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目录

哲学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是书籍。对于史料作初步的调查，要靠书目。从汉朝起，历代都有记载在当时和以前出现的书籍的目录。这些书目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官方藏书目录。在封建时代，有些统治者很重视收藏书籍。他们把当时的书籍收集起来，藏在他们的宫廷里，成了皇家图书馆。他们也经常派当时有名的学者，对这些书加以考订、审查，作出一种目录。第二类是私家目录。有些私人藏书家，把他们自己所收藏的书作出目录；或者有些书籍爱好者，调查当时存在的书，作成目录。第三类是历史家所做的目录。在二十四史里，有几部史书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把当时存在的书开列出来，编成目录，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种目录往往是以上面所说的第一类或第二类的目录为根据的。第四类是指导读者的目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的官书目录。汉朝历代的皇帝都很重视藏书，到汉成帝时，皇家所藏的书就很多了，汉成帝派了些专人来整理这些藏书。他叫刘向整理经传和诸子诗赋，叫任宏整理兵书，叫尹咸整理占卜一类的书，叫李柱国整理医药一类的书。其中有不少的书，刘向等人所从事的工作，实在是编辑。例如以前本来没有《荀子》这部书，有的只是荀子及其后学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刘向把它们编辑起来，成为《荀卿新书》。每一部书整理或编辑完毕时，刘向就写一篇提要，称为“叙录”。许多篇叙录汇集起来，成为一部书，名叫《别录》或《刘向别录》。这种工作还未做完，刘向死了。汉哀帝就叫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他父亲的工作。刘歆在这个工作完成以后，作出了一个总目录，名叫《七略》。《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就是说，他们把当时所存在的书分成六类——经典、哲学思想、文学、兵书、占卜和医药，每一类都有一篇序和书名目录；所谓《辑略》，就是六个目录的总序。

在《刘向别录》里，每一部书都有一个叙录，说明这部书的整理或编辑经过，这部书的作者历史和它的主要内容，以及刘向对于这部书的评价。《七略》对于个别的书，只列书名和作者姓名，没有叙录。《七略》是《别录》的节本。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别录》有二十卷，《七略》只有七卷，可见两者繁简不同。这好像清朝的《四库全书》，有《总目提要》，又有《简明目录》（参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五页）。

《别录》和《七略》还不仅是当时存在的书的目录。刘向、刘歆都是汉朝的哲学家和历史家。他们的《别录》和《七略》不仅是把汉代所存在的学术著作作了分类和记录，实际上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作了分析和叙述，对于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的来源和流派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别录》和《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史史料。

《刘向别录》原书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在某些古书中看到刘向所作的叙录。《七略》也失传了，不过它的基本部分还在班固的《汉书》里保存下来。《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抄录刘歆的《七略》，只是删去其中的《辑略》。有人说《辑略》并没有被删去。在《汉书·艺文志》里，每一种书的后面都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包括许多种书的每一类的书目之后，又有一个总的说明。这些说明就是《辑略》的原文，《艺文志》不过是把它们分别抄在每种或每类书后面（姚振宗说，见同上书）。实际的情况，也许就是这样的。

《汉书·艺文志》同中国哲学史史料有直接关系的部分是《六艺略》和《诸子略》。所谓六艺就是《易》、《诗》、《书》、《礼》、《乐》、《春秋》。《六艺略》于六艺之外，加上《论语》、《孝经》和小学，共有九种，包括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上面说过，每一种书目之后，都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最后又有个总的说明。这九种书当中，与中国哲学史史料有直接关系的是《易》、《书》、《礼》、《春秋》、《论语》和《孝经》。刘向他们把六艺特别提出来作为一个总类，这是有历史的根据的。因为《易》、《诗》、《书》、《礼》、《乐》、《春秋》是先秦诸子各学派兴起以前本来有的典籍，也就是在诸子学派兴起以前，贵族受教育的一般的学习资料。这是比先秦诸子各学派著作更古的文化遗产。因乐无经，只有五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小学为八。又因为《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加起来就是十二种。宋朝人又把《孟子》列入，凑成十三之数，即所谓十三经。

