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一：新旧道德问题——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在重庆文化会堂讲

诸位先生：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要本人来讲话，预定讲三天，讲题是“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三天之中又分成三个子目，就是“新旧道德问题”、“道德功利问题”、“一元多元问题”。今天所讲的便是“新旧道德问题”。

上面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是目前一般人都感兴趣的。今天所提出来的新旧道德问题，就是一般人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从一般人的见解之中，对这问题我们可以分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道德是可变的，一种说道德是不可变的。因为说道德是可变的，于是便有了新道德与旧道德之分。常听到人说某人旧道德很高，便是属于这一种说法。说道德是不可变的人，以为古今中外，只有一种道德，当然没有新旧之分了。对于这一问题一般人的看法，大概就是这两种。今天所要讨论的便是这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见解是对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一种是对一种是错，还是两种都有一部份真理在内。

这两种不同的见解，我以为都有一部份理由的，但不能用全称肯定命题来说，道德是可变的或道德是不可变的，我的意思是：某些道德是可变的，某些道德是不可变的。并非凡是道德都可变，或凡是道德都不可变。因此，某些道德有新旧之分，某些道德便没有新旧之分了。为什么某些道德是可变的，某些道德是不可变的，这便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了。

要解释道德的可变与不可变之前，先要说明究竟甚么是“道德”。简单的说，道德是“某一社会的份子，为了要维持其社会的存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非常广泛，凡是一种有组织的团体，有公同行动的，都是社会。所以无论是一个家庭、学校或一个国家，甚至于将来的大同世界，只要是一群人有了组织，有共同的生活，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社会为了要维持它的存在，其中的分子就必须遵守一种基本规律，这种规律就是道德的规律。

刚才说到了社会是甚么，现在再要分别几个名词，就是“某个社会”、“某种社会”和“社会”。“某个社会”是就某个特殊的组织而言，譬如某个大学，或者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又如某个国家，无论是中华民国、美国、英国、苏联……这些社会便是“某个社会”。“某种社会”便不相同。过去常常听到的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我近来更常用的有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等等，这些便是“某种社会”。至于“社会”又是甚么呢？“社会”不是某个社会，不是某种社会，只是社会。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我拿出一个来看看，这倒是不成的。譬如说研究生物学，你是生物，我是生物，不过你我都是属于某种生物的某个生物。“生物”则单单只是生物。拿单单只是生物来看看，是不可能的。“社会”也是如此。单单只是社会的社会，是不能拿来看的。

上面分别了“某个社会”、“某种社会”、“社会”的不同，我要说明为甚么必须要作这些分别呢？这个分别与讲新旧道德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方才说道德是“某一社会的份子，为了要维持其社会的存在所必须遵守的规律”。这个社会必定是某种社会，犹如某人是生物，一定是某种生物，某一社会亦是如□□□□□□□□□□□□□□□□□□□□□□□□□□□□□□为了要维持他的社会的存在，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其中有些是跟着此社会是某种社会而来的，其中有些不是跟着此社会是某种社会而来的，而是跟着此社会是社会而来的。举个例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为了要维持中国这个社会的存在，中国社会的份子就必须遵守一种基本规律。这种基本规律之中，有些是跟着中国是某种社会而来的。跟着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譬如中国原来是农业社会，就要遵守农业社会的规律，如果将来变做工业社会，那末农业社会的规律也就不要，另外要用工业社会的规律了。所以跟着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现在中国已渐渐变为工业社会，过去所遵守的有些规律，势非换成另一种规律不可，在这个情形之下，于是新道德与旧道德的分别也跟着出来了。跟着农业社会来的，我们称为旧道德；跟着工业社会来的，我们称为新道德。新旧道德问题的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此。

跟“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所以发生今日大家争论的新旧道德问题。但是另有一种道德（规律）不是跟“某种社会”而来的，是跟“社会”而来的。跟社会而来的规律，那是不可变的。理由很简单，他既是跟社会而来，无论哪种社会，总还是社会。社会既总是社会，跟着“社会”而来的规律，自然也不能变了。所以某一部份的道德是可变的，某一部份的道德是不可变的，其理由即在于此。

中国有句古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意思是只要天不变，道德也就不会变，如果天会变那当然不说了。照这样说，未免太肯定了一点。其中也不免有毛病：道德不是全部不变；其中有些固然不变，有些还是在跟着某种社会而变的。要是只要天还是天，人还是人，道德总是这一个道德，那末今天也不必来讨论新旧道德问题，新旧道德问题也根本无由产生了。

