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宫廷到塞下

封藩的第二天，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们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对他们讲道：“辅导之臣，就好像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开导赞助。我将此重任交于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恶。”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家庭，打天下不易，对于坐天下格外用心，希望这份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因此对于诸子的教育也就特别重视。朱元璋在儿子们身上寄托了大明皇统的希望。

几个年长的儿子虽然出生于战争的年代，其实并未经受过什么锻炼，也没有真正吃过苦，这总是让他感到不能放心。他便有意安排儿子们去吃些苦，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他就命内侍制成“麻屦行膳幐”（麻鞋和行囊），就是让儿子们穿麻布鞋，出门时一定要自己带上行囊。如果出城外去稍远的地方，朱棣和几个年龄稍大些的兄弟就不能全程骑马了，而是规定要“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至因环境优异而骄惰。朱棣虽小却也明白这是父皇让他们不要忘记得天下的艰难。

其实这时候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还是个少年。当然，朱元璋本人十二三岁时即已父母双亡，为人家放牛看羊，挨冻受饿了。

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朱元璋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对于诸子读书的事情格外重视。战乱年代没有条件，开国后为教育诸子，当年冬天，朱元璋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点名望，便亲自写信，延请来做诸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责怪的。朱元璋听到后平静下来，这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直到他们陆续就藩后，才又重归故里。

朱棣从未受到过先生责罚，他虽然不像二哥那样聪明外露，却也并不调皮。应该说朱棣在兄弟们当中似乎并无出色的表现，他不大爱说话，性格有些内向，但凡遇事有自己的主意。不过毕竟他还算是朱元璋儿子当中年龄稍长的一个，他与二哥朱樉、三哥朱年龄比肩，朱元璋正好将北边的三座重镇西安、太原和北平安排给了他们三人。既然如此，对于这些儿子们朱元璋就不能光让他们去读圣贤书，还必须让他们按照历史上皇族的传统去习武，将来能够领兵打仗。

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教育训诫。

洪武元年（1368）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菜地附近时，那时的宫中竟然还种了蔬菜，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此非不可以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朱棣和兄弟们虔敬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明白的，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多为善行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再后面是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楚王……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胙肉（祭祀用的羊、猪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年。

洪武八年（1375）冬天，朱元璋命太子朱标率诸王出游中都讲武。这是朱元璋对诸子的一次重要安排，可是燕王朱棣却未同行，这一年他十五岁，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徐达连忙起身拜谢，皇帝的话自然是不能违背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

册妃迎亲的礼仪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已经正式确定了，当时虽然是为了太子朱标的婚事而定，不过规制中也明确了亲王婚礼仪式，于是一切按照规制而行。礼部事先移文司天监，选择吉日，先行纳采之礼，任命官员为赞礼正、副使，并且告示文武百官，就如同一次隆重的朝仪，所不同之处，礼部官员们在御座南陈设大雁和其他的礼物。承制官到御座前承制，再由中门出，到丹陛前宣布规制，再由正副赞礼官员跪读制书：

奉制曰：奉制纳徐氏女为燕王妃，命卿等行纳采礼。

宣读制书完毕，赞礼官员再去拿了大雁和礼物，依次而出，文武百官也随之于鼓乐声中鱼贯而出。

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东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傧相。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

这一年朱棣十六岁，所谓弱冠之年。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四岁。对于徐家的这位大小姐，朱棣并不陌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但是朱棣当时绝然没有想到，他迎娶的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在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在朱元璋诸子中，虽然也有娶功臣之女为王妃的，却都不及朱棣。二哥秦王朱樉正妃乃是元朝著名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妹妹，次妃是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鲁王的王妃是开国功臣信国公汤和之女。这几位王妃无论家世还是本人才能，都无法与朱棣的徐王妃相比。

