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编 “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的儒家经典批评
“宗经”是《文心雕龙》立论的基石。在刘勰看来，“经”的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刘勰所谓的“经”就是指儒家经典，其核心即传统意义上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经的意义，特别是经对文章创作的意义是否如同刘勰所论的那样巨大和深远呢？显然不是，这是需要作具体、客观的分析评价的。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备至，却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始末的。在“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集中阐释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内容、价值、写作特点及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因此圣人的文章有鼓动天下的巨大作用。刘勰之所以强调“征圣”，是因为圣人的著作在政治教化、事迹功业和个人修养方面具有可资征验的巨大价值。而且，圣人文章对繁、略、隐、显的恰当处理，以及“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风格特点，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因此，“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
就文章创作层面而言，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其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对经典巨大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深刻体认。经典“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光辉典范，昭示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后世各种文体都源于经典；只要向经典学习，文章就会“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宗经》）。其次，借经典来针砭文章时弊，以图匡正文风。晋宋以来，“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率好诡巧”（《定势》），“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辞人丽淫而繁句”（《物色》），“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要改变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在刘勰看来，就需“还宗经诰”“参古定法”（《通变》）。显然，提倡对经典书辞的体察和效仿，同时也包含有对时文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再次，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以提升其理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三代至晋宋，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经典在士人眼里都是神圣而崇高的。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和范式来推原“文心”，显然更有助于正末归本，树德建言。
“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儒家经典文学意义的开掘和阐释还散见于《文心雕龙》各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其中，论述最多的是《诗》《书》、“三礼”、《易》、《春秋》三传和《论语》。
《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对《诗》的批评，涉及《诗经》的具体篇目就有《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关雎》《氓》等五十余篇。所讨论的问题，既有《诗》的作者及编次，也有《诗》的内容特点、艺术手法及文体特点等。其中，对《诗》的情采特征、章句锻造、比兴艺术、夸饰技巧、摹景手法等方面的总结和分析最为细密，也最有价值。论及《尚书》者，至少有《征圣》《宗经》《史传》等三十余篇，其余征引《尚书》原文、化用《尚书》事典、论及《尚书》人物篇章者，则难以数计。《文心雕龙》既肯定了《书》的文学性，也具体分析了《书》中属对、夸饰、事典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并多次论及了载于《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刘勰对《尚书》“辞尚体要”创作原则十分推崇，“辞尚体要”也进而成为了《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美学思想。对“三礼”的有价值的评介和论述见于《宗经》《祝盟》《诏策》《章表》《书记》《练字》等十六个篇目中，涉及了《礼》的体制和法则、结构和章法、语言与文体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刘勰看来，“三礼”最突出的文学性意义在于“立体”和“据事剬范”，即蕴含和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基本范式和准则。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角度较早、较深刻地对《易》进行分析探讨者，当首推《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序志》在谈到《文心》的体例构设时讲到：“障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文心》的纲目恰好合于“大衍之数”，这充分说明了刘勰对《易》学精神的尊崇和重视。《文心雕龙》文道观念的确立大量援引和运用了《易》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了与《易》相近的思辨逻辑。此外，《文心雕龙》还对《易》的地位和价值、文学性意义、丽辞范式、美学特征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释解。对《春秋》经传的批评主要见于《征圣》《宗经》《辨骚》《明诗》《铭箴》《史传》《议对》等篇，其中论及了经传的创作宗旨及相互关系、经传的叙事记言特点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等众多内容。“五经”之外，刘勰还论到了《论语》《孟子》《荀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经典。不过，刘勰是将《孟》《荀》作为子书看待的。为行文方便，本章只讨论《论语》的相关问题，《孟》《荀》则列于“丙编”中。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五经”的特质作了细致精当的归纳和分析，这是《文心雕龙》的巨大贡献。此外，《文心雕龙》对“五经”的文体学意义所进行的归纳和总结，也突出地显示了刘勰对文学文体的重视，而这也正昭示了魏晋文学的高度自觉。刘勰对“五经”之于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或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或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或从文体源流、手法技巧、内在精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考辨，并据以提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写作要求，这些论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其论文叙笔过程中，《文心雕龙》鲜明地体现出了以经典为创作和评判标准的倾向；而全书无处不在的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叙等形式对经典进行诠释和运用的情形，也直观地见出了《文心雕龙》对儒家经典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