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
宋江是《水浒传》中的关键人物。否定或肯定《水浒传》，关键在于对宋江形象的评价。舍弃宋江而只评论其他人物的革命精神，则尚未抓住问题的关键。
宋江是个历史人物，但其事迹在史书中却很少记载。有关他的思想性格的叙述更少。在《水浒传》以前的小说和戏曲中对他的描写也不是很多。尽管如此，这些材料仍然是值得珍视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了解宋江的生活和斗争史，了解《水浒传》成书前宋江性格所达到的高度，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水浒传》中宋江性格的成就和价值。
在《宋史》中，只有《侯蒙传》说过和宋江的性格有关的一句话：“其才必过人。”龚开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也只是说：“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所壮的是什么呢？是“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不像“世之乱臣贼子畏彰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种行迹是从“街谈巷语”“李嵩辈传写”和《侯蒙传》中得来。他是在此基础上想像而成，又陈泰《江南曲序》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陈泰是元朝人，去宋不远。而且他所谈的是“童年时闻长老言”。或者即龚开所听的“街谈巷语”。那么龚开所壮的应是宋江超人的才华，勇悍的性格。
长期以来，人们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和小说中宋江的性格有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历史材料中的宋江特点在小说中都保存下来了。小说中的宋江也是有过人之才而勇敢侠义。至于他性格上所谓仁厚的一面，那是小说艺术创造的效果。
《大宋宣和遗事》是记载宋江性格最早、最详细的一部书。从宋江私放晁盖、密受刘唐的金钗、杀阎婆惜、吟反诗、遇九天玄女，写到带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反上梁山，并终于被招安、受命征方腊。写了宋江起义的全部过程。宋江的基本性格和传统中的“勇悍狂侠”完全符合，并且和《水浒传》中的描写也是大体一致的。它不但刻画了宋江性格的“勇悍狂侠”，而且写到了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主张。这是以前的历史、传说中所未见的。却是《水浒传》中所保存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宋江形象在宋元之际所达到的水平。
在元杂剧中有三十二本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明人的创作），今天保存的仅十本。而演宋江故事的只有《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一本。从这仅有的十本看，每一本都写到宋江，但都不是作主要人物写的，也未具体写出宋江的性格，只是当作全部人物活动的背景。即便如《排九宫八卦阵》名义上写的是宋江，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李逵。从这十本的情况可以推断其他未见的二十二本戏极可能都写到宋江（其中两本以宋江名题的如《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会》更不必说），宋江在戏中的地位，也应该与现存的十本戏相同。虽然这些作品主要是写梁山其他英雄的活动，但是通过这些英雄的活动，最终也歌颂了宋江。主要歌颂他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反豪强恶霸，纪律严明等。有的也写到了他的落后面，如为迫使卢俊义、韩伯龙上梁山而施行毒计；受招安后征辽，为国尽忠，问前途于罗真人；有时敌我不分，把杨衙内也收留在自己的队伍中。这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元人杂剧中特别突出了宋江的反抗行为，歌颂了他为民除害的正义行为。这是对宋江形象的一个重要发展。
我们把宋江性格的形成作了一个简单的追叙，目的是为了说明宋江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充分认识《水浒传》作者对宋江性格的创造及其价值。从现在的材料看，宋元时期关于宋江的故事、传说一定还很多，可惜未保存下来。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宋元之间宋江性格的基本特点已经确定了，如才能过人，“勇悍狂侠”，“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和为民除害等。《水浒传》的作者主要是在这些民间文艺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创作的。但是，我们并不同意把《水浒传》当作群众创作的看法。好像施耐庵或罗贯中只把许多传说、故事综合了起来。这贬低了施耐庵或罗贯中的创作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几则简短的传说和记载与《水浒传》的细微描写比较，相差多么悬殊！并且宋江的性格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体，它具有作者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宋江之被逼上梁山、被招安的思想矛盾，都倾注了作者自己的真实斗争经验和生活感受。在不同程度上是作者思想观点的体现。同时，我们也不同意把施耐庵或罗贯中对《水浒传》的创造与歌德和莎士比亚对《浮士德》和《哈姆雷特》的创作相比的看法。《浮士德》固然取材于民间传说，《哈姆雷特》也取材于丹麦王子复仇的故事，但是他们却改变了这两个人物原来的全部精神面貌。《水浒传》中的宋江则基本上保持着民间创作的故事情节和性格特征。作者是在不违背这个性格总的倾向下加工的。
《水浒传》中的宋江比它原来的历史记载、传说故事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确是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化了。这不止是因为作者受到群众斗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己阶级的局限，接受了一些人民的观点；还因为他们熟识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史，吸取了历史上群众革命的经验。宋江这个人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正是在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一历史情况下出现的。