《艺文志》的《诸子略》是先秦诸子学派著作的分类表和总目录。在刘向、刘歆以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研究先秦诸子学派，把他们分成六家：儒、墨、名、法、阴阳和道德。刘歆的《七略》以这个分类为基础，于六家之外，加上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为十家。在每一家著作的目录之后，都有一篇简单的说明，最后有个总的说明。总说明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这个家指诸子个人），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今本实际上为四千五百四十一篇）。诸子十家（指学派），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说在十家之中小说家比较不重要，可以把它去掉。后来所说的“三教九流”，“九流”这个名词，就由此而来。

《艺文志》这个目录，是不是把汉朝及汉朝以前的所有的著作都包括在内呢？不是的，这里面还有许多遗漏。宋朝的王应麟作了一部书叫《汉书艺文志考证》，清朝的姚振宗也作过一部书叫《汉书艺文志拾补》，这些书都举了些《汉书·艺文志》所遗漏的著作的名目。譬如在《六艺略·易》类下面，《艺文志》说：“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所谓中古文，就是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用蝌蚪文所写的《易经》。照这个话看起来，《易经》还有中古文、费氏和高氏三家，可是《艺文志》就没有列这三家。又如，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的序中说，秦始皇把战国时各国的史记都烧毁了，只有《秦记》被保存下来。他的《六国年表》，就是根据《秦记》作出来的。可是《艺文志》也没有列《秦记》这部书。为什么有这样的遗漏呢？那就不很清楚了。

另外还有在汉朝遗失而后来又发现的书。例如晋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战国时魏王的墓里，发现了“竹书”数十车，其中有些书是《艺文志》所没有著录的。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把这些书的书名都补进去，这是应该的。可是王应麟、姚振宗也有补得不恰当的地方。例如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补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两部书。其实《艺文志》在《礼》类中，除“经”外，还列有“记”很多篇，《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就是这些“记”的选集，用不着再把它们重复地列出来。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补入《老子河上丈人注》二卷，还有《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他的根据是魏晋人的著作和《隋书·经籍志》，这是不恰当的。这两部书可能是《艺文志》以后的著作，跟上面所说的《秦记》和“汲冢书”不同。《秦记》是司马迁看见过的；“汲冢书”是《艺文志》纂成后发现的，历史上确有记载。可是河上公的这些书，在《艺文志》以前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过。我们不能根据后来的记载去补《艺文志》。一般地说来，我们在审查一部书的时代的时候，有个原则：如果这部书的书名不见于当时的目录中，而我们又没有确凿的根据，能够证明它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前，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它一定是出现于那个目录以后。例如《老子河上丈人注》，据说是河上公亲自传授给汉文帝的。如果真是这样，宫廷中不会没有它，刘向等不会不知道它。可是它的书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直到魏晋人的著作中才提到这部书，《隋书·经籍志》才列有这部书。在我们没有确凿的根据证明它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以前，我们就只能断定它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以后、魏晋以前。那就是说，它大概是东汉时代人的著作。

总的说来，《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最古的一个目录，对于古代典籍的源流和学术上的派别，它也有详细的叙述。从前有人说：“不通《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这话未免夸张了，但《艺文志》确是值得仔细研究的。我们研究《汉书·艺文志》，有下列著作可以参考：

1．《汉书》，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清王先谦补注。注文是解释文字的，王先谦的补注也吸收了前人对于《艺文志》的不少研究成果。

2．《汉书艺文志考证》，宋王应麟著。

3．《汉书艺文志拾补》，清姚振宗著。

4．《汉书艺文志条理》，清姚振宗著。

（以上三书均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

5．《汉书艺文志讲疏》，近人顾实著。

王应麟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补充了《艺文志》所遗漏的书名，照我们上面所说的，有些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是把《艺文志》所列的书的有关材料都收集起来，分别抄录在每一部书的下面，这对于使用这个目录的人有很大的方便。姚振宗关于《汉书·艺文志》的工作主要是继续王应麟这两方面的工作。他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就是做的上面所说的第一方面的工作；他的《汉书艺文志条理》主要地是做上面所说的第二方面的工作。姚振宗是清朝末年的人，他所收集的关于《艺文志》所载的每一部书的资料，是从宋朝王应麟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以前这个长时期内的资料，所以是相当丰富的。

