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奴隶社会时期（商至西周）哲学史史料

在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时期，哲学思想还没有完全发展，关于哲学史的史料很缺乏。历史学家对于这个时期的知识，主要是依靠近来考古学上的发现和一些比较早的历史记录而取得的。

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阳陆续发现了商朝人作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近来考古学家又作了有计划的发掘，大批的甲、骨出土了。这些甲、骨成为研究商代的历史的最可靠的原始史料。

商朝的统治者商王和奴隶主贵族都具有浓厚的神权观念，极其崇拜鬼神。遇到稍为大的事情，他们都要向“上帝”或祖先占卜，一方面企图借此欺骗人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结果，以便趋吉避凶。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他们所问的事情的吉凶。占卜以后，他们把占卜的事情和结果用当时的文字刻镌在甲、骨上，也有把事后的应验也刻在上面的，我们管它叫做“卜辞”。这样，用过了的甲、骨，也就是当时奴隶主贵族的历史记录。

作为哲学史的史料看，甲、骨上的卜辞，是很有价值的。从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统治阶级的宗教迷信，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

研究奴隶社会时期的另外一种原始的史料是金文。商代开始用青铜铸造工具、武器及祭祀、饮食用具。周代的奴隶主贵族更大量铸造这样的青铜器。有一部分周代的青铜器上面刻有铭辞，记载作器的人和作器的目的，有时也附记一些颂祷和有关道德教训的辞句。铭文长的有四五百字，短的只有几个字。这就是金文，也是研究奴隶社会时期的历史的最可靠的原始史料。

作为哲学史史料看，金文中的属于道德教训的辞句，反映出奴隶主贵族的一些伦理思想和道德标准。

卜辞和金文的价值，除了它们本身提供了最可靠的史料外，还可借以证明古书记载的真实性，并且可以订正这些记载中个别的错误。例如，商代统治者的世系，在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本来有着记载，可是这些记载是不是确实，却是可以怀疑的。卜辞发现以后，历史学家就得以考定《殷本纪》的记载，虽然有个别错误的地方，但基本上是确实的。又如《书经》上的有些篇，辞句很不好懂，文法也很特别。金文的铭词，辞句和文法也是这样的。这就证明，《书经》中这些篇确是从商、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

卜辞和金文，经过后人研究，积下很多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先生所撰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是系统研究卜辞和金文的极重要著作。

在书籍方面，奴隶社会时期的主要史料是《书经》、《易经》和《诗经》。

《书经》的原名是《尚书》，主要是战国以前各时代的统治者的官方文件。《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取材的时代是“上断于尧，下讫于秦”，“上断于尧”未必靠得住，第一篇《尧典》一定不是尧、舜时史官所写的。可是像《盘庚》这篇商王文告，可能是商朝的史官写的，这已经是很古的历史资料了。《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自注“为五十七篇”，这是《古文尚书》；《艺文志》又著录“《经》二十九卷”，这是《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同《古文尚书》的分别，是经学中的一个经常辩论的大问题。《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过孔子的编集，有一百篇。在秦朝焚书的时候，济南有个学者叫伏胜（伏生），在墙壁里面藏了一部。后来到了汉朝，伏胜收藏在墙里边的《尚书》遗失了大半，只剩下二十九篇（本来只二十八篇，后加《泰誓》一篇），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经》二十九卷”。这二十九篇叫《今文尚书》，因为它是用汉朝通行文字隶书写出的，所谓“今文”，是指当时通行的文字而言。在汉武帝末年，封在鲁国（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的贵族鲁恭王刘余要扩充他的王宫，把原有的孔子宅拆了。在拆孔子宅时，又得到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是用蝌蚪文写的，因此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一个后人叫孔安国，拿《古文尚书》和今文二十九篇比较，《古文尚书》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国把这部《古文尚书》献给武帝，藏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内，称为“中古文”，就是上面所说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今文二十九篇，加上十六篇，本来只有四十五篇。其所以成为五十七篇，因为其中有些篇的分合不同；有些篇题目是一个，却分成几篇。

这部《古文尚书》，在东汉以后就遗失了。到东晋时，有个人叫梅赜，他自称得到了这部书，还附有据说是孔安国作的传。梅赜把这部书献了出来，共有五十八篇，另有一篇序，共五十九篇。到了唐朝，唐太宗叫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就用梅赜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作为《书经》的官方颁行的定本。孔颖达又给孔安国传作了疏。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里边的《书经》，就是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孔颖达疏。

从宋朝以来，就有人对于这部书发生怀疑。怀疑的人并不是说这部书全是假的。这部书里包括有今文二十九篇，这并不假；被认为假的是二十九篇以外的那些篇，并且认为所谓《孔安国尚书传》也是假的。清朝学者阎若璩作了一部书叫《尚书古文疏证》（汪氏振绮堂刊本、《续清经解》本），举了一百来条证据，证明这部书里的古文部分和孔传是梅赜伪造的。毛奇龄加以反驳，著《古文尚书冤词》八卷（《西河合集》本），力辩《古文尚书》为真，其说难以成立。关于这个问题，阎若璩以后又有不少的学者作了辩证的工作。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尚书》中的古文部分和孔安国传都是梅赜的伪作。这并不否认在汉朝时候有过真的《古文尚书》，只是说真的《古文尚书》约在晋朝“永嘉之乱”时遗失了，此后所有的《尚书》只有今文那一部分是真的。

