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仁学的思考

当代新儒家是在融会中西、贯通三教中出现的，其目标是在应对西方文化大潮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思想文化寻找新的出路，使其通过再造而获得新生。梁漱溟创立新文化学，熊十力创立新唯识学，冯友兰创立新理学，贺麟创立新心学，钱穆创立新国学，方东美创立新生命学，牟宗三创立新儒家形上学，张岱年创立新气学，大都承接宋明道学的理、心、气三大学派而有所创新，并不以仁学为主轴。然而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仁学的发展提供了智慧。

熊十力会通佛儒，归宗于《周易》，提出尊生健动的生命哲学，具有物我一体的大生命观。他认为“健”、“仁”皆生德，“生生之盛大不容已，曰健；生生之和畅无郁滞，曰仁”（熊十力《读经示要》），以健动激发仁德的活力，是其生命哲学的显著特色。

贺麟抓住了孔子仁学的核心，将其提升到宇宙论、本体论、审美论和信仰的高度。从哲学上看，“仁为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这就是“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从艺术上看，“仁即温柔敦厚的诗教”；从宗教上看，“仁即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忱”。贺麟又认为诚的寓意极深，“诚不仅是说话不欺，复包含有真实无妄，行健不息之意”，“亦可从艺术、宗教、哲学三方面发挥之”（贺麟《文化与人生》）。

钱穆提出从宇宙大生命看人类和个体小生命，他对仁学的卓越贡献之一是对朱熹论仁的精确评论和超越，指出朱子用理气论人生“终嫌微有空阔不亲切之感”，而用仁字释理气“乃见其亲切人生”，朱子以天地生意说仁，“宇宙万物乃得通为一体”，乃是他超出前人的地方（钱穆《朱子新学案》）。

方东美和徐复观都强调中国哲学应以生命哲学为主体，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赞成繁琐与神秘的经学，亦反对“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参看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

牟宗三认为人的本心是浑然整体，而“一心开二门”，开出实践形态的道德主体和理解形态的知性主体，此即“仁且智的精神主体”。他在《圆善论》中提炼出仁体道统说，谓“孔子之言仁主要地是由不安、不忍、悱恻不容己之指点来开启人之真实德性生命。中间经过孟子之即心说性，《中庸》、《易传》之神光透发——主观面的德性生命与客观面的天命不已之道体之合一，下届宋明儒明道之识仁与一本，象山之善绍孟子而重言本心，以及阳明之致良知——四有与四无并进，刘蕺山之慎独心宗与性宗之合一：经过这一切反复阐明，无限心智一概念遂完全确立而不动摇”。他在《心体与性体》中阐述了仁理、仁道、仁心、仁体，指出孔子超越字义训诂，而从生活实例上“指点仁之实义来开启人之不安、不忍、悱恻不容己之真实生命”。仁综摄一切德目，是道德创造之总根源，故仁是全德。仁有二特性：一曰觉，二曰健。觉是仁感通觉润诱发之生机，故觉润即起创生，健行不息。仁心即仁体，主客合一，是之谓“一本”。牟宗三从真实生命感通与成长上解说孔子之仁，是当代新儒家中最为真切的仁说。

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生霍韬晦在香港创建法住学会已三十年，倡导生命哲学并落实到生命教育，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唐君毅认为儒学、佛学都是生命的学问，使人的生命在道德和信仰中成长，上通于天，下贯于地，形成立体化的具有高尚理想的独立人格，展现精神生命的价值。而当代社会，在市场和科技掌控下，人只能在物质与实用层面生活，人生被平面化和工具化。因此他提出“一切文化都要向生命回归”，并致力于“喜耀生命教育”，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沿着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道路成长。这是一项富于现代新人文主义精神和世界意义的理论开拓和实践创举的事业。

新生代的儒家学者面对世纪之交以来的人类文明转型的挑战，继续以各种方式开拓儒学理论的新形态。如台湾学者龚鹏程提出“生活的儒学”，努力使儒学生活化；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使儒学重心由心性修身论转为社会正义论。大陆学者吴光提出“民主仁学”，将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结合起来；黄玉顺提出“生活儒学”，使儒家形上学面向生活本身；郭齐勇虽未创建新儒学体系，但认为儒学的发展史以仁爱为中心推进，把宇宙论的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来，这应该成为一条主线。还有郭沂，认为儒学范式有三大支柱：道统论，核心经典系统，哲学体系，三者的共同转换，促成儒学范式的转换。他致力于中国哲学形上学的重建，以儒道互补为途径，以西方哲学为借鉴，创立道哲学。上述情况表明，在返本开新和综合创新的大道上，新儒学的探索和建设正在开展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