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春秋战国）哲学史史料（二）
一 《管子》
现在《管子》附有刘向叙录。据叙录说，《管子》书共有五百六十四篇，除去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实际是八十六篇。刘向所编辑的《管子》就是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还是八十六篇，其中失掉了十篇，实存七十六篇，基本上还是刘向编辑的那个样子。
表面上有这样一个问题：《管子》八十六篇之中，哪些是管仲自己写的，哪些是后人写的？这就是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伪的，弄清真伪的实质就在于搞清楚这些篇的著作时代。
先秦诸子书，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在当时都只是些单篇论文，经过汉人的编辑，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称为某子的书名，本来只是一个总集的名字，其中的各篇并不一定都是某子个人的写作。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发生真伪的问题。
不过《管子》这部书，跟先秦别的“子”书有所不同。譬如说，墨子确实代表一个学派，《墨子》这部书确实是墨家这个学派的论文总集；但是据我们所知道的，管子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并不代表一个学派，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法家的创始人，但这也只是说，他实际的政治活动是后来战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开始，至于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体系，就很难考了。
当然，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说，《管子》书的思想体系就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思想体系，但《管子》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它虽然包括了许多家的思想，却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因为杂家有杂家的理论，它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管子》却没有这样的理论。这部书并不是某一个学派的著作的总集，而是许多学派的著作的总集。所以这部书跟《墨子》等书比起来，有性质上的不同。
《管子》可能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齐国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国人把从稷下出来的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就用齐国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字。这是《管子》成书的经过（参看郭沫若先生《宋 尹文遗著考》，载《青铜时代》）。
这个说法同时也断定《管子》中的各篇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们不能早于战国，因为战国以前还没有稷下；也不能晚于战国，因为太晚了就不能与稷下发生关系。郭沫若先生主张上面的说法，而又认为有些篇是汉朝的作品，这就有点不能自相一致。例如他认为《侈靡篇》是吕后时代的作品，证据是《侈靡篇》有“妇人为政”、“铁之重及于金”两句话（见《侈靡篇的研究》，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三期），这两个证据都不见得充分。
从这个观点去看《管子》，这部书的价值很高。在战国时候，有那么大的一个学术中心，吸引了各国各派的学者，他们的著作编成为这样的一个总集，而且在基本上完全保存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部书是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一个宝库，是研究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一部重要史料。
这部书编辑的体裁，分为许多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等名目，有些像《庄子》分内、外、杂篇之类。这些名目的区别，有些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管子解》是《经言》的解释，这同《墨子》有“经”有“说”是一样的。但是别的篇是按着什么标准分类的，就不很清楚了。例如《轻重》这一类的许多篇，主要地是谈经济问题，可是也不尽然，《轻重己》就是阴阳家的思想，与经济问题无关。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有人认为，《经言》是管仲所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早期，所可能有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不可能是管仲的思想，因为他还是尊奉周王的。《管子》中有些篇，如《大匡》、《小匡》，记载管仲的政绩，跟《国语》、《左传》中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这当然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包括有各家的著作。具体地说，《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任法》、《八观》、《轻重》等篇都是法家的著作。《四时》、《幼官》、《轻重己》等篇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
