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训诂学是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但是，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的汉语词义学，比之语音学和语法学来，近几十年却大大落后了。且不说研究范围扩大的汉语词义学，只就以研究古代书面汉语为对象的训诂学本身，它沿着现代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缓慢。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建设尚未真正完成。由于未能进一步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妨碍了它的普及，因此，应用也只限于少数专门家的范围。它还不能很好地充当更多的人研究中国各民族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典文学、各类科学史以及辞典学、考古学、中医学等科学门类的工具，更不能满足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需要。

从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历史看，训诂学创始最早，而且成就也最高。它拥有一大批十分丰富的资料、许多有价值的著述。不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贡献卓著的训诂大师，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基础是很雄厚的。那么，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必须首先从百年来我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

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发展到科学的语言学，中间经过一个引进的阶段。传统语言文字学中没有语法这个科目，少量的语法材料是包含在训诂材料之中的。第一部系统的科学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是清代熟悉拉丁文的马建忠按照西洋语法的体系写成的，但它却成为汉语语法的创始之作。传统音韵学所以能发展到科学语音学的新阶段，则是与西方的普通语音学理论的影响、历史比较法的应用以及现代记音符号的使用分不开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与早期的苏联语言学，又给汉语各部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总之，继承前人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促成了科学的汉语语言学的发展⁽³⁾。具体到语言的各部门，语法主要靠借鉴，语音则是继承与借鉴兼而有之，词汇的研究情况又有不同。“五四”以来，国外的词汇理论也不乏引进，特别是早期苏联的词汇理论，介绍得比较多。但是，词汇是一种直接与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语言要素，如果不通过对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总结出规律和产生出理论来，只靠引进很难解决问题。因此，批判地继承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对发展科学的词汇学或词义学，有着特殊的意义。

但是，训诂学与经学的密切联系，与考据学的息息相关，与古代文献中封建的文化、政治、哲学等内容的不可分割，都决定了它会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中，与它的相邻科学一起，受到挫伤。主张取消训诂学的极端论调，在一个时期内比较占上风。这些论调无非是说，过去的训诂材料，多半是对“九经三传”这些“文化糟粕”的解释，于发展今天的文化已毫无补益。而且，它虚玄、奥秘、多主观臆断而缺乏科学性，是不足取的。尽管持有这些主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前代训诂大师在文献词义的训释、探求和整理上作出的大量成果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令人信服，但他们却不愿把这些成就视为科学，总以为那些一个个的具体结论所以能够正确不过是一种巧合，是从感性材料中偶而获得的。这股思潮曾一度干扰了训诂学的提高和普及。

其实，这些取消训诂学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传统训诂学诚然是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古代用汉字记录的文献都是反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但语言对各阶级并无偏颇，不论古代文献的内容如何，它的语言都是当时的全民语言。那些因为训诂学研究的是“九经三传”便来贬低它、取消它的人，恰恰堕入了斯大林早已批判过的将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等同起来的谬误之中。斯大林说：“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替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服务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他还说：“他们没有看见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同上）这是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众所周知的语言学原理，早已无庸多言。更何况，不加分析地将“九经三传”一概目为“文化糟粕”，恐怕也不是对待古代文化的科学态度。

其次，古代文献语言虽然并非正在使用着的现代汉语，但是，却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

第一，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专业都需要阅读古代文献。由于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变化最频繁的因素，所以，阅读古代文献最大的障碍是词义问题。为了使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教学工作有理论、有科学方法指导地进行，收到最好的效果，也为了把古代文献中历来解释不清的字句与篇章训释得准确、清楚，救活那些有实用价值却无人读懂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摸清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存在形式的特点和运动变化的规律。

虽然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往往局限在上古经传和诸子，但我们又应当看到另一个现实，那就是古代书面汉语很早就脱离了口语，先秦的经传典籍对后代的书面语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后代文献中出现了一大批仿古的作品，它们仍然沿用先秦经典的语法和词义，而不顾及口头语言实际发展的状况。因此，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言）作为一种脱离了口语而存在的文献语言，虽然在个别地方不可避免地要受口语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加入了当时口语的因素，但是，由于言与文的脱节，这种书面语在存在历史性的同时，还带有十分明显的综合性。例如唐宋八家的散文以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作品中的词汇，仍然沿用《尚书》《左传》的词义——其中有些词义在当时的口语中早已变化或消亡了。因此，就解决文言文阅读问题这个实用目的来说，把先秦书面汉语研究透彻，又是阅读后代文言文的重要根底。

第二，古代书面汉语是汉民族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而且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汉语。这种语言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中，最接近汉语的“源”的。尤其是它的词汇，几千年来或孳生新词新义，或发展旧词旧义，渊源大都离不开古代文献语言中的根词。所以，研究这一阶段的汉语词义，不仅有一般断代研究的意义，而且还有探讨汉语词语原始状态的特殊意义，不但能为现代汉语词义学提供有用的资料和可以借鉴的方法，而且对发展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中的词义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上第一点，就是训诂学研究的实用价值，第二点，就是训诂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这种研究都是不应被忽视的。

再次，训诂学中有没有科学的原理？是不是值得继承？传统训诂学曾经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给它带来了堆积材料而缺乏独立、系统的理论总结的弱点，但同时也使它具有了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严格地从实际材料出发，并反复研讨、深入议论，绝不滥发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训诂学家在大量成功的训诂实践中，摸索出很多已被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经验。而正确的经验中便包含着科学的原理。只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经过系统的论证，便会出现一批来源于实践又被实践检验过从而切合汉语实际的理论。这些都是汉语词义学中极有价值的财富。在大量的成功的训诂实践成果面前，“巧合”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具体结论的正确，正说明前人已经掌握了不少语言规律，而且确实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应用着。其中的有些原理，也已陆陆续续为前代训诂学家所论及。只是总结未能尽善，归纳未能全面，论证未能系统，因而其中难免还羼杂着一些模模胡胡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及未经剔除的错误之说，需要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罢了。

所以，对训诂学不应取消，而应批判地继承，并借助于现代语言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促使它进一步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