亲王的婚礼自然十分隆重，一时间也成为了朝中的一件大喜事。热闹一番后，朱棣与徐王妃只过了一个月的蜜月，便告别新婚的妻子，前往凤阳，与已经在那里的兄弟们一起，开始了军旅生活。十六岁的朱棣在父亲眼中，已经长大成人了。朱元璋的用意十分明确，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更多接触武备，为将来就藩镇守做好准备，至于选择凤阳，当然也是要他们看看这片祖宗肇基之地，要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当然，让儿子们离开宫廷，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百姓的生活。这确是他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凤阳。中都凤阳是朱元璋出生和少年时代生长生活的地方，朱元璋就是在这里出家为僧，在这里投军从戎，迈出了打天下的第一步。这里也是朱元璋的父母，也就是朱棣的祖父母陵墓所在地，他们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皇陵之中。如今那座气势恢弘的陵墓，在当初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着两个衣着破烂、棺椁皆无、贫病交加中死去的老人。看着祖父母的陵墓，朱棣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知道了父皇取天下的艰难。而且更让他难忘的是洪武十一年（1378），江阴侯吴良来到凤阳开工扩修皇陵。在新修建的皇陵前，朱元璋亲自写成了《皇陵碑》。这是一篇让人读之而心酸的家史，朱元璋毫无隐晦地饱含泪水写下了自己幼年的经历，写下了自己投军和定天下的过程。他在碑文最后写道：“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

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这是朱棣第一次离开宫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时间，这四年的生活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朱棣来说十分的关键。

四年时间转瞬即过，朱棣在凤阳渐渐长大，从一个初涉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英武的藩王。

多年以后，朱棣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道：“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这是心酸的回忆？是对于生活经历的慨叹？或者只是他深知那段生活对于自己一生的重要？朱棣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他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刻，得到了这样的历练。

分封诸子，各立藩国，统辖军卫，利用他们去取代功臣掌管军权，这是朱元璋巩固家族统治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同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藩王与皇储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花了不少心机对他们反复教诲。当时正在修建的诸王宫殿城门，也统一定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等名称，以使诸王睹名思义，诚心藩屏帝室，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来触一触朱元璋这根异常过敏的神经。这个人便是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国子生出身。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初九，钦天监奏称：“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按照当时人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皇帝照例要诏求直言，叶伯巨的“万言书”便在此时呈了上来。一些朋友劝他不要上书，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他却说道：“如今天下有三事可虑，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见而患速。即使没有求直言的诏书，我尚且要讲的，更何况皇帝已下明诏？”他讲的“易见而患迟”的二事，是指“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那所谓“难见而患速”的一事，则是指“封藩太侈”。他在“万言书”中写道：

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明初无此藩）、楚、吴、闽（明初无此藩，《明史》卷139《叶伯巨传》作蜀，亦误。蜀王封于洪武十一年，此时尚未封）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这番话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事实。但是当时诸王尚未就藩，各藩府护卫官属亦未齐备，其实叶伯巨实在太过文人气，硬是要以史为鉴，说一番不识时务的警示之言。可是他的一番话却让朱元璋感到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他的这份万言书也确实戳到了朱元璋的痛处，自然惹得朱元璋怒不可遏，他让人将叶伯巨逮至京师下狱。叶伯巨被下狱后不久便瘐死于狱中，这可谓是杀一儆百，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及宗藩之事。

但是叶伯巨所说的那些历史教训后来皆成为事实，到洪武后期，宗藩之弊则日渐明朗。诸王就藩后，更多参与征战，逐渐形成强枝弱干之势。不仅如此，太子和诸王嫡长不分的情形十分严重，直到朱元璋晚年，太子、诸王尚未明长幼之序。户科给事中卓敬看在眼里，忍不住要委婉地劝说朱元璋：“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卓敬从长幼嫡庶有别来谈此事，更容易说服朱元璋，目的还是要改变已渐形成的强枝弱干的局面。

“尔言是，朕虑未及此。”这一回朱元璋总算听进去了。

不过在诸王当中，朱棣跟诸王们还有所不同，他没有一个在后宫拥有名份的生母，虽然有马皇后的抚养，但是那只是抚养，却不曾有过生母之爱，因此朱棣总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与兄弟们不同。

这样的处境加之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养成了朱棣审慎行事的性格。面对太子和诸王间危疑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表现。