各位也许要问哪些道德可变，哪些道德不变呢？我想可以举个例来证明。

现在先说一些不变的道德：

就用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我国古时有所谓“五常”，常的意思就是不变，五常就是五种不变的道德，这与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不同，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说五种道德，与五伦不同，这先要弄清楚。五常是哪五种道德呢？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是不变的，所以称为五常，我们想想是不是如此？的确是如此。就以我刚才所说跟“某种社会”而来的规律是可变的，跟“社会”而来的规律是不可变的说法来看，就知道是对的。这五种道德毫无疑义不是跟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来，他是跟了社会而来的。凡是社会里的人，都要遵守仁义礼智信，如果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社会也便瓦解了，所以五常是不变的。

下面再把仁义礼智信的意义简单说明一下：

先说“义”的意义：旧日常把义当作与利相反的名词，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儒家向来反对利，以为说利就违反了义。其实义与利并不完全相反。我们说利，必须分别公与私。为私利自然是小人，如果是为公利，为了社会的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为了人类幸福的利，这个利就是义了。所以义与利并不完全相反，须看目的是公是私。私利的行为就与义冲突，公利的行为不但与义不相冲突，而且就是义的行为。这个问题今天不想多说，留待明天详细讨论，不过略略说明为大众的利即是义而已。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个社会之中的人都为公利，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发达的社会。假使这一社会的份子都是不为公利而为私利，那末不要说是发达，就是存在也成问题。所以无论何种社会，这一个“义”字总是少不了的。

明白了“义”的意义，可以说到“仁”的意义了，仁是比义多了一点。义的行为，无非是为社会求得公利的行为，仁的行为多了一点，多的是甚么？有义的行为者觉得应如此做，应该为社会求公利，仁的行为皆是为社会求公利，不但觉得应该如此做，还有一个至诚恻怛之心，比义所多的便是这一点。譬如一件为社会求公利的事，应该做便去做了，这不过是义的行为；假如做的时候有一种忠爱恻隐之心存在着，那就是仁的行为。我们要爱国，为国家做事，能够做到一点不苟且不推诿，那也无非是义的行为；我们爱国，很强烈的为国家做事，同时心里又存着至诚恻怛之心，这就是仁的行为了。所以仁可以包括义，义不能包括仁；义的行为不一定是仁的行为，仁的行为一定是义的行为。这一点明天讲道德与功利问题时还可以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个社会的人有仁有义，那个社会一定可以兴盛，如果都是不仁不义，就是不能存在的。

其次说到“礼”了。从前常常有人说“礼义”、“礼数”，礼数是甚么？礼数就是礼的表示，如从前的叩头、作揖，现在的鞠躬、握手。这种礼数随时会变，没有甚么关系。至于礼义那就不同，礼义是礼的道理，也就是礼的原理。原理是不变的，无论哪种社会，礼数随时可变，礼义永远不变。从前叩头作揖，现在握手鞠躬，这有甚么关系？不但现在大家说没有关系，就在从前，也都如此说。礼的原理不可变，是些什么呢？中国古时有两个字说得很清楚，便是“节”和“文”，这两个观念是包括了全部礼的道理。节就是秩序，节规定社会要有秩序，无论哪个社会都要有秩序，不能乱七八糟，没有秩序便是无节。文是文饰行动的，禽兽高兴时便乱叫乱跳，一条狗吃到一根肉骨就会乱跳乱叫，叫跳是高兴的表示。人也有高兴的时候，高兴时要跳舞，要唱歌，这也是跳和叫，不过人的跳和叫有规则更好看更好听罢了。所以礼也包括艺术。无论何种社会试问没有节，行不行？没有文，行不行？都是不行。所以礼无论那一种社会中都是少不了的。