清朝学者崔述另有一种说法。他认为晋朝遗失的是《今文尚书》。今文二十九篇倒真正是《古文尚书》，即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者，这是真古文（见所作《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现收入《崔东壁遗书》内）。崔述的这种说法也可以备一说。

我们现在要引用《尚书》，首先要看那一篇是古文还是今文，这在一般的本子里都已注明。属于古文部分的材料，就不能引用。

但是并不是绝对不能引用。梅赜的伪古文也不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在先秦的著作里，有许多语句引自《尚书》。梅赜把这些引用的语句搜集拢来，又加上先秦一些别的书里的某些语句，改头换面，联缀成篇，就作成伪《古文尚书》。清朝有个学者惠栋，作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就专门揭发伪《古文尚书》大部分语句的来源。所以伪《古文尚书》中的一部分是有辑佚的性质的。例如伪古文的《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古代的统治者，用这种说法来欺骗人民，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所谓“君权神授”。这几句话原来是《孟子》引证《尚书》的（《孟子》的引文作“天降下民……”见《梁惠王上》），所以也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料使用。不过在使用时要说明是从《孟子》转引来的，而不是从《古文尚书·泰誓》引来的。

一般地说，现在所见的《古文尚书》，不可作为资料来使用，除非有些语句，我们已经弄清楚它的来源。就是《今文尚书》，也不是完全可靠的。例如《尧典》，其中有许多道德教训，显然是后来儒家的思想。在商代以前，也不可能有那样长篇大论的历史记载。我们不能根据《尧典》来谈论尧的思想。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可以争辩的问题，更说不上他的思想是怎样的。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尧典》是后来的儒家根据一些传说加以附会而作出来的，不足为凭。《尚书》里最早而又比较靠得住的一篇，大概是《盘庚》，这可能是商朝史官的记载。《尚书》中与哲学思想有关系的是：《洪范》、《大诰》、《康诰》、《召诰》、《洛诰》、《无逸》。其中《洪范》篇，据说是商末周初的作品，但也可能是战国时候的人作的；其余几篇可以代表周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周公的思想。从这些篇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统治者怎样用“君权神授”说麻痹人民，怎样千方百计地企图巩固他们的统治。

关于《尚书》的注解，非常之多。我们要利用以前所谓经书的注解，先要弄清旧日所谓汉学和宋学的对立问题。汉朝学者的注解和宋朝学者的注解代表两种作风。大致说起来，汉人的注解偏重于名物训诂，就是文字上的解释；宋人的注解偏重于阐释义理，就是意思的体会。这两种作风，各有短长。经书的注解者偏重名物训诂，态度比较客观，但是往往使我们只知道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这些字联系起来是什么意思，还是不清楚。注解者偏重阐释义理，把自己的体会说出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书的内容；但是他所说的也可能仅只是他个人的体会，而不是经书的原意。宋朝学者注解经书，往往是借以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这两种注解应该配合起来批判地使用，对于宋人的注解，特别应该批判地使用。

汉朝学者对于《尚书》作了很多的注解，可是自从唐朝把梅赜的伪古文和伪孔传作为《尚书》的官方定本以后，汉人的注解大部分都遗失了。清朝的学者花了很大力量，作了不少辑佚工作，把汉人的注解恢复了一部分。注解《尚书》的，现存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十三经注疏》里面的伪孔传和孔颖达疏。上面说过，梅赜的《尚书》里面伪古文部分，其中一部分语句并非凭空捏造出来，而是有一定根据的。伪孔传也有同样情况。其中的名物训诂，大部分是有根据的。孔颖达的疏，又对这些注文加以解释，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十三经注疏》最好的版本是清朝阮元刻本，书中附有校勘记，我们从校勘记中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异同。

（二）《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这是属于朱熹体系的一部注解。朱熹是南宋以后影响很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个大学者。蔡沈的《书经集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作成的，可以作为宋人注解的代表。

（三）《尚书今古文注疏》，清朝孙星衍撰。这是一部恢复汉人注解的书。这部书辑集汉、魏、隋、唐旧注，而又对于这些注作了疏，是《尚书》注解中较为完备的一种。

《易经》的原名叫《易》或《周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的注说：“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现在所存的《周易》正是这个样子。可以说，《周易》这部书，从西汉末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关于《周易》各部分的著作人及其时代，有些大同小异的传统说法。关于这些传统的说法，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卷一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周易》十二篇，主要地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上下篇可以称为经。所谓《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应该称为传。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证《系辞》时称为《易大传》，可见《系辞》原来有《大传》这个名称。《十翼》中的其他篇是跟《系辞》同样性质的著作，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的总称。

