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鄂东南的区域概况
2.1.1 鄂东南的地理环境
按照《湖北省志·地理志》(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297—299)的地貌区划方案,鄂东南九县分属两个地貌大区、四个地貌小区(如图2-1,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底图绘制):
图2-1 鄂东南及周边地区政区、水系、交通图
I. 鄂西山地地貌大区
II. 鄂中平原地貌大区
II.3. 鄂南江汉湖积冲积平原地貌中区
II.3.B. 荆南长江水网湖沼平原地貌小区——监利
III. 鄂东低山丘陵地貌大区
III.2. 鄂东长江河谷湖沼岗地平原地貌中区
III.2.B. 鄂东长江南岸河谷湖沼岗地平原地貌小区
——武昌、鄂州、黄石
III.3. 鄂东南幕阜山低山丘陵地貌中区
III.3.B. 幕阜山北麓喀斯特化丘陵地貌小区
——咸安、嘉鱼、蒲圻、大冶、鄂州等地
III.3.A. 幕阜山低山地貌小区
——通城、崇阳、通山、阳新各一部分
江南八县以及武昌、鄂州、黄石等地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以南面的幕阜山为斜边、西北和东北面的长江为直角边的直角三角形,地貌类型可一分为三:
(1)最北的III.2.B,虽“岗丘、孤山所占面积的比重也较北岸平原上略大,地表结构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仍以湖积冲积平原为主,不失河谷平原本色”。该区域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人口较密集,方言归入西南官话武天片。
(2)其南部的III.3,“位于幕阜山及其北坡,东以鄱阳湖平原边缘为界,西以洞庭湖边缘为界,北以鄂东长江河谷平原为界,突立于鄂湘赣三省边界地区,是一个以丘陵为主的剥蚀侵蚀低山丘陵区”。III.3.A为幕阜山核心区,以农业为主;III.3.B则为幕阜山与长江河谷平原的过渡地带,矿产资源丰富。
(3)监利与江南八县的地貌类型相差较大,它与江汉平原历史及荆江(长江中游枝城至城陵矶段称荆江)河道演变密切相关。对于沙市以下荆江河段的发育过程及云梦泽的历史演变,张修桂(2006)的研究最为深入和权威,我们摘录整理如表2-1(重要事件以黑体表示)。
表2-1 沙市以下荆江河段发育过程及云梦泽简史
一言以蔽之,由于构造上属凹陷盆地,监利本身成陆较晚,其历史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更为紧密,而与江南八县相关度较小。
2.1.2 鄂东南的政区沿革
在初步了解鄂东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之后,我们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相关县志,将该区秦汉以来的建制沿革整理如次页表2-2(前标数字1、2、3为行政单位层级,黑体为上级行政单位治所;附注为县志摘录)。
当代的鄂东南(江南八县)是武汉(江南四区)、鄂州、咸宁、黄石四个二级行政单位并立,然而由清上溯至北宋,实际上大致显示出东西对立,即现在的黄石地级市加上通山县,曾长期独立为兴国州(军),具有二级(宋元)或准二级(明清)行政单位的地位。而六朝以至秦汉,现在的崇阳、通城乃至蒲圻县域又曾长期归属长沙郡(南齐为巴陵郡),与鄂东南其他地域形成南北对立。监利较为特殊,由于大江阻隔,它一直归属江北的荆州,从未与江南八县共处同一二级行政区内。
2.1.3 鄂东南的人口迁徙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鄂东南地区既有封闭性,又具开放性。封闭性在于南面的幕阜山、西北和东北面的长江所形成的自然阻隔,开放性在于其地扼三省交界,同外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宋代以前的移民状况,载籍事件较少,相关研究缺乏。而宋代以后,移民事件频出,其中对鄂东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者,可概括为三:
一是兴国军的设立。有宋一代,边患日笃,全国遍设州军。阳新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读史方舆纪要》称其“襟山带江,土沃民萃;西连江夏,东出豫章,此为襟要”。宋初(977)即以阳新为中心置永兴军,次年改兴国军,辖兴国、大冶、通山三县,其后三百年一直隶属江西,至元至元三十年(1293)始还湖广。
表2-2 鄂东南建制沿革简表
注:A民国二年(1912)改武昌府治江夏县为武昌县,改原武昌县为寿昌县,民国三年复改鄂城县。1950年并石灰窑、黄石港工矿区为黄石市。1965年通山划归咸宁地区。
B崇阳、通城绍兴五年(1135)合并,十五年(1145)复析。
C景德四年(1007)避太祖陵讳改咸宁县。崇阳开宝八年(975)始名、诸山从聚、故名。熙宁五年(1072),通城析镇为县。977年置永兴军,次年改兴国军、太平兴国之略。
D南唐保大十一年(953)置嘉鱼县。955年永安场升永安县。吴改唐年为宗阳,南唐复称唐年。964年置通羊、青山二镇。967年置大冶县、大兴炉冶之略。
E代宗大历三年(768)割江夏县南境置永安镇,为咸宁建制之始。天宝二年(743)于下隽故地置唐年县、仍并乐化地。元和间升县西锡山市为通城镇。
F沙阳、陈属上隽。南梁大同五年(539),置上隽郡、析下隽地为乐化县。崇阳仍为下隽,今通城分隶乐化、下隽,两县分治。
G黄初二年(221)孙权都鄂,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为武昌。划江夏郡东立武昌郡,领武昌、下雉、阳新、柴桑、寻阳、沙羡六县。吴析华容置监利。
H沙羡,高祖六年(前201),分南郡置下隽,治所在今崇阳境,前202年属长沙国。
二是垸田的开发。虽然监利魏晋之时即已置县,但直至唐代云梦泽瓦解之后,才真正得以开发。据石泉、张国雄(1988)的研究,北宋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江汉平原腹地仍是芦荡荒湖、地广人稀的水乡泽国;南宋理宗端平、嘉熙年正值宋蒙大战,为安定后方,解决军粮供应,当时负责长江中游防务的孟珙动用军民,通过封堵穴口、修筑江堤围湖造田,取得显著效益,军粮供给由亏而盈。垸田即因南宋后期的官屯而兴,至明清大盛。
张国雄在后续研究(1989)中指出,垸田真正进入快速、全面开发是在明代,明中期的成化、正德年间是垸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方面明初安定统一的局面、优惠的赋役政策以及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为大乱后垸田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另一方面,元末动乱期间江西人为避兵灾开始大批迁入湖北,洪武、永乐年间政府实行“抽迁江右士庶以实兹土”的移民政策,为垸田开发提供大量劳动力。至正德年间,民间已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表明两湖粮食生产已经达到向外输出的水平。
三是洪武大移民。南唐和宋代是鄂东南开发的关键期,现代鄂东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在北宋初年就已奠定,其间也有一些载籍的移民事件,但对鄂东南方言地理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却是明初的洪武大移民。曹树基(1997:134—137)在研究“江西填湖广”时,将武昌府分为北部平原和南部山区两个单元来描述。
对于平原诸县,曹先生认为,其“应当和黄州府的沿江平原一样,充斥着来自江西的新移民”。民国《蒲圻乡土志》明确记载,“元末明初,江右民族多自进贤瓦子街移居蒲圻,近月盈千累万之盛族,皆此种类”。这说明,“蒲圻一代定居的江西移民来自南昌府”。新修《大冶县县志》和《武昌县志》也指出明初大量江西移民的存在,但具体比例并不清楚。曹先生在比较武昌府平原诸县与黄州府移民成分差异时认为,后者“饶州、南昌、九江移民数量相当”,而前者“更多的则是南昌移民”。
对于山区诸县,根据现有的氏族材料,虽然“可以判断武昌府南部是一个人口补充式的移民区”,但由于样本过少,只能粗略估计“江西移民的主体应当来自南昌府,他们至少应有7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