“智”留在后边说，先说一个“信”。说到信可以《论语》中孔子说的话来解释：子贡问孔子：“现在立国需要甚么必要条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换句话说，就是立国要有经济、军备和信的三个条件。子贡到也好问：“如果不得已要去其一，那末去掉哪一件？”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件，去哪一件？”孔子答：“去食，但不能无信。”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人要打倒孔老二，说孔子不讲人道，叫人不吃饭，不吃饭岂不饿死人？其实不然，孔子并不是要饿死人，一个社会一群人都是言而无信，你以为有饭吃吗？未必吃得了的。也许有人说，吃饭还不容易，拿饭来盛就完事了。可是不是如此简单。一个人的存在，全靠社会。人离开了社会，决不能单独存在。孟子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吃一碗稀饭、穿一件衣服都是百工之所为备。一碗稀饭，要农民耕种、收获、去糠，再要去买来，厨子去煮。一件衣服从种棉花起以至纺纱织布、裁制成衣，穿到身上，不知要多少人去做。差不多靠了全社会之人帮助我们才有稀饭吃，衣服穿，不明白的人也许会说这只要金钱去买便得，算得甚么呢！事实固然如此，但没有社会，有钱何处去买？你借我一块钱，我受了你的好处，这是有形的好处；我们吃饭是受了农民的好处，这种是无形的好处了。这种无形的好处，更是重要的。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信不是在某些场合才需用的，到处都需要有信。譬如我在这儿讲演，我并不忧虑明天没有饭吃；各位来听讲，也不必怕回去没有屋子住。为甚不必忧虑没饭吃？是因为厨子明天一定给我准备好饭，他又为甚要天天给我准备好饭等我去吃呢？是他相信我月底会给他工钱。各位不怕没有屋子住，是房东相信我月终一定付房租，所以不会将你东西丢到屋外去。大家想想，假若一个社会的份子，都是言而无信，说了六点钟有讲演，来了却没有人讲，说了给我烧饭，偏偏不烧，说租给我屋子住，搬去又不给我住，我相信这个社会的份子都没法生活下去。所以世界上没有完全无信的人，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他自己便没法生活下去。反过来说世界上也很少完全有信的人，句句话都能说了就做。有时候也不能死守信，我们常常说“尾生之信”，在战国时有个人叫尾生，他和女朋友约了在一个桥下相会，到了时候，女朋友没有来，大水来了，他不肯走，结果是淹死了。又假如有人在夫子池等女朋友，警报来了，还是立着不走，这种信倒也不必要。何以没有完全不信的人？骗子是没有信用的人了，但他不作骗人行为时还是有信。比如他拿去了我们的东西，对我是骗成功了，自然他无信。他把我的东西以一百元卖给人家，人家给他一百块钱，他一定把东西给人家。他拿了□□□，吃一碗面□块钱，走时一定付钱。房东月底要房租，他也会给他。所以骗子对我是不信，对人家还是有信，并且因他有信才可以去骗人。世界上既不会有完全无信的人，就可以证明了孔子说的，民无信，虽有粮有兵还是不能立国的话是对的，同时更证明了无论哪种社会之中，都要有信。

现在说到“智”了，照旧时的说法，智就是知，就是要知道仁、义、礼、信，不过照我说起来还要多一点，就是人对于仁、义、礼、信，不仅要知道，并且还要了解对仁的行为，对义的行为，对礼的行为，对信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都能够切切实实的了解，那才能称为智。也必须真正能够了解仁、义、礼、信的行为，这些行为才真正是仁义礼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就在这里。人的行为，严格地说起来，有些原和禽兽没有两样，但因为人有了解，禽兽没有了解，由于这一点不同，便分别了人和兽。譬如蚂蚁和蜜蜂，这是最小的动物，但蚂蚁蜜蜂都有社会组织，并且有人说，蚂蚁不但有组织，它的社会组织比人的社会组织，也许更为严密。我国古人也有说“蜂蚁有君臣”，君臣便是社会组织了。何况蚂蚁不仅有君臣的社会组织，同时它还有牺牲的行为，常常牺牲了自己去为他的社会出力。比人差一点的，便是它虽有社会组织，虽有牺牲精神，却是出于本能的，它做固是在这样做，但它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一列军队出发打仗时，大家心里都明白为甚么去打仗，也必须明白了才能去打仗。蚂蚁也一样。有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打仗，很勇敢，不怕牺牲，试问它明白了为甚么要打仗吗？禽兽也有类于人的行为，但它们却没有人的了解。仁、义、礼、信既必须有智的了解才算是真正的仁、义、礼、信底行为，那末无论那种社会都少不了仁、义、礼、信，自然也少不了智了。

仁义礼智信，在哪一种社会里都是少不了的，所以中国人称之为五常，是不变的。我今天说一部份道德是可变的，一部份道德是不变的，不变的道德就是这样。

下面就说到可变的道德了。

“忠”、“孝”也是道德的一部份，如果现在我说它是可变的，那末一定有人心里在骂我要提倡打爹骂娘了，我倒不是如此。也许更有人疑心我提倡不要忠，叫大家去作汉奸，倒也不是如此。或者你可以问我既然忠孝是可变的，为甚今天大家仍讲忠孝——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从前人所说的忠孝，是忠于君，孝于亲，现在说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虽仍沿用忠孝两字，但意义已有不同。意义不同，便是道德有了变动了。

