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

毛主席在1942年就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一六—八一七页）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任何问题，首先的要求，就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研究工作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毛主席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七九九—八〇〇页）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资本论第二版跋》，载《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十七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说明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是一个研究工作的两个阶段。一个研究工作者写出一种著作，表现他自己的看法，构成他自己的体系，这是属于“说明”这一阶段的。他的看法和体系，如果有科学的价值，那就不是从主观想像得来的，也不是仅只从几个原理原则推论得来的。在这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对客观实际情况作周密的调查，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他的看法和体系，是他从事调查研究的结果。在调查研究的阶段，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总之，无论是处理实际的问题，或是作科学的研究，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七九一页）。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在详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才可以作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科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可是历史的事实，都已过去了，历史家所据以进行研究的材料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事物和痕迹。例如商朝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东西，如出土的龟甲、兽骨，商代的建筑遗址，以及古代历史家关于商朝事迹的记载，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商朝历史所根据的材料。这些材料就称为史料。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就上面所说的三个步骤中，史料学是为第一步骤“占有材料”作准备工作。

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在史料方面要做四步工作，每一步的工作都必须合乎科学的要求。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

史料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与前三个步骤有关的问题，第四个步骤已不属史料学的范围，不准备在这里讨论。

我们先谈关于收集史料的问题。

一般说来，史料分为两种：一种是某一时代所直接遗留下来的实物或者文字著作，这些都叫原始的史料。古代历史家对于某些事情的叙述或记录，跟原始的史料比起来，多经过一次转手。凡是多经过一次转手的史料，其可靠的程度，总比没有经过转手的史料差一点。但是如果作这些记录的人跟他所记录的事情发生的时代比较接近，也可以引为根据，用作史料，这种史料叫做辅助的史料。

研究中国哲学史所根据的史料也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的哲学家自己的著作，这是最可靠的材料，因为他用自己写的文章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材料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原始史料。另外一种是别人关于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叙述和记载。如果他们对于那个哲学家在时代上很接近，这些记载也可以作为研究那个哲学家的史料。不过他们的叙述，跟那个哲学家的思想，就可能有些距离。因此这些史料就是辅助史料。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哲学家本人没有什么著作，或是有著作而没有保存下来，那就只能依靠辅助史料了。例如孔子，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就没有什么亲笔写下来的著作。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是靠《论语》。其内容是孔子的弟子或是再传弟子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按说也是一种辅助史料。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论语》就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的可靠史料了。又如战国时候，有一个哲学家许行，他没有什么著作，也许有著作而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孟子》书中记载了一点他的学说，这是关于许行学说的辅助史料，而且是未必完全可靠的史料，因为孟子本人是反对他的，可能夸大他思想中的缺点。但是我们对于许行思想的知识，没有别的来源，因此这一种材料也就成为关于许行思想的唯一的史料了。又如，宋朝的朱熹著作很多。他的学生记载他的话，称为“语录”的，也很多。他的著作是他亲笔写的，语录是他的学生们记的。按说，他的著作应该是原始史料，语录应该是辅助史料。但是他的著作都是用文言写的，而语录是用白话记的。在语录中，有许多问题谈得更细致、更清楚、更明确。因此朱熹的语录也就成了研究朱熹思想的原始史料了。我们研究宋明哲学家的思想，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毛主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说：“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七九页）历史上的事情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对于它们有感性认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历史学家对于史料必须有感性的认识，那就是说，他必须直接接触到同他所要研究的事情有关的原始史料。他必须掌握它们，对于它们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他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对于他所研究的事物的理性认识。不然的话，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

历史学家做研究工作，总要以最早的史料为根据。譬如战国时代发生过某一件事情，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历史学家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使用《史记》，不使用《资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也是根据《史记》而来的——只是有些晚出的史料，由于经过后人整理、考订，比原始的资料更为翔实可信，研究者亦当斟酌使用。

历史学家收集史料，必须尽可能把同他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如果有较早的史料而他不知，却引了较晚的史料，这叫作“陋”。如果有与他的结论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释，不能视而不见，或佯为不知。如果他对于这些史料，置之不理，那么他作出的结论就可能完全错误或者陷于片面。所以收集史料要求“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其中哪些是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史料？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这些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首先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便是史料学的一个内容。

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收集史料，下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对于“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八〇页）。审查史料，就是对于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工夫。史料并不一定都是靠得住的，必须加以审查。

清朝学者崔述说：“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于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崔述用“打破沙锅纹到底”这句成语说明他的办事和为学的态度，这也是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态度。

