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齐鲁嗜书风尚与聊城地区的藏书社会氛围

对海源阁藏书形成背景的论述，首先要分析成就杨以增为私人藏书大家的多重因素，其中区域私家藏书风气的形成与发展为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人文环境。对中国藏书史的研究证明，经济的平稳发展、社会秩序的持续安定、读书人的治学所需、交通设施的相对便利等是形成区域性私家藏书风气的必要条件。随着私家藏书风气的不断浓郁，待某些私藏由于多种原因外散，有实力的藏书家便趁机广为搜求，书藏在不断得以充实后，所谓“私家藏书巨擘”便得以形成，清末四大藏书楼中的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和皕宋楼，都是这样形成的，而海源阁亦不例外。海源阁之所以能在清末于北方独树一帜，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相抗衡，必得益于齐鲁大地悠久的私家藏书传统。

山东具有浓郁的私家藏书的传统，其表现有二。一是中国私家藏书肇始于此；二是大小藏书家数量在清代已分别多于江苏与浙江。

王绍曾先生在《山东藏书家史略·概述》中指出：“自从官师失守，学术下于民间，第一个开私家讲学和藏书之风的就是孔子。”另外，《山东藏书家史略·墨子》记，弦唐子曾以墨子多藏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曲直而已。今夫子藏书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六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又尝谓：“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道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其重视藏书若此。

孔子、墨子都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可以讲，山东是开中国私家藏书之先河的地区，由此私家藏书开始了两千年的绵续不断的发展历程。

王绍曾先生认为：“自孔子整理六经，已六艺敷教，开私家藏书之风以来，齐鲁大师辈出，代不乏人，私家庋藏，蔚然成风。”然而翻检有关文献，对山东藏书家的记载却不能证明王先生的观点。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收录五代至清末藏书家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山东藏书家29人。在杨立诚、金步撰《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所收从秦汉至清末741位藏书家中，山东藏书家有30人。梁战、郭群一编著的《历代藏书家辞典》著录自先秦至近现代藏书家三千四百人，是收录藏书家人数最多的著作，其中有山东藏书家52位。仅从上述文献所记藏书家数量上看，山东私家藏书发展规模远不如江浙地区。而沙嘉孙先生历时九年检遍史传、稗乘、方志、官私簿录、文集笔记，广事采录，得山东藏书家599人，其中先秦两汉10人、魏晋南北朝18人、隋唐五代12人、两宋21人、金元17人、明代84人、清代349人、民国48人。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王绍曾先生将吴晗先生《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记各时代藏书家数量，与沙嘉孙先生统计数据相比，并用列表方式表述：

由于吴晗先生的《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记截止到清末，故不含民国时期的藏书家。即使如此，山东藏书家的数量也达511人，也比江苏多19人，比浙江多112人。所以王绍曾先生所说，山东的私家藏书“元明以前尤居全国之冠，明清两代亦足与江浙相媲美”，是有依据的。由此也可见山东私家藏书的浓郁氛围。

聊城位于山东西北一隅，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境内先后发现大汶口文化古遗址17处、龙山文化遗址45处、夏文化遗址15处、商文化遗址37处、周文化遗址40余处。这些文化遗存分布密集、出土文物丰富、文化类别典型，可以看出聊城区域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六千余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其历史文明的积淀相当深厚。

在讲述聊城在清代的藏书文化氛围之前，首先要明确聊城在当时的区划归属，今天聊城市境内的八个县区在清代分别归属东昌府、兖州府、泰安府和临清直隶州。乾隆朝及之后的聊城归东昌府，东昌府领聊城县（县治今聊城）、荏平县（县治今荏平县）、莘县（县治今莘县）、冠县（县治今冠县）、堂邑县（县治今聊城西）、博平县（县治今荏平县博平镇）、清平县（县治金高唐县清平镇）；兖州府领阳谷县（县治今阳谷）、寿张县（县治今阳谷县寿张镇）；泰安府领东阿县（县治今平阴县东阿镇）。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顺治元年（1644）所设隶属东昌府的临清州升为直隶州，隶属山东省，辖武城、夏津、邱县。

清代，聊城作为京杭大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贸易繁荣，经济发达，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兴盛，并由此带动了藏书事业的繁荣。