《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等四篇，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是不是如此，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这四篇确实是哲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它们代表老子思想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管子》向来被认为难读，原来只有唐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刘绩所作的补注。一直到清朝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的工作。清戴望所著的《管子校正》把在他以前的清朝各家研究《管子》的成果集在一起，对于读者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两位先生作《管子集解》；这部稿子又经郭沫若先生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它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管子》的成果。有了这部书，《管子》就比较容易读了。
关于《管子》书的注解：
（一）《管子集校》，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著。这部书包括了以前的所有注解。它的《序录》对于《管子》书以前的版本作了详细的考证。
（二）《管子探源》，罗根泽著。这部书对于《管子》各篇的时代作了一些考证，可以参考。
二 《老子》
老子这个人所处的时代，司马迁已经搞不清楚。《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也可能是太史儋。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一个争论的问题。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还稍微早一点。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期的作品。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对这个传统说法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曾经与同意这个传统说法的人，展开了许多次的辩论，双方都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从1919年到1936年，两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收在《古史辨》第四册中。
现在的情况则是处于一种僵持的局面中。两方面对于自己的主张，都在某些点上有所让步，同时还都坚持自己主张的主要部分。主张《老子》早出的人费了很大的力量，证明在孔子时期有老聃这个人。认为《老子》晚出的人就说，他们并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这个人，但是他们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那个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他们也不一定否认《老子》书里面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这部书虽然只有五千来字，但是也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是比较简单的，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成熟的地步。《老子》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因此《老子》的思想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拥护传统说法的人说，他们也不一定否认《老子》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人写的，因为其中确实搀杂了不少战国时期的思想；但其中主要的思想还是春秋末期原来有的。照这个看法，《老子》虽然晚出，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主要的思想却很早。郭沫若先生对于《老子》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认为《老子》是环渊作的，原来名称叫《上下篇》，而环渊就是关尹。他承认《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又认为环渊基本上是记载老子的话，就和《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一样。因此《老子》虽晚出，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主要思想却很早（见《老聃，关尹，环渊》，载《青铜时代》第二三一—二四三页）。
《老子》是环渊所作之说是很新奇的，如果真是如此，《老子》的主要思想也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这里说环渊“发明序其旨意”，可见他并不是仅只记述原来老子的话，而是代表道家思想的一种发展。所以认为《老子》仅只是老子的语录，像《论语》是孔子的语录一样，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况且《论语》记载孔子的话，总是明确地说是“子曰”或“孔子曰”；可是《老子》中不但没有“老子曰”，而且也没有这种暗示或迹象。
郭沫若先生所以认为《老子》中的主要思想是老聃原来的思想，因为《庄子·天下篇》所叙述的关尹、老聃的思想，与《老子》书中的思想是相合的。《天下篇》认为这种思想是老聃的思想，而老聃又和孔子同时，所以这种思想也就是在孔子时期已经有了的。这种推论，也是有困难的。《天下篇》叙述先秦各学派，最先是儒家，其次是墨家，其次宋钘、尹文，其次彭蒙、田骈、慎到，其次关尹、老聃，其次庄周。这样先后排列，似乎是有时代上的次序。道家四派的次序，似乎也是道家发展的次序。按照这个次序，《老子》的思想是晚出的。郭沫若先生的说法还有一个困难，《天下篇》把关尹、老聃算成一派，把关尹的名字放在老聃前面；如果关尹就是环渊，而环渊是老聃的弟子或后学，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在老聃前面？这也是难以理解的。
主张《老子》早出的人又可以说：《天下篇》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天下篇》是庄子作的；庄子称老子为“古”，可见老子和他的思想都是比较早出的。这种解释也还有问题。因为《天下篇》很可能不是庄子作的，它的时代可能更晚。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也说，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并不是说关尹、老聃的年代古，而是道家所理想的“博大真人”，是属于旷邈的远古（参看《十批判书》第一七二页）。