我把过去的忠孝是怎样一回事，与现在所说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是怎样，分别加以说明，各位便可以知道它的不同所在了。

说到从前的忠孝是怎样一回事，先得明白从前的社会是什么。我对于从前的社会取了一个名字，是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有人骂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种话骂从前的中国人，也许是对，因为中国人从前确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但骂这些话也可以说是错，因为那个时候，人本来只要如此，那时候就是家与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美国现在称为联邦，我们从前就是联家，所以我们从前的社会是以家为本位。一个男子出去做官就是为皇家做事，一个女子出嫁是为夫家做事，男子称为出仕，女子称为出嫁，同用一个“出”字，都是出了自己的父母之家。一个男子不出去做官的，称为“处士”，一个女子不出嫁的，称“处女”，又同是一个“处”字。如果终身不做官不出嫁，便终身是“处”了。诸葛武侯《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空城计》的戏中说是：“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那些话是他没有出来替刘备做事时的话，等到出来以后，就不是“布衣”、“散淡的人”了。所以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是不出来，尽管孙权做皇帝，曹丕篡位，都与他不相干，他没有义务。忠于君，不是每个人应有的义务，是为皇帝做事的人才有这个义务。现在的为国家尽忠，那就大大不同，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做国家的官，就不必忠于国家。我们是国家一份子，我们就得有忠于国家的义务。假若听到一个乡下人在说，什么人在当大总统与我们不相干，谁做皇帝给谁完粮，这种人我们一定要骂他愚蠢。其实这种愚蠢，大都因为乡下农民，只知道一贯沿下来的旧观念，没有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

为父母尽孝与为民族尽孝的“孝”字，应该是一样吧？也不同，不同在何处？从前说忠孝不能两全，互相冲突到了不能两全时要移孝作忠。现在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那就没有冲突，不能说在某种情形之下只可以为国家尽忠，不能为民族尽孝，也不能说在某种情形之下只可以为民族尽孝，不能为国家尽忠。我们为国尽忠，就是为民族尽孝，为民族尽孝，也就是为国家尽忠。忠孝之间，决无丝毫冲突。不会冲突的原因，便是现在虽然沿用忠孝两字，而其观念则截然不同。

再回过来看看仁义礼智信有了变动没有？我们现在所讲的仁义与孔子孟子所说的仁义，我相信没有甚么两样，礼智信亦然如此。没有两样就没有变动，所以古代所称的五常，只是仁义礼智信，却不曾把忠孝列入成为七常，就是这个原因。照例忠孝是六节，比甚么都重要，但不放在五常之中，可见是有理由的。

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由以家为本位转变到以社会为本位。以家为本位所以重视家，为皇家要尽忠，为大家庭要尽孝。现在由以家为本位变为以社会为本位后，这些道德已受人攻击，成为旧道德了。古语有句“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话，民国初年，有人说“万恶孝为首”。虽然不曾说出“百善淫为先”，就可见那时一般人对于孝的道德底反应了。女子的节现在也在变动之中，倒不是说现在女子不讲贞操，而是现在讲节与从前讲节到底有些不同。在变的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变的最大，所以现在社会上常听到有妇女问题，却不曾听到有男子问题。

上面已经举例说明了有些道德可变，有些道德不可变，可变不可变的道理也约略解释过。不过得说明，以上所说不过是举几个例子，当然在仁义礼智信之外还有不可变的道德，忠孝之外也还有可变的道德。

既然道德是可变，那末历史中的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是不是也要跟着来变呢？这是要附带加以讨论的。仍以忠孝来讲，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后，是否现在忠孝是真忠孝，从前忠孝成了假忠孝呢？不会的，现在的忠孝诚然有价值，从前的忠孝也有价值。从前忠于君的人现在看来好象没有价值了，他忠于个人不是忠于全国的人民是不对的。其实这种看法亦是不对。我们批评一个人，不能以你自己所属于的某种社会道德去衡量他，我们自己所属于某种社会道德标准只可用以批评自己同一种社会的人。如果这样，便没有现在是真忠、从前是假忠底错误观念了。以家为本位社会的人，忠于君的行为，在当时是有他的道德价值的，只要当时有道德价值便永远有道德价值。譬如有人说我们表扬文天祥、史可法，是因他的忠于君和他人的忠于君不同，他们的忠才是对的。其实不然：讲到忠，别人的忠和文天祥、史可法的忠还是无分轩轾。又如曾国藩的为人，我们只能拿当时的道德标准去批评，要是以现在的标准去批评，那就是我们自己错了。说一句笑话，现在大家坐飞机，多么方便，如果我们骂古人的人不懂坐飞机而坐马车，这种批评，就等于拿这一种社会道德的标准去批评另一种社会的份子了。