诸王各就藩封国之前，朱元璋开始在各地为诸王兴建王府，燕王府就建在故元大都北平。北平的元皇宫尚在，于是在故宫旧址改建成为燕王府。朱棣对这件事情十分在意，因为在所有兄弟们中间只有他有这样的运气，将王府建在了胜国故都之上。虽说秦王府建在西安唐朝故都，但那唐朝旧宫已经荡然无存；周王府建在开封宋都，宋宫也基本不见痕迹。只有燕王府建在北平，元故宫仍存，无论如何这也是其他诸王不能相比的。

受命前往北平督建燕王府的勋臣，是朱棣的表哥曹国公李文忠，朱棣为此专门致书信给李文忠说道：

燕王今遣承奉吴祥赉手书致表兄曹国公：为营造事，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其营房务要好去布置，如法起盖。开河之事，若有人力可以兴工，若人力不敷且歇，今当仲夏，宜善保，不具。洪武九年四月。

这还是朱棣刚刚新婚之后来到凤阳未久。朱棣是个聪明人，要求表兄李文忠在施工中节省工费，向父皇表示了自己的节俭，同时也可以保持元朝皇宫旧貌，年仅十六岁的朱棣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成熟。这样的做法当然会令朱元璋感到很满意，因为当时他正在提倡撙节。

洪武十年（1377）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补充。秦王府在原有西安护卫军士1451人的基础上，补充了羽林卫军士2264人。晋王府在原有太原护卫军士1630人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兴武等卫军士2251人。朱棣的燕王府也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1364人的基础上，补充了金吾左等卫军士2263人。这是对他们即将就藩的安排。

第二年春天，秦王朱樉和晋王朱便离开京师，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朱棣却未能与他们一同就藩。他同周王朱狘、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重新回到中都凤阳，在那里又生活了整整两个年头。其实这一年朱棣已经十八岁了，按道理是可以同两个哥哥一样前往藩地，开始新的生活，而且一切安排都应该如此，却在最后一刻被改变了，谁也不知道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

朱棣当然不能去问父皇，他一向都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在凤阳的这段时间，他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跑到一些平民百姓的家中，看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民间的轶闻，这对于朱棣来说也是满有趣味的事情。朱棣就这样，又在凤阳生活了两年，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接到父皇让他就藩北平的旨令。

朱棣接到旨令赶回京师的时候，京城上下已经是一片人心惶惶。洪武十三年（1380），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正月，正旦大朝之后的大年初二这一天，御史中丞涂节便告发丞相胡惟庸谋反，而且连带出御史中丞陈宁等人，而告发此事的涂节，其后也牵连案中。这个被定性为谋反的大案，株连官员和戚属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一大批开国的功臣名列谋反的“奸党”之列，戚属遭到诛杀，这个事件史称“胡惟庸案”。

虽然朱元璋此时还把握分寸，当群臣请诛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时，朱元璋说道：“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书记，赞计画。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升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遂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话虽如此，却并非称其无罪，不过天子法外开恩，不予追究，而生杀之柄仍然握于朱元璋的手中。有心计的功臣们已经感到自危，魏国公徐达虽然还在北方主持军务，但其必将为藩王所取代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朗。

正当朱元璋大肆追治“奸党”的时候，他却突然让朱棣就藩北平，没有人能够看出他的用意，他究竟是急于让儿子们成长起来，取代功臣们，还是不愿意让年长的儿子们在身边看到他的这场残酷的政治清剿？

这场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当然与朱棣毫无关系，他率领王府的燕山左右二护卫的五千七百余将士，从京师出发，前往封藩之地北平。这应该是朱棣期待已久的事情，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新奇，而且充满了挑战，这也正是朱棣的期望。

这一年朱棣二十一岁。

暮春三月，朱棣告别父皇，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离开了血雨腥风中的京师，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的中都，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北国重镇，而那个陌生之地才是他命中注定今后生活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父皇、兄弟，只有他一个人，和伴随他同去的徐王妃，他们将是那里的主人。