《别录》和《七略》是官家藏书目录；《艺文志》是历史家所著目录，《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根据《七略》编成的。这个目录基本上是西汉以前的书籍的总目录。

在三国时候，魏国的秘书郎郑默作了一个官家书目，名叫《中经》或叫《中经簿》。晋朝的秘书监荀勖又根据《中经》作了一个目录叫《中经新簿》。荀勖的目录的特点是他的分类法与《七略》不同。他把当时存在的书分成四部。第一部叫甲部，包括《艺文志》的《六艺略》所列有的书。第二部叫乙部，包括《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所列有的书。第三部叫丙部，包括当时所有的历史著作。在《艺文志》里，关于历史方面的著作，隶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由于后来历史著作越来越多，荀勖把这部分著作分出来另辟一部，这也是很必要的。第四部叫丁部，包括《艺文志》的《诗赋略》，又加上图赞和“汲冢书”。此后中国一般的目录都把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部，荀勖就是这一种分类法的创始者。不过，按荀勖的四部排列的次序是经、子、史、集；后来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就是说把“史”、“子”的次序倒换过来，这就成为后来经、史、子、集的次序。

南朝时宋朝有个秘书丞叫王俭，作了一个目录，名叫《今书七志》：1.《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2.《诸子志》，“纪今古诸子”;3.《文翰志》，“纪诗赋”;4.《军书志》，“纪兵书”;5.《阴阳志》，“纪阴阳图纬”;6.《术艺志》，“纪方技”;7.《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另外还载有佛、道两种书，共为九种（见《隋书·经籍志》序）。后来梁朝的阮孝绪，又作个目录，名叫《七录》：1.《经典录》，“纪六艺”;2.《记传录》，“纪史传”;3.《子兵录》，“纪子书、兵书”;4.《文集录》，“纪诗赋”;5.《技术录》，“纪术数”;6.《佛录》;7.《道录》（见同上书）。王俭的《七志》早已失传了。阮孝绪的《七录》有一部分保存在《广弘明集》中。《隋书·经籍志》基本上是根据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作成的。

《七略》把当时存在的书分为六类，每一类又分为许多小类，称为“种”，例如《六艺略》包括九种书，《诸子略》包括十种书，共有三十八种书。阮孝绪的《七录》把书分成七类，每类也分小类，共有七十六小类。《隋书·经籍志》一方面照李充的办法，把当时所有的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另一方面又将每一部分为许多类，共四十类。这四十类主要地是从《七略》和《七录》演变而来的。所以《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是把《七略》、《七录》的分类法和四部分类结合起来的，到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图书分类法。

《隋书·经籍志》是历史家所著目录，它是根据王俭、阮孝绪的私家目录纂成的（《隋书·经籍志》说：“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据此知《七志》是王俭的私家目录）。《隋书·经籍志》总括了隋朝以前的书籍的目录。

姚振宗作了一部《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体例略如他所作的《汉书艺文志条理》。它把《经籍志》所著录的每一部书的有关材料收集在一起，读者检查起来很是方便。

唐朝的陆德明作了一部书叫《经典释文》。他所指的“经典”包括《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六艺九种，加上《老子》和《庄子》。陆德明这部书主要是注解上述著作中的难字的意义和读音，就是所谓音义。在音义前面，另有《叙录》一卷，对于每一种著作都作了说明，还附列有关于这些著作的参考书目，它也是目录学中的一个重要资料。

