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从1954年到北京大学作汉语史研究生，进入汉语研究领域，至今已经一个花甲。我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是在古代汉语教材、汉语语法史、汉语古音学方面。但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教学需要，我不只教过汉语史、古代汉语、文字学、《马氏文通》研读、段注《说文解字》研读、古代语言学论文选读、汉语语法史研究，出版过《古代汉语》《古代汉语语法讲稿》《汉字知识》《汉字古音手册》等著作；也参加过《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教过“语法修辞逻辑”课，编选了“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中的《王力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调查过方言，写过有关湘方言的文章；还带领汉语专业72级学生编选、注释过《柳宗元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二十年前承商务印书馆为我出版了《汉语史论集》，十年前又出版了增补本，《论集》只收录汉语史方面的文章。前年我收集了部分其他方面的文章，中华书局秦淑华编审看到了，促成我另编一个集子，并建议叫做《汉语研究存稿》，去年就把已经收集的文章排印出来了。这让我不得不把没有完稿的《衡山望峰话音系》赶写出来，并收齐其他文稿进行编定。《存稿》收集长短不一的文稿56篇，据内容大致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有关古代汉语教材、教学的文章12篇。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后，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编写，三四年之间，全力以赴，执笔写了《绪论》和音韵、文体方面的通论9节、附录5节。这是我继续在王力先生指导下完成学术研究的重要锻炼过程。每写一节通论，我必须查阅古今有关资料，先写出提纲，反复推敲，写成初稿，交编写组提意见，由王力先生最后审定、退改。这比个人写几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难得多，得到的锻炼、提高也大得多。《存稿》选收了通论《骈体文的构成》上、下两节，这是在收集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四六法海》《骈体文钞》和今人研究骈体文的相关资料后写成的（读研究生时，曾准备写这方面的论文）。教材的《通论》部分被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中国古典读法通论》（日本朋友书店1992）。这里选两节，以见我所写通论的一般情况。

“文革”后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由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为了当时的教学需要，我以编写古代汉语教材为由，招收了五个进修生，想法摆脱军工宣队的约束，开门办学，到校外去上课、编教材。“文革”中编出了上、中两册初稿，以应付教学；“文革”后编出下册；1979年起分册定稿发排，1981、1982、1983年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世纪初由商务印书馆改为上、下两册出版）。

“文革”动乱，极左路线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当时不少人有气，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我只得个人多干点。全书29节常识，主要由我执笔的就有21节（上册有些初稿是由进修生、年轻教师提供的）；六节词义分析举例，也有一半以上是由我执笔。这里选了一节常识《古汉语今译问题》、一节词义分析举例《同义词辨析十五例》，以表达我这个时期在教材、教学上所作的努力。全书的常识部分去年已被译成韩文，即将在韩国出版。

80年代我担任了中央电大的主讲教师，讲课外还应各地电大教学刊物的要求写了十多篇辅导性质的文章，这里选了六篇。当时有关方面曾建议我收集四个主讲教师的文章，出版过《怎样学好古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86）。至于《参编〈古代汉语〉的体会》一文，则是1987年我在首届全国优秀教材授奖仪式上代表去世的王力先生领取了特等奖之后，应邀撰写的个人心得，表达了当时学术界对文科教材的肯定态度。

第二类是有关湘方言的文章5篇。上世纪50年代我作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论”，曾两次随班去山西进行方言调查实习，“文革”中又随72级到韶山进行过一次方言调查。我虽然知道方言调查对研究语言学的重要性，但是“文革”前忙于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和汉语史教学，确实抽不出时间兼顾方言，可以说方言研究成了我的弱项。八、九十年代就有意带研究生回衡山调查了三次方言，写了几篇文章；最后又将我50年代记录自己方言的字表结合这几次的调查资料，多年前已整理出音系。这次花了大半年时间，探讨了望峰话音系的发展变化，写成《衡山望峰话音系》。