不过朱棣丝毫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是孤独的，这一切当然都因为他从小失去的母爱。虽然马皇后对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但是马皇后对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那只是抚养，教育，有时甚至会很严格。所以朱棣是这个皇室中的另一类孤儿，他甚至更渴望独立的生活。这一切，从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十一日壬寅这一天便开始了。

朱棣自信他是诸藩王中的出类拔萃者，也确如此。他诸多的兄弟们中，太子朱标虽有长兄之风，可惜书生气太重，处事柔弱。秦王朱樉身为诸藩之长，却寡德失行，朱元璋对他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晋王朱倒是英武聪敏，颇多智数，深得朱元璋钟爱，但他生性骄狂，毫无顾忌，就藩途中曾因小事鞭笞膳夫，朱元璋得知后很不放心，专门派人告诫他说：“我帅群英平祸乱，对任何人都不曾姑息。惟独膳夫徐兴祖，侍奉我二十三年，从未折辱过。怨不在大，你要牢牢的记住。”注1朱元璋是恐怕膳夫结怨，谋害爱子。除去这三位兄长之外，其余诸王，都是燕王朱棣的兄弟之辈，就藩晚，势力一般亦较差，只得屈居于朱棣之下。

注1 《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晋王传》。

然而朱棣却并未满足于这种状况，他时刻都在觊觎着皇位的继承。当然，怀有这一野心的并不只朱棣一个人，秦王、晋王，甚至那些势力较弱的藩王，几乎都无时不在梦想着取代太子，由自己来继承父亲的皇位。皇家的父子、兄弟之间，利害之争代替了骨肉之情。但是从表面上看去，一个个又都是那么忠孝本分——他们都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竭力表现自己是忠孝本分的。

北方的雄关重镇确实与江南迥然不同。北平这座胜国故都是通往辽东及塞外一带的咽喉重地。本不十分高大的城垣，经历了兵燹之后，更无昔日的神采，但在煦煦的春风中，却仍然能够显示出帝都的独特形势：它周围的山峰，从西向东北起伏蜿蜒，群山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向东南望去，则是无垠的平原。朱棣不由得喜爱上了这个地方。

燕王府就建在元朝的皇宫基础之上，当朱棣走进去的时候，感到既新鲜又满意，这里基本上保留了皇宫旧貌，只是做了一些修缮。这也正是他当初嘱咐李文忠不要浪费，尽可能保留宫中旧建筑的结果。原来皇宫的旧宫门，都已经按照王府的规制改建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朱棣知道，这里面包含着父皇对自己的期望——做一个“仁、义、礼、智”的藩王。“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

朱棣就藩北平后的第三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中秋，突然得到了母后马氏于本月十日病逝的噩耗。马皇后并非朱棣的生母，但是自从掑氏生下他来，一直是由马氏安排抚养的，名义上便也成了马氏嫡出。小时候朱棣并不知道这段隐情，年长后尽管渐有所知觉，他当然不敢也绝不会自认生母，谁不知道嫡出与庶出之别？马皇后从未生育过子女，太子、秦王、晋王为李淑妃所生，其他诸王也各有其生母，而太子与几个年长的藩王，统由马氏抚育成人，也都以嫡出自命。这次当然都会尽快赶赴京师奔丧，以表孝心。

朱棣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带着侍从官校，匆匆启程上路。谁曾想到，他此次南行奔丧，竟得以结识了一位怪杰，与之同归藩府，从此赞助他夺位之谋，终于成就了二十年后登极称帝的大业。

八月二十六日。燕王朱棣和秦、晋、周、楚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先后赶到京师，城内已被一片悲哀笼罩。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都被规定按制服丧，一切娱乐活动都被暂时禁止了。