宋江的性格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宋元之间的具体时代产生的，因此他的性格不但概括了中国历史生活的广阔复杂内容，也体现了宋元之际的时代特征。
《水浒传》在宋江一出场即有一段较全面的介绍。这就是后来宋江一切行动的根据：“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从这段文字看，他是一个上与统治阶级有联系，下与广大人民关系很密切的人物，他各方面的人都不得罪，正是封建社会人们所谓的“老实的人”、“诚实人”。这样的老好人，要走上背叛道路，可以想见须经过多么矛盾曲折的过程，他不但要突破阶级的局限，也要摆脱几千年传统观念对他思想的束缚。那么，宋江是什么阶级的人物呢？人们都认为他出身于中小地主，我们觉得这与作品所描写的不符合，也与宋江的性格不符合。作品中说：“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又说：“他是个庄农之家。”可见他虽然有田产，但没有依靠剥削为生，而是自己耕作。同时，他又有钱周济别人，那么，他应该是农民的上层，或比较富裕的农民，正因为他是农民的上层，所以思想性格有两面性，既有与统治阶级的血肉联系，也有对农民革命的同情，以致在走向革命道路时，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宋江虽然“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但对官厅、法度却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也相信封建阶级的宣传，认为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最初对革命也是采取怀疑态度的。他的迟迟不肯上梁山，正是他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要求、心理、思想、习惯、观点的反映。
宋江是不愿革命的，假若没有当时革命斗争的影响，他也不想革命，他完全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一步步被迫揭起义旗的。
在宋江走向革命的过程中，私放晁盖、杀阎婆惜是两次重要事件，这两件事在他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是他走向叛逆的起点。他“舍着条性命”、“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了晁盖，不过为的是“心腹兄弟”，出于“周全人性命”的一种仗义行为，并不是有意识地向封建秩序挑战，也未考虑到事件的真正后果。所以，后来听说晁盖上梁山落草时，不胜惊叹：“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这里并没有羡慕晁盖反叛的意味，内心也未掀起什么自愧弗如的波澜，而是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国法的恐惧与忧虑。他后来追忆当时的心境说：“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恐！”
宋江杀阎婆惜，是为了灭口，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这一阶段主要是写宋江怎么突破对封建国法的恐惧而走向叛逆的。但是，宋江对封建政权存在着幻想，希望将来能“遇宽恩大赦”，并且也不认识自己行为的正义性。经过一段江湖的浪迹生活以后，就不同了，他内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他想想自己的将来，看看自己的现在，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处境不满起来，他告诉武松说：
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
这与其说是对武松的期望，不如说是对自己抱负的抒发。未来的抱负如此，而现在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人们都说宋江是个矛盾的性格，这个性格的矛盾性恰当地说应该是从此开始的。他想做“忠臣”，而现实社会却不容许，自己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革命。
在投奔花荣的路上，被燕顺挽留在青风山，在他的策划下又杀了刘高，这又是有犯“国法”的大事。最后，他和花荣奋战青州统制秦明，并带领人马去打青风寨，这是宋江叛逆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他已经和宋朝官军展开了正面斗争，攻占了宋朝天子的城镇，不反，还待如何？
石勇带来的家书，给即将走向革命的宋江造成新的挫折。在投奔梁山的道路中，他竟然不顾众弟兄的革命前途，而奔丧回家。从此，他思想上又担荷了一项“孝”的传统观念的压力，而且他的“忠”的观念也随之加重。以前他只是偶尔提到，此后则往往忠孝并提，忠孝不离口。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绕着梁山泊走；刘唐要杀两个公人，他说：“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晁盖邀他上山，他认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他为尽忠尽孝而置生死于度外。忠孝观念把他奴役到愚顽的境地，宋江要突破这些封建传统观念而走向革命，还必须经过一段艰苦的社会斗争的磨炼。
揭阳岭上被李立麻倒，揭阳镇上受穆弘追逼，浔阳江上遭张横裹挟，一系列现实斗争的折磨，使他又产生对梁山的向往：“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也罢！”
在浔阳楼上对江饮酒，百感交集。回想自己结识了许多江湖好汉，博得了他们的爱戴和信任，而今天却辜负了他们的希望。年岁已长，而功名未遂，反被刺配江州。生事之悲，身世之苦，都乘兴迸发。长久蕴藏在内心的革命火焰燃烧了，于是他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西江月〕和反诗：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是宋江性格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他是真正要革命了，黑暗的现实教育了他，他的革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他的阶级局限和封建道德的束缚，而迸发出燃烧的火花。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宋江“凌云志”中包含着个人的反抗和挣扎，所谓“名既不成，利又不就”等等，这种名利思想在宋江身上出现是正常的。
宋江揭起了革命的义旗，以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出现。“劫法场”、“英雄小聚义”、“智取无为军”，就初次显示了一个领导者的才能，最后也就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造反了！