唐朝皇家的藏书，到唐玄宗时，已经很多。唐玄宗命元行冲等作了一个总目录，名叫《群书四部录》。光是这个目录，就有二百卷之多。有个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叫毋煚（音憬），作了简明书目四十卷，名叫《古今书录》。毋煚又把佛教和道教的经典另外编成一个目录，名叫《开元内外经录》。《旧唐书·经籍志》就是根据《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作的。这个书目总括了唐朝中期以前书籍的目录。毋煚所作的目录，依照《汉书·艺文志》的体例，每一类书的后面都有一个说明，概述这一类书的内容和学派源流。他对于佛教经典也都写有提要。《旧唐书·经籍志》引毋煚所作序云：“（《开元内外经录》所收）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指归”就是提要。《旧唐书·经籍志》就是因袭毋煚的目录，可是把那些说明和提要都删去了，只列一些书名。专从书名上看不出书的内容，这就使得使用这个书目的人，感到很大的不便。

宋朝皇家的藏书，到北宋仁宗时，数目也很可观。仁宗叫王尧臣、欧阳修等作了一个目录，名叫《崇文总目》。原书六十六卷，著录藏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条列，下附“序释”（现存清朝钱东垣的辑本《崇文总目辑释》五卷、补遗一卷）。宋徽宗时又把《崇文总目》扩充为《秘书总目》。

宋朝政府南迁后，这些藏书都丧失了。南宋统治者重新收集书籍，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中兴国史艺文志》，这些都是宋朝的官方藏书目录。元朝所修的《宋史》中的《艺文志》就是以《宋中兴国史艺文志》为蓝本的。

宋朝私家目录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对于每一部书，都作了说明，就是所谓“解题”。解题分别考论各书的内容得失，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南宋王应麟所辑《玉海》、元初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就是根据这些官方和私家的目录作成的。

《元史·艺文志》是清朝钱大昕所补。

《明史·艺文志》是根据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作的，只有书目，没有解题。

《清史稿·艺文志》是缪荃孙作的。

清朝最巨大的官方藏书目录，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个目录，对于所收的每一部书都作了一个“提要”，汇集成书后多至二百卷，广泛而系统地评价了我国的大量古籍。它的简编本称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对于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颇有参考价值。

《四库总目》是清朝乾隆年间编成的。后来有个周中孚，作了一部《郑堂读书记》，这是私家目录。这部目录对于其中的每一部书，也都有个说明，对各书进行考证和估价，可以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参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很多错误。近人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订正了不少错误。

清朝的统治者编辑《四库全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一方面借此夸大他们的“文治”，一方面借此审查全国的书籍。遇见有他们认为“荒谬”“违碍”的著作，就把它们销毁，或禁止流通，或抽除篡改其有关内容。《四库全书》所收正式入库书有三千余种，而当时被禁毁的书也有三千余种（见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只是经过人民的斗争，统治者意图并未完全实现。有一部分被禁毁的书，后来还又出现了（见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

佛教方面的著述，历代也有很多的目录。南朝时梁朝有个和尚僧祐编辑了一部书叫《弘明集》，从佛教的观点，收录当时拥护佛教和反佛教的思想斗争的资料。他也编辑了一部佛教文献的目录叫《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他编这部书有四个目的：“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出三藏记集序》）

唐朝初年有个和尚叫道宣，他仿照《弘明集》的体例，编辑了一部书叫《广弘明集》。他也作了一部佛教文献的目录，叫《大唐内典录》，十卷。他综合以前“三十余家”的目录，“总会群作，以类区分，合成一部，开为十例”（《大唐内典录序》）。

唐玄宗时有个和尚叫智升，继续作了一部目录，叫《开元释教录》，二十卷。他在卷首说明他作目录的意图：“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数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智升的这段话也说明了目录的作用。作目录的人有他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上面所举的目录大部分是封建时代的官书，私家书目的作者也都是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所别的“真伪”，所明的“是非”，当然充满了阶级偏见。所谓“提纲举要”，也未必真是纲要。但是我们在开始调查资料的时候，不能不以这些目录为依据。遇到具体的情况，当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

此外还可介绍两类书。

一类是指示读书门径的书：

1．张之洞：《书目答问》，1876年刊印。其《略例》有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云：“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

2．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初印于1931年。1963年中华书局重印，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另一类是关于目录学的书，如：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