据《山东通志》记载，聊城在顺治初年即奉朝廷之命和各地方一样，在各府州县设立官学。从乾隆十四年（1749）《临清县志》的记载统计，经政府配发和私人捐赠，当时临清州学的尊经阁已建立起较完备的供教学用书的藏书体系，所藏约二百种、近一千五百册。《临清直隶州志·学校志》云：“据《志》所载书目，经史颇为繁富，虽正史之外，尤多未备，善学者赅而通之，大本立矣。”

《（道光）聊城县志》中列举了由政府配发给聊城县学收藏的书籍31种：《上谕》四部37本、《圣谕广训》一部、《钦定周易折中》一套10本、《钦定诗经传说》二套18本、《钦定书经传说》二套12本、《钦定春秋传说》二套18本、《钦定性理精义》一套6本、《钦定四书文》22本、《史记》二套20本、《前汉书》二套24本、《后汉书》二套20本、《三国志》一套12本、《南北史》五套50本、《晋书》四套38本、《魏书》二套14本、《宋书》二套24本、《南齐书》一套10本、《梁书》二套8本、《陈书》一套4本、《北齐书》一套8本、《后周书》一套8本、《隋书》二套20本、《唐书》四套44本、《五代史》一套8本、《宋史》十套100本、《辽史》一套8本、《金史》一套20本、《元史》五套50本、《明史》120本、《学政全书》二套16本、《名教罪人诗》2本。

可以肯定上述所列并不是聊城县学藏书的全部，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当时的官学藏书以经史两部为主，很多藏书都有复本。两个特点充分体现了当时官学的藏书是为了满足传授经史教学内容和生员阅读所需而设置的。如按当时的区划归属统计，聊城地区当有官学17所，其藏书品种和数量应较为丰富。

与官学具有相似性质的官办教育组织形式当属书院。清初，统治者考虑到书院聚众讲学有讽议朝政褒贬朝臣之嫌，于是采取了强化官学禁立书院的抑制措施。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令在各省城由政府出资设立书院，之后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清史稿·选举志》云：“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之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币，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至此始自唐代的书院教育传统又得以恢复。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藏书、供祀和教学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代学者王应麟在《玉海》中对书院的解释是：“院者，垣也。”书院就是指用一圈矮墙把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实际上书院多少具备了古代教育图书馆的性质，所以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与官学藏书相比，其特点有二：一是藏书来源除官府配赠外，又有相当一部分为私人捐赠，且后者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前者；二是藏书内容经史子集四部皆有，由于书院历史悠久，其藏书数量一般也高于官学的收藏数量。

聊城在明代时新建书院13所，占山东新建书院的五分之一。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中的统计记载，清代书院总数达4365所，其中山东有312所，属于聊城的书院有23所。这当中有一部分书院是继承了明代书院的藏书。

在清代聊城的官学藏书和书院藏书成为以官方或半官方形式出现的，用以培养生员教化民众的典籍保障体系，是形成当地藏书社会风气最为稳定的因素。与书院藏书相比由于私家藏书个体在不断重组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使其成为地方藏书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活跃因素。

官学和书院的发达刺激了聊城地区刻书业的繁荣。据《聊城文史资料》第4期金紫垣等《聊城四大书庄》文章记述，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益善堂”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在它们的带动下，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最多时集中了二十几家书坊。这些书坊中都有刻板技工和校勘先生，专门负责典籍的刻印和校对。当时“书业德”的资本最为雄厚，存有书板千余种，并在山东和山西境内的多个地方设有分号，所刻印的典籍行销东北、华北和江南各省。浓郁的读书氛围、繁荣的典籍刻售业、便利的漕运交通，吸引着各地文人雅士聚集聊城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的典籍，和书商通过漕运贩售的典籍，不但源源不断地为当地书坊提供新的刊刻底本来源，还营造出极利于私家收藏的典籍经营市场环境。据王绍曾、沙嘉孙著《山东藏书家史略》记载，清代在聊城地区，除杨氏海源阁藏书名誉天下外，有史可查且具备一定收藏规模的藏书家还有：郭光、释幻止、释天机、张至善、王曰高、邓基哲、邓钟岳、赵锡蒲、崔庄临、王青熙、靳春泰、夏延爵、杨毓春、高清淑、张彬、刘宗华、蒋三省、陈宗妫、邹道沂、韩光节、徐坊、王价藩、刘云坪等。

齐鲁嗜书风尚和聊城地区浓郁的藏书氛围是成就杨氏海源阁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