这样的往返辩论，可以很多。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大处看。我曾提出三点看法，说明《老子》中的思想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已另有专论（《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收入拙著《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反对传统说法的人认为《老子》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是究竟是战国哪个时期的作品，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末年的作品，有人认为在《庄子》以前，也有人认为在《庄子》以后，我认为《老子》是在《庄子》以前的。那就是说，虽然不是战国初期的作品，但也不会太晚。
有人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孟子和庄子是同时的人，如果是《老子》出在庄子以前，那也就是在孟子以前了，为什么《孟子》里没有提到老子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孟子不仅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提到庄子。他只提到杨朱。照他所说的看起来，杨朱的影响跟墨子一样大。他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认为他是把杨朱作为道家的一个代表人物提出的。杨朱是道家的最早的代表人物，所以孟子在思想斗争中就以他为攻击的对象。到孟子以后，老子和庄子成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了。所以荀子在思想斗争中，就以老子和庄子为攻击的对象，不再提杨朱了。在《墨子》书中，除儒家外，没有其他的攻击对象。可见在墨子的时候，道家的学说还没有发展起来。这也是《老子》思想晚出的证明。
关于《老子》的注释：
（一）《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老子》用精练的语言说出深奥的道理，所谓“文约义丰”，所以很早就有注解，《韩非子》里面的这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
（二）《淮南子·道应训》，这一篇也是《老子》的注解。
（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候的人，可是《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他的注。《艺文志》著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是这三家的《老子》注现在都失传了。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
《韩非子·解老》用《管子·心术》等四篇的精气说解释《老子》。《喻老》和《道应训》，举历史的事实，说明《老子》书中所说的一般原则，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结论。河上公注从养生和修炼的观点注解《老子》，他们都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四）《老子指归》，旧题汉严遵撰。此书《汉书·艺文志》未著录，《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始著录，宗炳《明佛论》引此书。时期可能与河上公注差不多。现只存第七卷至第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今存本不是《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乃明人伪作。唐鸿学据明抄本刻印（怡兰堂校刊），作一跋，认为并非伪作。
（五）《老子道德经》，魏王弼注。王弼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王弼注的影响很大，几乎成为《老子》的标准注解。因此后来的人几乎都把《老子》的思想了解为唯心主义。河上公注和王弼注是老子注解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其间的区别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六）《老子音义》，载《经典释文》内，唐陆德明撰。这部书引了王弼以外的别家的一些《老子》注解。
（七）《老子义疏》，唐成玄英撰。四川省立图书馆石印本。成玄英是个道士，但他的思想中有佛教空宗的成分。他对于《老子》的解释，也有佛教空宗的思想成分。此书久佚，在抗日战争时期，蒙文通从唐人著述中辑出。
（八）《老子翼》，明焦竑撰。这部书收集了王弼以后各家的《老子》注解，是一种集解的性质，有参考价值。
（九）《老子覈诂》，马叙伦撰。
（十）《老子古本考》，前北平研究院刊。
这两部书都是关于校勘的，把《老子》的不同本子，收集起来，加以比较，可以参考。
（十一）《老子正诂》，高亨撰。这部书注重文字上的解释，可供研究者参考。
（十二）《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最近讨论《老子》的论文总集。
三 《庄子》
《庄子》是先秦道家的一个论文总集，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著作。道家论文总集而称为《庄子》，这可能是因为庄子在战国末年影响很大，也可能因为这个总集是庄子一派的人所编辑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在汉朝，庄子的影响不大，讲道家学说的人多称黄老。到晋朝，庄子的影响逐渐大起来了，讲道家学说的人，不称黄老，而称老庄。汉朝有班固作的关于《庄子》的“说”（陆德明《经典释文》释《庄子·齐物论》引崔 说）。到晋朝，注解《庄子》的有许多家，但是为《经典释文》所著录的，只有司马彪注和孟氏（原注不详何人）注有五十二篇，其他崔 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郭象注三十三篇，李颐集解三十篇。照陆德明所说，因为在《庄子》五十二篇之中，有些篇“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经典释文》序录）。所谓“内篇众家并同”只是说各家都有所谓“内篇”，至于内篇包括哪些篇，各家并不相同（说详王叔岷《庄子校释》叙）。所谓“有外无杂”只是说有些家只分内外，不立杂篇名，并不是说有些家没有为郭象列入杂篇的那些篇（说详马叙伦《庄子义证》序）。
上面所说的各家《庄子》，现存的只有郭象一家。现有的《庄子》就是经过郭象编辑注解的三十三篇本。有一个《庄子》的古抄卷子本，在最后有一段似乎是郭象所作的《庄子》注后序。在这一段里，郭象举出了一部分他所删去的篇目，并且说明为什么他只收三十三篇。