对于马皇后之死，最感到悲痛的是朱元璋本人。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是患难夫妻。马氏父母早丧，被他父亲马公的好友郭子兴收为养女，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义军后，颇显才能，郭子兴做主将马氏嫁给他，婚后马氏一直随夫在军中，对于调和朱元璋与郭子兴及子兴旧部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一次，朱元璋触怒郭子兴，被囚禁，饭食断绝，马氏怀藏炊饼偷偷送去，胸前的肉都被烫伤了。朱元璋与群雄争战之际，马氏或亲缉甲士衣鞋佐军，或发所藏金帛犒士，对朱元璋帮助很大。马氏待人宽和仁厚，多次劝说朱元璋保全功臣，对待宫中妃嫔宫人严而不苛，常有所照顾，因此德高望重。这次病危，自知不治，既不要群臣祷祀，又不肯求医服药，惟恐死后连累他人。

洪武十五年（1382），是朱元璋登极以来家庭生活最不幸的一年，五月间刚刚埋葬掉皇长孙雄英，事隔三月，皇后又遭病故。一年之内，孙夭妻丧，这位五十五岁的老皇帝几乎吃不消了。他一面安排礼部议定马后的葬事，一面支撑着处理日常政务。

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发引入葬仪式，将马后葬入钟山的孝陵之中。

一切都渐渐平静了，只有宫人们时时唱起不知谁编写的哀歌：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

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

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于是又唤起朱元璋一阵心酸，为了感念马皇后，他决心不再重立皇后。

朱棣和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孝敬之心，提出要求父亲选派高僧，各随归藩国，为已故的母后诵经荐福。这很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找来僧录司左善世宗泐，要他去办理。这是僧录司左善世的分内之责。宗泐除去请人选荐之外，自己亲自推荐了三位高僧，其中有一位法名叫做道衍，被朱元璋安排给了燕王朱棣。

道衍，本姓姚，幼名天禧，祖籍汴梁。宋高宗南渡，合家随之迁居于平江（苏州）长洲。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道衍出生时，其家已南居三代。他家贫无寸土，祖父及父亲两代均靠行医为生。道衍自幼便显露天资，聪颖过人。家里本想让他继承祖业学医，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一心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

一天，他到苏州城里去，走在街上，行人忽然骚动起来。纷纷躲闪到街旁。道衍从人丛中望去，只见大街上走过来一行人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原来是僧官出行。道衍打心眼里羡慕，决心出家为僧。

十四岁那年，他出家到附近的妙智庵中。四年之后，至正十二年（1352），正式剃度。而恰恰是这一年，凤阳皇觉寺和尚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郭子兴义军。这两个明初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与佛教结下过不解之缘。

道衍虽然在元末乱世之中出家学佛，却并未拘泥于一家之学。距妙智庵不远的灵应宫有位道士叫席应真，是位博通的杂家。青年僧人道衍便拜之为师，向他请教阴阳术数之学，并且研习了兵法。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道衍与望斋门外比邻而居的徐贲、高启、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等所谓“北郭十友”相交甚密，并与杨基、王宾等人结为诗文好友。道衍博学而不迂阔，出家而不厌世。了解他的友人，都知道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一次，他出游来到嵩山寺，遇见一位名叫袁珙的相士，袁珙看到他说道：“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乃是当年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得天下的开国功臣，道衍正欲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道路，去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他因此不仅不怒，反而大喜，从此与相士袁珙结交，成为了事业中的朋友。

在这次选赴京师之前，道衍曾有过两次应选的机会。一是洪武四年（1372），朱元璋诏取高僧，道衍本欲应诏，谁知届时却不幸病倒了，卧床不起数月，直到第二年初。正月初六这天，天气分外晴和，道衍久病初愈，在友人陪伴下起身试步，来到屋外檐下小憩。这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之中，煞是惹人喜爱。友人们兴奋地对道衍说：“此雀五色，是文明之象，你病起而遇之，将来文章必定大有进展啊！”然而道衍所凝想的，却不同于这些文墨之友。他当即吟诗道：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借着对这五色雀的赞誉，道衍抒发了自己满怀的宏图壮志。

另一次机会是在洪武八年（1375），那一年道衍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次他仍未能得授官，于次年春被“赐还吴门”。但是这次赴京，使他得以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从而更增添了他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不禁吟道：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的宗泐窥知了诗中的心思，说他道：“此岂是释子语耶？”道衍并不回答，仅报之以一笑。

