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梁思成早期的建筑设计及古建筑调查实践

执教东北大学时期是梁思成学术实践的起步期，不仅建筑教育领域，在建筑设计、古建筑调查研究及中国雕塑史研究等领域，梁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其早期学术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成立“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

建筑学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学科特点要求建筑学理论研究必须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充分结合，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支撑，理论研究往往难以深入，苍白无力。此外，单纯从经济上考虑，从事建筑设计的收入通常也要远远高于从事理论研究的收入。梁启超生前写给梁思成的信中即表达了这个想法，他希望梁思成在教学之余，组织营造事务所，多做一些实践工作。[55]到达沈阳之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度为建筑系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拿不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设计工作。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陆续加盟后，教学工作任务一下子减轻了很多，成立营造事务所事宜旋即提上日程。营造事务所最终以梁思成、陈植、童寯、蔡方荫等4人姓氏命名，名曰“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林徽因虽然未名列其中，但亦为重要成员之一。

就目前可考证的资料看，“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承揽完成的较大规模的建筑设计项目主要有两项：一是原省立吉林大学教学楼群；二是原东北交通大学部分校舍。

原省立吉林大学教学楼群是梁思成等人的一项重要设计作品，也是完好保存至今、并较好地体现梁思成建筑设计思想的一组建筑。当时的“吉林大学”并不是现在坐落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而是1920年代末吉林省地方政府创办的一所省立大学。1929年，时任吉林省督军张作相决定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垅办一所省立大学，特意聘请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主持教学楼群的建筑设计工作。该工程包括主楼及东、西两栋楼，中间形成一个广场。三栋楼均向院内广场开口，主楼朝南，为礼堂和图书馆，东、西两栋楼为教学楼。教学楼群的设计始于1929年，1930年基本完成。就设计风格而言，该楼群既坚持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采用平顶结构、立体划分，简捷、质朴，功能、结构、形式统一，又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在细部设计上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古典元素，从立面上看，“东楼、西楼檐部运用了连续的一斗三升和人字斗栱形的浮雕；在主楼和东、西楼的主入口顶部，设有似传统建筑中屋脊和鸱尾形象的石作装饰”。[56]此外，传统牌楼的基座、梁头装饰、带有传统花纹的石柱等中国建筑元素及一些传统构件亦有采用和体现。

东北交通大学是东北地区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其前身是交通部锦县（今辽宁锦州市）交通大学。1927年春，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常荫槐提议创办该校，1927年9月19日举行了成立典礼。1929年3月，学校改归东北政务委员会直辖，张学良兼任校长，4月，学校更名为东北交通大学，并购地二百余亩，拟新建造楼房一座，作为图书馆及讲堂。[57]梁思成等人受聘主持新校舍的设计。“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交通大学停办，学生并入流亡中的东北大学，校舍亦遭到日军轰炸，毁坏殆尽。

“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的具体成立时间已无从考证，陈植曾回忆说是在1929年。[58]鉴于童寯、蔡方荫于1930年9月来东北大学执教，1931年春夏之际，陈植、梁思成先后离开沈阳，“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应该在1930年下半年成立，而在其正式成立之前，梁思成等人已开始承接一些大学校舍、小型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设计任务了。据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记述，梁思成、林徽因一起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肖何园，以及一些有钱的军阀的私宅。[59]由于东北局势的迅速恶化，“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承接并完成的设计项目数量也不多，但对于梁思成、陈植等人而言，这段经历却是很好的历练，对于他们日后组建营造事务所或是从事建筑设计应该大有裨益。

二、开始调查古建筑

留学美国期间，梁思成即对中国古代建筑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借助现代建筑学知识在这一领域深入开展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梁思成高度重视古建筑实例调查，以此来印证《营造法式》等建筑文献中的描述和记载。他指出：近代学者治学，首重证据，“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60]须用近代建筑学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读这些“凝固的历史”，才有可能梳理出中国建筑发展演变的脉络，还原中国古代辉煌的建筑成就。1930到1940年代，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显赫成果，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赞誉，其学术研究的基础即是常年不懈的野外古建筑调查测绘。

执教东北大学时期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的起步期，其对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亦由此而开始。沈阳曾经是满清入主关内之前的都城，有着大量的皇家建筑物，无疑为梁思成的古建筑调查提供了丰富的实例。位于沈阳郊区的清“北陵”——也就是埋葬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昭陵，是梁思成着手调查测绘的第一座古建筑。据其学生张镈回忆，1930年冬，梁思成经常去东北大学操场后山的北陵去开展调查测绘工作。[61]测绘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测量数据与绘制图纸的比例要求无法取得一致，经过反复试验，梁思成决定不再使用英尺、英寸，代之以公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应该说，这期间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成为以后梁思成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必要基础。

对古建筑的保护也始于这一时期。据费慰梅记述，时任沈阳市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得知消息后，立即向市政当局进言，希望保全古建筑，另觅解决交通问题的办法，结果遭到了拒绝。[62]