郭象注的《庄子》三十三篇之中，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照传统的说法，内篇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杂篇是庄子的弟子及后学所写。这只是一种推测之词，没有什么根据。郭象就没有这样说。照上面所说，内篇包括哪些篇，各家并不一致。有人说，内篇七篇的时代总要早一些，这也没有什么根据。我们在上边说过，先秦时代比较早的著作，没有单独有意义的题目，都是用篇首的两三个字作为题目。时代较晚的著作，才有单独有意义的题目。《庄子》的内篇七篇，都有单独有意义的题目，外篇、杂篇倒是用篇首的两三个字作为题目。这样看起来，内篇在时代上就未必比外篇、杂篇早，倒可能是比外篇、杂篇晚。
郭象注《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各篇的编排跟别家的编排并不完全相同，各篇之内的各章的编排，跟别家的也不完全相同。现在的《庄子》跟郭象的原注本，也许还有小的出入（说详马叙伦《庄子义证》序）。照陆德明所说，各家都“以意去取”，也就是以己意编排。郭象也是如此，他也是随“意”编排，那么他这个“意”是怎样的呢？照我的推测，从先秦传下来的道家各学派的著作，本来都是些单篇的论文，其数有五十二篇。汉朝人把这五十二篇论文编辑起来，成为一部书，把它分为内、外篇。其所以要有这个分别，是因为汉朝人的著作有分成内、外篇的习惯。《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晋朝葛洪撰《抱朴子》，也分内篇、外篇。郭象是想把《庄子》编得完整一些，所以把其中所辑集的论文分成内、外、杂篇。《天下篇》所以放在最后，也有一个理由。汉朝人所著的书，最后一篇总是自序，或叫自纪。像司马迁的《史记》，淮南王的《淮南王书》，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都是如此。郭象编辑《庄子》，想使它像一部完整的书，看见《天下篇》评论先秦的学派而归结于称赞庄子，于是就把它作为《庄子》的最后一篇，好像是一篇自序。至于哪些篇应列入内篇，哪些篇应该列入外篇、杂篇，据我猜想，他就是以题目为标准。他把题目有意义的七篇，作为内篇。在这七篇的七个题目上，也大做文章。其余诸篇，再分为外篇、杂篇。这些分别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也不一定有深奥的意义。在郭象以前及和郭象同时各家编的《庄子》，内、外篇分类不同，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有许多人专从内、外篇的分类上去断定内、外篇的价值，以及它们的真实性或可靠性，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现在《庄子》的三十三篇，其内容性质也有不同。就其内容性质说，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的主要内容是讲如何可以保全自己，免受危害，例如《养生主》、《人间世》等。这一类可能是杨朱一派的著作。第二类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奴隶主贵族的所谓“礼”的，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社会秩序，有批判反抗的意义，例如《马蹄》、《骈拇》、《胠箧》、《在宥》等篇。这一类可能是老子一派的著作。第三类的主要内容是讲养生修炼的，例如《刻意》、《缮性》、《达生》，这类可能是宋尹一派的著作。第四类是讲关于自然观的问题的。例如《天地》、《天道》、《天运》、《庚桑楚》、《则阳》等篇。第五类的主要内容是发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的，例如《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这最后两类是庄子一派的著作。怎么知道这是庄子一派的著作呢？因为它们的精神跟《天下篇》所说的庄子的精神相合；并且从晋朝以后，所谓庄子思想也正是这一种思想。
有人认为《齐物论》是慎到的著作。他们的根据是《天下篇》和《史记》。《天下篇》说慎到“齐万物以为道”，《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作十二论”，《齐物论》即是其一。可是《天下篇》批评慎到等的主张“块不失道”，现有的《齐物论》并没有这样的主张。《齐物论》所说的“两行”，正是《天下篇》所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所以我还是认为《齐物论》是庄子一派的主要著作之一。
关于《庄子》的注解：
（一）《庄子注》，晋郭象注。郭象和庄子的关系上面已经说过。他的《庄子注》不注重文字上的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
（二）《庄子音义》，载《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书中引了郭象以外各家的一些《庄子》注解。
（三）《庄子翼》，明焦竑撰。《金陵丛书》本。这部书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朝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参考。
（四）《庄子集释》，清郭庆藩撰。清朝王先谦也作过一部《庄子集解》。但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不着重训诂，而着重“义理”，可是《庄子》的“义理”，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郭庆藩这部书包括有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庄子音义》，又吸收了一部分清朝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给予读者很大方便。
（五）《庄子义证》，马叙伦撰。这部书对于《庄子》的文字作了很多校勘和考订的工作，但是有些考订有主观主义的缺点。这部书还喜欢用佛学解释《庄子》，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
（六）《庄子校释》，王叔岷撰。这部书收集了现在所有的《庄子》的不同版本，做了很多的校勘工作；还附有《庄子》佚文。很有用。
校勘家喜欢用别本来改通行本。其实别本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例如《庄子·养生主》有“目无全牛”，别本有作“目无生牛”的，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证》，就认为“全”字应改为“生”字。其实按这句话的意义说“全”字比“生”字好得多。《养生主》这一段本来是说，庖丁的刀所以用了十九年而还是非常锋利，是因为他深切了解牛身上肌肉的结构。他看出来牛身上的空隙，顺着空隙割去，所以刀就不致于受损伤，所以说“目无全牛”。只有“全”字才能表达这个意义。这个例可以说明，关于古书的校勘工作，必须把字句的异同和上下文的意义结合起来推究，才能做好。
（七）《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关锋撰，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