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部古代文學史，是在對過去比較長期的中國文學史教學的認識的基礎上寫成的。我講授中國文學史始于一九五四年，先是在外系如教育、歷史、政教等系上課，然後在本系即中文系上課，其間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動亂之外，從未間斷過。當時，經過各種風風雨雨，政治形勢的變幻，自然引起課程内容相應的變化，以符合一定時期思想鬥爭的需要。這種現象，今天回想起來雖然可笑，但在當時卻是非常認真地做的，認爲這即是所謂“古爲今用”，是作爲教師講授中國文學史的責任。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們國家出現了新的局面，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工作都在撥亂反正。在新的形勢下，我也對自己講授中國文學史的歷史進行反思，清理檢校之間，有不勝愧悔之感，數十年的文學史教學，並未真正貫徹唯物史觀，不僅自己走了彎路，而且貽誤了許多有爲的青年。一九七八年，我承擔了部分培養研究生的工作，這是新時期、新工作的起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重新認識到評述古代文學只能實事求是，一切從文學史的客觀實際出發，重史實，重證據，用事實説明問題，尊重文學史辯證的發展過程，不能從主觀願望、理論模式出發，更不能從現實鬥爭需要出發，經驗證明，那樣做只能歪曲文學史，並非“古爲今用”，不能達到述古鑒今的目的。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我着手寫這部古代文學史，這便是這部著作寫作的緣起。

從一九七八年起，伴隨着研究生的培養工作，逐年編寫，到現在已經十年有餘了。其間，我閲讀了這一歷史階段有關的古代文獻和文學典籍，參考近、現代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和古代文學研究專著、論文等，那豐富的文史資料，有啓發性的見解和可參考的編寫體例，都給我的編寫工作以有益的滋養和幫助，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和觀點。實際工作經歷教訓了我，我不想空談理論，孔子説：“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事實比空談更有説服力，我是力圖通過具體歷史事實的叙述、引證、分析，對文學史現象作唯物史觀的評價。我的主觀願望是蒐覽資料務求翔實，銓評史事務求確當，祛臧否褊私之見，存文學史實之真，但客觀效果由於自己學識固陋，難察古人之全；文思不敏，豈解一曲之蔽？不該不徧的現象在所難免，予取予奪的見解亦復存在，班彪評《史記》説：“采獲今古，貫穿經傳，一人之力，文重思煩，故刊落不盡，多不齊一。”賢哲如司馬遷尚且如此，況我魯鈍，寧無疵咎？深望專家、學者得覽教焉。

一九九二年仲夏寫於北京師範大學宿舍之紅四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