三、学术研究的初步成果

在中国雕塑史和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方面，梁思成亦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和扎实的学术功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撰写中国第一部雕塑史

执教东北大学建筑系期间，为授课需要，梁思成对中国雕塑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精心编写了讲课提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撰写了《中国雕塑史》一书。[63]这部著作既是梁思成早期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雕塑史。全书未排出章节目次，而是按历史朝代编排，共有“上古”、“三代——夏”、“三代——商”、“三代——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朝”、“南北朝——北朝”、“北齐、北周”、“隋”、“唐”、“宋”和“元、明、清”等14个部分，三万余字，并配有近二百幅插图。篇幅虽然不长，但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如新风扑面，趣味盎然。就中国古代雕塑的成就而言，梁思成极为推崇魏风唐味，将北朝元魏时期的雕塑视为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次光彩”，盛唐则进入登峰造极之时期，“与西方所谓造型美术之观念亦较近”。宋代以后的雕塑，虽然不乏实例，但却由于步入衰退期，江河日下，“于雕塑一道，或仿古而不得其道，或写实而不了解自然”，少有亮点可言。[64]全书的篇幅取舍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情趣，讲宋元明清雕塑惜墨如金，共计不足两千字，而对魏风唐味，则饱含激情，尽情讲述。在论及初唐雕塑时，梁思成的评论幽默、诙谐而不失分寸，他这样写到：“自北齐起，神通寺窟像已开始刻造。唐代像皆太宗、高宗时代造。形制大略相同，并无何等特别美术价值，其姿态颇平板，背肩方整，四肢如木。其头部笨蠢，手指如木棍一束。当时此地石匠，殆毫无美术思想，其唯一任务即按照古制，刻成佛形，至于其于美术上能否有所发挥不顾也。此诸像者，与其称作印度佛陀，莫如谓为中国吃饱的和尚，毫无宗教纯净沉重之气，然对人世罪恶，尚似微笑以示仁慈。中国对于虚无玄妙之宗教，恒能使人世俗化，其在印度与人间疏远者，至中国乃渐与尘世接触。神通寺诸像，甚足伸引此义也。”[65]

（二）编制《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66]北洋军阀割据时代基本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之后发生的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蒋介石均获得胜利，其政治地位得以巩固，南京国民政府也基本上确立了在中国的正统地位。政局的稳定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城市规划与建设事业也开始被各级政府提到议事日程。1929年12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制定的《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其他一些大中城市也纷纷仿效，按照现代城市建设规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组织制定本地的城市建设规划方案。《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编制意愿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67]梁思成和好友张锐合作编写的方案最终入选并获评最佳方案。

张锐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之子，张家和梁家是通家之好。张锐生于1906年，既是梁思成的清华校友，又同在哈佛留学，和梁是多年的好朋友。张锐所学专业为市政管理，留学归国后曾在东北大学短暂执教，后进入天津市政府从事市政管理与建设工作。[68]《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梁张方案”）是两位好友一生唯一的一次学术合作。方案对规划范围、道路系统、用地功能布局、市政工程设施和海河等均作了全面的规划，是天津近代第一部较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69]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张锐在制定“梁张方案”时，比较注意考虑天津特别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问题的现状，力图以此为前提，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梁张方案”提出，实现大天津市城市规划的基础包括6个方面，分别是“鼓励生产，培植工商业，促进本市繁荣”，“提倡市政公民教育，培养开明的市民，以树地方自治之基”，“改善现有组织，以得经济的与能率的行政”，“采用新式吏治法规，实行尚贤与能的原则”，“推行新式预算划一市政府会计簿记制度，使财政得以真正公开”，“唤起民众，打倒帝国主义，一致努力誓归租界”。“梁张方案”呼吁政府，要竭力收回租界，否则，不仅行政事务备受掣肘，而且，无论何种城市发展规划，都会“因事权不能统一，决难见诸实施”。[70]出于此种考虑，“梁张方案”规划的大天津市的区域范围亦包括各国租界地。

虽然“梁张方案”还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规划与现实有相当的脱节”，[71]且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并未能付诸实践，但它对后来天津城市规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且对同时期国内其他城市制定规划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此外，应征制定大天津城市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梁思成对现代城市规划及与此相关的城市建设、文物建筑保护、城市管理等问题的重视和学术兴趣。就梁思成的学术轨迹看，主持制定“梁张方案”应是梁思成积极参与城市规划设计与实践的开端。从1940年代中期开始，梁思成日益关注战后中国重建过程中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发表了多篇论文阐述其城市规划思想，着力培养现代规划人才，并将其对规划人才的培养理念融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育改革实践，甚至一度将建筑系更名为营建学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北京旧城保护和未来北京发展范式的构建，梁思成联合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可以说，对于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的探索是梁思成一生学术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