经的内容，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例如：“《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是《乾卦》的卦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初九是《乾卦》第一个阳爻（阴阳爻都自下向上数）的爻名，“潜龙勿用”是这一爻的爻辞。经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本来是专为占卦用的，占卦的人占着哪一卦的哪一爻，看卦辞、爻辞是怎样说的，据说就可以知道所问的事的吉凶。但是就其整个的组织和某些爻辞的涵义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

《周易》中经的一部分，大概是周朝初年的作品。《易传》中的《系辞》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就是说，经是出现于殷周之际。爻辞也涉及一些古代历史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晚于西周的初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系辞》所说的那几句话是有相当根据的。经由于大体上是西周初年周朝人的作品，所以也称为《周易》。郭沫若先生认为，经文中有些爻辞讲到春秋时代的故事，因此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见《周易之制作时代》，载《青铜时代》），说服力还不够。至于《易传》，照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的，这个说法靠不住。我们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起来，孔子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易传》这许多篇，也不会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它大概是从战国到西汉初年有关解释《周易》的著作的选辑。《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汉书·儒林传》说：“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所谓《十翼》大概就是这一类著作。

到晋朝初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中，有一部《周易》。据当时的一个学者杜预说，这部《周易》有上下篇，跟当时流行的《周易》上下篇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彖》、《象》、《文言》、《系辞》（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可见在战国时《周易》本身就只有上下篇。

早期的《周易》，经和《十翼》还是分别开来，并没有混在一起。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现在我们所见的《周易》，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跟着有“《彖》曰”和“《象》曰”，每一爻的爻辞后面都跟着有“《象》曰”，这就是把《彖》、《象》和经合起来。《文言》也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的那些篇，因为带有通论的性质，所以没有和卦辞、爻辞合在一起。

《周易》的注解，比《尚书》的注解还要多。其中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有所谓“汉《易》”和“宋《易》”。照旧日的说法，汉《易》注重“象数”，宋《易》注重“义理”。其实这种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仅是注解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这些注解的一部分与哲学思想无关；其有关的部分，也只能作为这些注解者所处时代的哲学史史料。

近人对于《周易》的研究，有了新的、正确的方向，这便是剥去后人所加于卦辞、爻辞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露它们的本来面目。原来的卦辞、爻辞，有些是古人的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古代有名的历史故事的传述，其中也有某些内容具有素朴的哲学的意义。这正是奴隶社会时期的历史和哲学史的史料。

代表这种方向的注解有：

（一）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 《古典新义》）。

（二）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

（三）李镜池《周易校释》（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四）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版）。

高亨先生的书是解释全经的，可以作为《易经》的读本。

《诗经》的史料价值何在呢？比如说，国风中有许多男女情歌。汉朝讲《诗经》的人大都说，这些诗都是有所寄托，把君臣之义寄托于男女之情。朱熹推翻了这种解释。他说，这些是“男女相悦之诗”，不客气地说，是“淫奔之诗”。这就通得多了。但“淫奔之诗”，为什么会入于儒家经典呢？儒家重“男女之防”，为什么对于“淫奔之诗”，津津乐道？这一点朱熹没有说明。在30年代，我听有人说，这一类的诗，本来是古代原始社会中男女求偶的集会中所唱的诗。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制度，无所谓“淫奔”。这个说法很通，它说明《诗经》上这一类的诗是男女相悦之诗，也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当时的一种“礼”，所以载入经典。朱熹说它们是“淫奔之诗”，这是朱熹用封建社会的礼去看它们的缘故。它们既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所以就具有史料价值。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很重视《诗经》的史料价值。经过正确解释，其中有一些可以作为哲学史的材料。

此外还有一部《周礼》，亦称为《周官》。据传统的说法，这部书是周公作的，是周朝的一部基本法典，其中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也有关于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的阐释。这部书如果是真的话，当然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的完整的史料；可惜这部书大概是战国甚至秦汉时期的作品。作这部书的人可能也根据一些更早的材料，但是总的说来，它是不符合西周实际情况的。宋朝的苏辙指出了《周礼》的几个不合事实的地方。他指出，周王直接统治的土地，西到现在的陕西西安一带，东到洛阳一带，南北短，东西长。可是照《周礼》所说的，周王直接统治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区域，东西南北相距各一千里，这显然是跟事实不合的。苏辙又指出，照《周礼》所说的，周王分封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的封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依据这种说法，就没有方百里以下的小国。可是孔子说过：“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可见在孔子的时候，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已很剧烈，但是五六十里大的小国还是不少。这说明《周礼》所说的分封制度，也不甚符合事实（见苏辙《栾城后集》卷七《历代论一·周公》）。

《周礼》的另一可疑之点是晚出。它一直到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书的时候才出来。所以康有为等人认为它就是刘歆所伪造，而为王莽的改制作理论根据的。说《周礼》系刘歆一手杜撰，固然言之过甚；但是，如果真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它是“周公致太平之书”，那么如此重要的著作，何以西汉以前的人，都没有称引它？这个问题确是肯定周公作《周礼》的人所难以回答的。

因此，我认为，《周礼》这部书可以作为战国或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史料，不能视为西周时期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