宋江上梁山的极其曲折复杂的道路，是水浒英雄中所仅有的。他是作为一个矛盾性格出现的。这个性格当然是属于他个人的，有它的独特性。但更主要却是社会的，是属于他那个阶级和一定历史范畴的。他性格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因为他的性格是植根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所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同的因素就会在他性格上引起不同的反应。作者特别强调了他上梁山的被动处境和客观情势，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说明他上梁山并不都是他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有它客观的社会因素的。不少人对宋江迟迟不上梁山不满意，但是，我们觉得这正是施耐庵或罗贯中的创造。据《宣和遗事》和元曲中水浒戏的描写，宋江是在杀惜之后立即上山的。而《水浒传》却在杀惜之后，增加了许多情节。这当然是为了写江湖众好汉对宋江的仰慕，把宋江和这些英雄连贯起来。但是，我们觉得更主要是为了展开宋江性格的社会面，写出促成他反叛性格的社会因素。通过宋江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各方面，他参加革命是他性格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反映在他性格上的矛盾着的社会诸因素逻辑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个人行为的结果。
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性格，在上梁山之前已经形成，而且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应该说“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及时雨”三个绰号，就概括了他性格的三个不同方面。可是，历代人们都特别强调他的“呼保义”，而忽视了其他。如龚开的《赞》和话本《宣和遗事》都只提“呼保义”，元曲中的水浒戏，虽然“呼保义”和“及时雨”并提，但也是更突出“呼保义”。近来有人也沿袭了这种看法，特别注意了他的“呼群保义”。我们觉得，从《水浒传》的实际描写看，他的“及时雨”的特征是更重要的。作品中虽然不止一次地提到“呼保义”，但江湖好汉倾心折服的是他的“及时雨”的行为。《水浒传》作者具体陈述了“及时雨”的内容，而只字未提“呼保义”的意义，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倾向性。所谓“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牵涉到对“呼保义”的理解问题。余嘉锡先生说：“考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职官志：‘政和二年，易武阶官以新名，以旧官右班殿直为保义郎’，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为使臣云尔。……江起于平民，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自名，此犹王莽末，赤眉军之以三老祭酒称其将率耳。”而且龚开的《赞》是颂扬他不称王，而以卑下的武官自呼，不像董卓那样狂妄篡位，而是为国全忠。我们怎能把他这一“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来说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还必须提到，在宋江性格上“忠”是个重要因素，“呼保义”中便隐含着“忠”的意思，宋江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号召力的不是“呼保义”，而是“及时雨”。也就是说他的“忠”不如“义”在群众中影响大，“义”构成了宋江性格的主要内容。
忠、义是宋江性格上两个重要因素，从现有的材料看，他这两个因素可能形成得很早。《宣和遗事》中已经出现。龚开的《赞并序》中虽然未明确标出，但字里行间也隐约可见；元曲中的水浒戏提到的更多了。这两个因素从哪儿来的呢？人们都以为来源于宋朝那些占据山林抗金的人民武装如“忠义军”、“忠义社”，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当时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有直接被称为忠义军的。据历史记载：“相（钟相）与其徒结集为忠义民兵。”宋高宗也曾称赞当时起义军邵青部下统制官单德忠为“忠义”。既然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可以直接被称谓“忠义”，那么宋江的忠义更大的可能是从农民军那里承袭来的。
宋江身上不仅有忠义，还有仁孝的特色。忠、孝、仁、义在宋江性格上都有反映，我们认为忠、孝、仁、义都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道德，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但在《水浒传》中具体表现却不同，它除了宣传一些封建道德观念外，也包含着人民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宋江身上的忠孝仁义又不能一笔抹煞。那么宋江身上忠孝仁义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忠义的内容是什么呢？从《水浒传》的具体描写看，“忠”有反对“奸臣”、“滥官污吏”、地主恶霸和忠于宋天子的两种意义，“义”也有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劫富济贫”的两种意思。忽略哪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至于“仁”既包含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也有对上层人物的爱好。“孝”则完全是封建阶级的东西，在宋江身上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实际上这些道德观念中有的属于人民，有的属于封建阶级，有的则是封建阶级和人民的互相掺杂着。宋江性格上的这些人民的道德因素，特别是忠义中的有益部分，当革命形势发展起来，便以一种与封建阶级抗争的力量，对天下革命人民产生强大的号召作用。
宋江是带着他的复杂性格上梁山的，上山之后，他性格的矛盾并未解决。但是，也应该看到上梁山的初期他的思想是比较稳定的。他对晁盖说：“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并对梁山的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献。
宋江上了梁山，从九天玄女受了天书，接受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思想，并且当作一生行动的依据。这是宋江性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替天行道”的问题，明确了革命的目的。