这一实践使我真正认识到深入研究自己方言的重要作用，后悔这个工作做得太晚了。以前总以为自己出生在口音混杂的洞庭湖湖垸，口音能否代表祖籍的方音，不敢自信。现在看来，我四岁后就跟祖父读了四五年古书，接着在衡山老家生活了十一年。我的口音虽有混杂的一面，可是只要唤起深层记忆，衡山望峰话的语音系统、文白异读的情况在脑海里还是很清晰的。加上三次衡山方言调查资料、特别是两种望峰话调查资料的参照，在探讨望峰音系的发展变化中，对照同音字表，从系统性来观察、比较，情况就都摆得很明白，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第三类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出版后我所写的汉语史方面的文章15篇。这些文章大都是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撰写的。前8篇大多涉及古音问题，直接与本世纪初的古音研究十年论争有关的就有5篇。《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是论争后期对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来构拟上古音的国内外“古音学家”，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击。《从湘方言的“盖”和“㔶”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美”字能归入微部吗》和《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等4篇是对潘悟云、郑张尚芳、冯蒸等的剖析。后5篇是讨论词义、训诂问题，有的是对古典诗词的流行释读作出批评，有的是对历史词典的修订方案提供建议。

第四类有5篇是论述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另外6篇是纪念、学习我的其他师辈的治学和为人。

第五类主要是应朋友之约，为他们的学术论著所写的序，也包括为个人主编的一部教材、两部论文集所写的自序，共计13篇。这些序短到八九百字，长不过两三千字，内容大多是探索著作的写作背景、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都只表示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评价。

总之，《论集》配上《存稿》反映了我六十年来学术研究各个方面的大致情况。80年代以前我的精力有一多半是用在《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上，我对教材当然是重视的；但是《古代汉语》教材是集体著作，我只宜把我执笔的个别篇目选入《存稿》，作个交代。

有人贬低教材，那是很不妥当的。王力先生的几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汉语史稿》，还有《汉语诗律学》《中国语言学史》不也都是先生的讲稿、教材吗？当然有的人写教材不下功夫，东拼西凑，那是另一回事。比如，70年代我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中册，有位先生分工执笔写三节古代文化常识、一节古汉语今译，我不便轻易否定或大肆删改，结果三节文化常识被出版社退稿，只得由我重写两节，由蒋绍愚重写一节。《古汉语今译问题》一节也不很允当，因此修订版也换了收在《存稿》中由我重写的这篇。

我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常识部分比较强调系统性和知识的前瞻性，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上、中两册的稿子，至少也是三易其稿；不少章节包含执笔者的研究心得或某些新观点。例如，“被”字句的问题，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1958）第48节《被动式的发展》中说：“带关系语（施事者）的‘被’字句在第四、五世纪之间产生了。”并举了《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各两例（中册427页）。《古代汉语》上册（北京出版社1981）常识第8节《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却说（300页）：“‘被’开始用于被动句式时，只直接加在动词前面，到汉末才出现由‘被’引进行为主动者的句式。例如，蔡邕《被收时表》:‘今月十三日，臣被尚书召问。'”这里就没有照抄《史稿》。

《汉语史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用科学出版社的原纸型重印一次，没有改动。唐钰明《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唐至清的“被”字句》查考了大量典籍，参考了《汉语史稿》1980年本，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唐钰明自选集》28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略论》以及本文附表的数据作统计，‘被’字乙式（按：即带关系语）在‘被’字句中的频度分别为：先秦两汉，0%；六朝，7%；唐宋，82%；元明清，83%。”这说明唐文所作考察只停留在《史稿》原来的结论（东汉以前“被”字句不带关系语）。我在编辑《王力文集》第九卷《汉语史稿》时，是采用中华书局1982年的加印本作为底本，却发现王先生在这里采纳了《古代汉语》的意见，为此作了挖改，改为（参见1982年中华书局加印本及《王力文集》第九卷558页）：“带关系语（施事者）的‘被’字句在汉末已经有了萌芽，如蔡邕《被收时表》……到了第四、五世纪就更多一些。”这说明古代汉语常识的编写，不但根据教学的需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还重视前瞻性的发掘，不放弃个人的研究心得。在八节有关语法的常识中，大多带有我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某些认识和看法。比如，判断句中的系词“是”、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指示代词的体系、句尾语气词的作用等，都没有遵循当时的主流看法，不过那些问题我都写有论文，见《汉语史论集》（增补本）。这里“被”字句带关系位，只是发现了早一两百年的用例，值不得另写文章，就写进了教材。

《存稿》的内容涉及汉语研究领域的范围广，写作时间差异巨大；各篇文章之间，体例不一，繁简的要求也有不同，拼音和国际音标还时有交错。我们对这些方面不作统一，一般仍旧，请读者见谅。最后要感谢秦淑华编审通读全稿，认真校勘，为作者考虑多，想方设法，保证出版高质量。

2014年6月16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