是有一定底。若没有一定，何以大家都说血是红底？问题是：使人有红色感觉者，是若何长度底光波；能有红色感觉者，是如何构造底眼球；这种眼球，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感觉红色。这是物理学、生理学或心理学，所应回答底问题。哲学只能说：某种长度底光波，某种构造底眼球，在某种情形下。哲学不能说明一个概念的内容。但此无害于一个概念是清晰底。此点若说明，则先生对于本然样子之疑，似亦可以解释矣。

（二）先生谓：尊前文所谓先后，即就逻辑底先后说。弟指出之解释，却就事实说，似所答非所问。当时误会尊指，歉甚。亦因先生用永远、忽然等名词，皆有时间底的意义，故弟有此误会也。若照逻辑说，则依照涵蕴动，动涵蕴依照，非不可能。因二者可互相涵蕴也。先生若谓：此即即动即依照，即依照即动，亦无不可。但似不可说动与依照不可分。照逻辑，互相涵蕴者，是相等，并不是不可分。亦不可说忽然念起，因为说忽然，即有时间底意义。亦不可问：这样展转相待，若何能动。因为如此问，即是就事实说。就事实说，本来是动静无端。

（三）弟近思有可作为一类看，真际不可作为一类看。《新理学》中说及真际可以从类之观点看之处，（商务版三三页三五页）均应改正。

（四）先生说：“‘曾经有李鸿章之人’真实，所以说有‘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弟则以为，因为有“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事实，所以“曾经有李鸿章之人”之命题是真底。若不是如此，为什么这命题是真底？先生说“‘曾经有李鸿章之人’是真实底，究其实，只是李鸿章这个叙述词，是存在底而已。”先生所说，大概不是说，李鸿章这三个字，在这张纸上存在。若果如此，则孙悟空这三个字，又何尝不在这张纸上存在？若说李鸿章存在，但李鸿章已经不存在了。其存在者，只是“曾经有李鸿章存在”之事实。此即弟之说也。

（五）先生在此点对于弟说底误解，似乎是生于“理之有事实底存在底”这一名词。这一名词，并非弟书中所有。在弟系统中，亦不能有此名词。因为照弟说，有事实底存在底。是事物，并不是理。凡理皆在真际中。不过有些理有事物依照之，有些理则无事物依照之而已。弟当时欲分别此二者，故立纯真际一名，此名在书中只一见，应废除之，则可免去误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