宋江上梁山之初，虽然还不是山寨之主，但是，作者描写的中心却在宋江，宋江实际上已成梁山的领袖。在宋江领导下打了祝家庄、高唐州，取了青州、华州，获得了很大战果，巩固了梁山根据地。晁盖死后，宋江被推为寨主，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性格更突出了。他重新整顿了革命队伍，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树立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从此以后，他主要不是以“及时雨”来号召天下好汉，而是以“替天行道”来号召了。革命旗帜更鲜明，因此对革命运动起了更大的推进作用。他先后攻打了北京城、东平府、东昌府，招降了一部分官军将领，造成“山寨十分兴旺”的局面。这期间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宋江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显示了宋江鲜明的倾向性。他总是把贪官暴吏与善良百姓严格地分开，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宋江认识的提高，这种倾向性就更加明朗化了。早在“智取无为军”时，他即告诉手下人：“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而且要替无为军人民“拔了这个刺”。取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再出榜安民，秋毫无犯。正因为他性格中的阶级倾向性鲜明，才博得被压迫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长江边上渔民也赞扬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最后，终于投奔了梁山。
这种性格中的阶级倾向性，即他“劫富济贫”的思想的流露。是一种农民的经济平均、政治平等的思想的表现。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具体情况是符合的，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
宋江领导的农民革命，经过一段实际斗争，产生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这就是阮小五所说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也就是七十一回那篇赞文所具体描写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社会。这个社会理想虽然不是由宋江提出来的，但却是由宋江领导的革命，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当然也包括了宋江的思想。
这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自然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私有者的经济基础之上，依附于封建经济关系，有它不彻底的一面。但在当时却是最革命的思想，它是“反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反对富人与穷人之间，领主与农奴之间，饱食者与饥饿者之间的区别的自发的反应。”宋江的革命要求完全是自发的，他并不是自觉地认识到他的行动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也不了解他所憧憬的社会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提供这种可能。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的行动纯粹是“革命本能”。
宋江的中心思想是“替天行道”。这一思想包括“全忠仗义”和“辅国安民”两方面内容，而“全忠仗义”又是主要的。从宋江的一生行动看，征辽事迹毕竟不显著，而反对奸臣、滥官污吏，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却最鲜明突出。宋江自己对这个口号解释时，也先从这方面着眼：“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同样的内容也通过其他英雄反复解释过。那么是否宋江只反对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并不反对封建阶级呢？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从主观上看，宋江是不反对的，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反对封建制度的。但从客观上看，他的实际行动，确是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他消灭了曾头市、祝家庄的地主武装，还攻州略府和官军展开了正面的斗争。他虽然口里说“天子圣明”，实际上已和宋徽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宋江思想中也含有浓厚的封建落后面，“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主要表现为他的“皇权主义”思想，即“忠义”观念中对国君之忠诚。这种“忠君”观念的形成，自然有它社会历史的原因。不过，也应该看到宋江思想上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比梁山其他英雄是更深一层。他的确是一位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的封建主义的臣子。
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后不久思想又矛盾了，面对着宋朝官军第一次“进剿”，宋江禁不住触动自己的真情，说：“某等众弟兄，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以后，他还对徐宁、呼延灼说过类似的话。到了“英雄排座次”之后，当时梁山泊的革命声势浩大，宋江心中无限喜悦，对众兄弟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宋江思想性格继吟反诗之后又一个转折点。假如说这之前他的招安思想还有招降官军将领的作用，那么这之后连这点作用也失去了。重阳节所吟的《满江红》词和浔阳楼上吟的反诗，思想完全不同。从前他以此博得了天下英雄的拥护，这次却遭到众弟兄的激烈反对，他的思想矛盾已达到极其尖锐深刻的程度。
这一阶段是长期潜伏在梁山英雄内部的矛盾的总爆发，这次爆发并非偶然。因为革命形势越发展，革命的前途问题越提得尖锐，到底要走什么路？这是摆在每一个革命英雄面前十分现实的问题。依照宋江的看法，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归顺朝廷，为宋天子效忠。依照李逵的看法，则须打到东京，夺了鸟位，让宋江做皇帝。这两条鲜明的路线尖锐地对立着、斗争着，而且越发展斗争越激烈，相应地宋江性格的矛盾越深化。