近来也常听到人家说提倡“救国道德”，不错，现在要救国，就要提倡道德。说这话的人意思固然很好，但好像把道德分成了救国道德与非救国道德两种了。救国道德是重要，非救国道德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这话就有毛病，我以为凡是道德都是救国道德，譬如我说的道德是“某一社会的份子为了要维持其社会的存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律”，所以道德的行为都是为维持社会的生存，这样说来，自然凡是道德都是救国道德了。

我们也常听到西洋常说的“公德”与“私德”，我的意见，“公德”“私德”不必分，在中国向来就没有分别。为甚么无须分出“公德”与“私德”？要知道凡是道德，都与公有关系，假使一个行为与公没有甚么关系，不与社会有利，纵然与社会无害，但也不是道德的行为了。普通分别人的行为有三种：第一种是道德行为，就是处处遵守道德规律的；第二种是不道德行为，根本是违反道德规律的；第三种是非道德行为，就是不违犯道德规律，也不与社会有关系。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不必解说，什么是非道德行为呢？如早上我吃了一碗稀饭，没有吃两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并不是荒年，吃一碗吃两碗自然不成问题，这是非道德行为。所以我觉得人的行为不尽于道德有关，人的有些行为与社会无好处，但也不一定与社会有妨碍。假若在大河边上多喝一口水两口水，与别人毫无关系，这就不会发生道德问题。所以“公德”与“私德”的分别不必要。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也是被人常常引用的两句话，意思是好像说，现代的人特别坏。照我的想法，按本质来说，现在的人和从前的人并没有两样，可是现在的人有个机会，可以特别做坏事。这个机会是甚么？就是中国在这个过渡时代，道德规律在转变，而在转变的当中，新旧平行，旧道德没去掉，新道德没有成立，不清楚的人，又把不变的道德认作可变。我曾经说过，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最自由不过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在道德上亦然如此。我以交通工具来说，在重庆空中有飞机，陆上有汽车，水上有汽船，可是原始的木船、马车、滑竿，也一样的存在。你要快，坐飞机汽车，你爱看看风景，坐乘滑竿。到将来我们有这样自由么？只有飞机汽车。在古代你想快，没有飞机给你坐。从前不能坐飞机与将来不能坐滑竿，都是有了钱也没有用的，只有在这时，能这样自由。再举个例，现在人要结婚，照旧式的坐花轿可以，新式的文明结婚也可以，嫌麻烦，请朋友来吃顿饭，就算结婚亦可以。再简单我在昆明常见到报上登着“国难期间一切从简”的启示就算结婚也可以。再要简单，没有仪式也不登报，也不见得有人说你错。像这样自由的一个时代，我□真真觉得奇怪，恐怕也只有这个时代才有。从前常说婚丧大事，现在已不然了。最自由的时候，毛病可也就出来了，你说你用这一种道德规律并无不可，我说我用那一种道德规律也无不可，因此便有人一会儿用旧道德一会儿又用新道德，无论怎样用，都是与他自己方便，这种人是最坏的了。譬如下象棋就要用象棋规矩，下围棋就用围棋规矩，但你下象棋时，忽然用起围棋规矩来了，你想这盘棋如何下得下去？所以这不是现在的人本质特别坏，而是有个机会，他可特别作坏事，因此做坏事的特别多。换句话说，就是在新旧道德交替的当儿，环境给你有机会做坏事，混水摸鱼，做了坏事容易掩饰，一般人所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原因也就在此。

今天所说的一段话，归纳起来是：说道德有新旧、道德可变是对的，说道德无新旧、道德不可变，也没有错。但这不是模棱两可的，确有些道德有新旧，可以变，但另一方面也有些道德没有新旧，不可变的，这两种道德同时存在着。今天并已举出仁义礼智信为不可变的道德，忠孝为可变的道德底例子。可知说道德不变或道德可变都只具有一部份真理，而非完全的真理。

（居正修 记）

原载《文化先锋》第二卷第一期，1943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