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历史，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事情是那样的？”他必须随时准备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必须随时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戴震十岁时候读《大学》。朱熹的注说：《大学》的《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他问老师，怎么知道是如此。老师说：“这是朱子说的。”戴震又问朱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曾子是周朝人。他又问从周朝到宋朝中间隔多少年，老师说隔了几乎两千多年。他又问朱子怎么样知道是如此，老师没有话可以回答。朱熹的话本是一种揣测之词，并没有史料上的根据，所以经不起戴震的追问。戴震的这种追问精神是可贵的，科学的历史必须能经得起像戴震这样的追问。

戴震的追问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从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这是审查史料的一个主要方法。

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主要是书籍。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保存下来的书籍，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有它们自己的源流。它们总是经过一些发展变化，才具有目前的面貌。我们对于这些书的历史，必须加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这些书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才能肯定它们的可靠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要分析史料“不同的发展形态”。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要讲关于古代主要哲学典籍的源流，看它们是怎样形成现在的面貌的。

研究古代书籍的历史，是审查史料工作的一方面。审查工作还有其他方面。从一部书的语言、体裁上，从它的内容上，也都可以看出它的时代来。譬如说，现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解放以后的作品。在解放以后，中国的语言和文章的体裁，有很大的变化；所讨论的问题也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有专门伪造古书的人，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刻成木版，用很旧的纸印出来，但是我们一看还是可以弄清它的时代的。

我们从史料的历史，从它的语言和体裁，从它的内容（包括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的时事），都可以看出史料的时代。审查史料所用的这些方面的证据叫“内证”，因为这些证据都包括在史料的本身之内。

此外，还可以从各时代的目录看。例如《汉书·艺文志》是西汉以前的书籍的总目录。如果有部号称先秦时代的著作，而其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就有必要追究这一著作的来源。

哲学著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一部哲学著作，都是哲学家参加当时的思想斗争的产物，所以必然要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留下痕迹。一部特定时代的哲学著作，倘若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中没有一点痕迹可寻，这部著作的来源也就很可疑。

审查史料所用的这些方面的证据叫“外证”，因为这些证据都不在本书之内。

以前的人，特别是汉朝的人，喜欢“托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著作，托名于更古的权威。这不一定是有心欺骗，而是一时代的风气使然。也有人在编辑前人的著作的时候，无意之中把后人的著作编入，这是出于一时的错误。对于大量的史料，必须仔细审查，以鉴别其真伪。

判定史料的真伪，主要的是确定它的时代；这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一部伪托古人的哲学著作，就其伪托说，是一部伪书；但就其具体内容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还要讲它，不过要放在真正产生它的时代里去讲它。

这些对于史料的“去伪存真”的工作，也是史料学的内容之一。

同样是真的史料，由于有着某些客观或人为的障碍，其价值也会大有不同。这就需要进行“由表及里”的了解工作。了解史料，首先要注意史料的阶级性。

阶级社会中的史料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文字著作，我们必须注意它是哪一阶级的人写的。在过去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史料是统治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对于农民是蔑视的，对于农民起义说的话，绝大部分是诬蔑；他们偶或说些接近或符合事实的好话，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比他们所说的更好。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的绅士都认为是“糟得很”；毛主席查明，实在是“好得很”。毛主席指出所谓“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十七页）。认为农民运动是“糟得很”的人也有他们的“考察”和“报告”，其中充满他们的阶级偏见，这也是一种史料，但是这种史料只反映了当时反动派对于农民运动的歪曲看法，丝毫不能说明农民运动的真相。

我们对于史料作者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他的政治面貌及其学术派别，都要搞清楚。总之，不能认为，同一时代的史料，只要它们都出于同一时代的人之手，就必定有同样的可靠性。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确定史料的不同程度的可靠性，也属于了解史料的范围。如上面所说的，这方面的工作的要求是“透”。

了解史料，还牵涉到语文学上的问题。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的书籍，是不容易读的。有些青年说，看古书就好像是读天书一样。其实，即使受过一般读古文训练的人，对于先秦的书，也不是一看就能了解的。因为古代的语言和我们现在的语言有很大差别，所以我们看古书特别是先秦的书，得依靠前人所作的注解。但是一部书往往有很多的注解，特别是从前称为“经”的那些书，例如《易经》之类，一部书可能有几百种乃至上千种的注解。究竟哪些注解是重要的，非看不可的；哪些是次要的，仅供参考的；哪些是除非有特殊需要外是不必理会的。这些也都是问题。

一部书可以有许多版本。版本不同，内容便不一定完全相同；文字上有所差异，更是很普遍的现象。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首先应该知道，究竟要看哪些版本的书，哪些版本的书在内容上比较完整、在文字上比较正确。

这些问题也都属于了解史料的范围。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史料学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研究”阶段中，究竟怎样收集史料，如何求“全”；怎样审查史料，如何求“真”；怎样了解史料，如何求“透”？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史料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