为了设法受招安，他竟潜入李师师家，企图通过李师师“暗里取事”。看到宋徽宗要“就此一道招安赦书”。这之后，他还领导梁山英雄和官军进行了几次大战役，所谓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把敌人打得丢盔掉甲，但其目的也是为受招安捞得政治资本。最后在朝廷假意的抚恤下接受了招安，并把“替天行道”的旗帜，改为“顺天”“护国”。
我们读到这里，不能不为宋江对敌人的卑躬屈膝的作风而愤慨扼腕，也不能不为他的投降活动而气愤填膺。
抛开宋江性格上落后面不谈，单从作者对他的描写上看，也是有很多缺点的。例如：当吟反诗被发现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至于“披头散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装疯；到李师师家，对李师师阿谀备至等。都是不符合一个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和宋江的品格不相称的。再如，他几乎是用陷害、欺骗的手段赚得一些英雄上山。这种“权术”与一个宽厚的性格是绝对不调和的。
宋江终于投降了。对宋天子存在幻想，并希望做大宋的“臣子”，是他投降的主要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并不是找不到现实的原因，和宋江几乎同时的马扩，被农民义军推为山寨之主时，不是也“率众具香案南向拜，曰，此遥望阙庭禀君命而立事”吗？
宋江在大事既成之后，不是也“焚一炉香，鸣鼓集众”誓曰：“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种皇权主义思想，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容易受招安的一个历史性的原因。同时宋江招安思想的发展，与梁山英雄内部的情况也有关系，宋江在“忘生报国，万死不辞”的口号下，招降了一些官军将领，他们都有志于扫除边患，尽忠国主。他们这些思想同样反映到宋江的性格中，促进了宋江走向投降的道路。
宋江投降之后，真正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应该说他的思想矛盾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他的愿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距离，统治阶级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冷待他，他的悲剧就是从此开始的。此后，他便陷入徘徊、犹疑、痛苦、哀伤和无可奈何之中。敌人要把他们“分遣调开”，消灭他们，弟兄们都要再反，这两种力量冲击着他的为主全忠的思想，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这种思想。征辽的时候，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朝廷却不论功封赐，辽主乘机诱降。吴用为之动心，他却说：“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
征方腊与征辽不同。征辽虽然被冷待、侮辱，但是一百零八个结义兄弟还全部幸存。而征方腊却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调遣开去，他领导的革命队伍彻底解体了。因此他的悲剧性格也就更加重了。一边哭死者，一边劝勉幸存者：“朝廷不肯亏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
统治阶级赐给他药酒，他仰天长叹，想到自己“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问罪何辜？”他又想“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如何一时便坏了！所以叫李逵来，同归于尽。
宋江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既是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又是一个唯君命是听的“忠臣”；他既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人物，又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腐儒；有时他对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嫉之如仇，有时又对他们卑躬屈膝；有时他敢揭起“替天行道”的义旗，“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有时又对宋天子抱着强烈的幻想；他既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也是它的投降者。他想战胜这个既存的不平等社会，但是没有成功。相反地，这个不平等社会降服了他，他之失败，恰恰说明了农民革命本身的弱点和局限性。
宋江的悲剧是个历史悲剧，他的矛盾性格完全是在历史生活斗争中形成、发展并走向悲剧结局的，它概括了历史上巨大的冲突以及这个冲突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生活的丰富画卷。这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悲剧典型。这个典型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水浒传》作者以对宋江悲剧性格的创造，考察和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历史，解剖了封建社会的矛盾。
宋江的悲剧性格与梁山的革命斗争有着深刻的联系。犹如《三国演义》主要是写诸葛亮的政策路线一样，《水浒传》也都写的是宋江的政策路线。在这个路线指导下，梁山的革命事业从开创、发展、壮大走向投降。他的忠义精神促使他走向妥协投降的道路，而其性格的客观意义，却对他的妥协投降路线给以深刻的批判，对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给以深刻的批判。投降以后，宋江的心情是悲戚、沉痛的。封建阶级的每一项举动，都在加重他这种心情，他是按照忠义精神行事的，弟兄们为尽忠大部分都英勇就义，然而每死一个弟兄，就是对招安的一次批判，弟兄们一个个死去，批判也就步步加深。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了，他虽然“忠心不负朝廷”，而朝廷却负了他。这就彻底宣判了投降路线的错误，深刻地批判了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戳穿了招安的骗局，揭示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入失败”的客观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