道衍回到苏州，在西山海云院“莲花室”中又禅居四年。洪武十三年（1380），他再次出游名山，扬帆江上。这一次的出行之中，他突然发现，虽然自己年仅四十七岁，但有时竟然要倚杖而行了，“死期将至”的念头，在他头脑中倏忽一闪，然而，理想中的事业尚未成就，他还要“痛自鞭策”地走下去。恰在此时，因宗泐推荐，他第三次被选赴京师，这次，才是他毕生事业的真正开端。

道衍来到宫中拜见朱棣的时候，朱棣当即被这个“形如病虎”的怪僧吸引住了。道衍望着眼前这位年轻英武的燕王，那种逾众的风度和气魄，也使他感到，这正是他多年来寻求而不遇的“明主”。两人遂一见如故。

没有人知道他们初次见面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后人只是从他们的投契及此后的活动去揣测，并且编造了这样一段故事：道衍入京，觇得燕王朱棣有天子气，乘间对他说道：“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如今国家初定，东宫太子生性仁柔，希望大王您多自珍重。如若能让我随您赴燕，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当然明白他的暗示——“王”字上面加上“白”字作帽子，则成为“皇帝”的“皇”字。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道衍在与燕王朱棣初次见面时，作如此露骨的表示，是要冒杀身之祸的风险的，除非他们在谈话中互相有所了解，但这只是初次的见面，便言及夺嫡之谋，似不大可能。事实上，朱棣对人才的渴求及道衍的满怀抱负，才是他们一见如故的真正原因。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之中，两位胸怀大志的历史人物就这样结合到一起了，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历史的巧妙安排。他们将要共同改写那一段历史。

道衍是九月二十四日赴京的，见过燕王朱棣后，十月一日便匆匆登舟北上赴燕。

深夜，舟中卫士多已入睡，道衍却独坐难眠。随着有节奏的摇橹声，他不由思绪万千，五十年来坎坷的经历，即将开始的事业，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在他心中萦绕。东方欲晓，道衍望着两岸退去的山林吟道：

石头城下水茫茫，独上楼舡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多橹声摇月，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难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

这诗句听来难免带有孤凄之情，这对于道衍来说，也确是一次全新的人生经历，远离江南故土，毅然前往北国塞下，只是为了相助于燕王朱棣的事业，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因此才使得他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朱棣动身要比道衍晚几天，他是十月十八日北上归藩的。两个月的奔丧结束了，朱棣的收益是如此之大，他得到一位相投默契的高僧，一位帮助他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谋臣。

北平燕王府西边不远，有座大庆寿寺。道衍来到北平后，便做了这座寺庙中的住持。这是一座创建于金代的庙宇，因为原来地处京师，所以不仅殿宇宏丽，而且多有名僧住持。庙中有两座砖塔，一座九级，一座七级，九级的那座是元初名僧海云国师之塔，元朝开国勋臣怪僧刘秉忠，就是这位海云国师的弟子。寺中保存的海云画像上，还有刘秉忠所作赞文。这实在使道衍感到有些兴奋，刘秉忠是他所崇拜的人物，他也素以藏春子（刘秉忠别号）自命。他在这座寺庙中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刘秉忠本是邢台人，墓也在邢台，道衍在北平期间曾两次去拜谒刘秉忠的墓地，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他所说的大业就是辅佐燕王朱棣，成就帝王之业，名垂青史；所谓“勋名照简牍”，实在不是一个出家人四大皆空的志向。

但是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解释的问题，道衍凭什么条件来支持燕王朱棣的夺嫡？这时候皇帝朱元璋还健在，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还在，更何况还有秦王、晋王这两位兄长，朱棣这个并不具备任何夺嫡优势的藩王在此后夺嫡登极的道路上，几乎是杳无希望。

朱棣同道衍开始密谋此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得知。自从道衍来到北平后，他便经常出入燕王府，这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但在后来的史书中却记载说，他们常常避人密谈，为夺嫡的大事谋划着，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