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十世纪初始，梁启超创说“新史学”一个治学方向，遂自一九〇二年起，中国史学开出与前古不同之路，直迄二十世纪之末，史学固自人才鼎盛，但亦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新说层出，流派纷呈。原是可喜现象，而一些学者争夺主流，是丹非素，又不免歧异丛生，形成鸿沟。实质上争较宗主，反而嫉妒仇对，倾轧排斥。吾在其同代，自亦备览龌龊，真是今不如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史界主流学派就是包括疑古派的科学派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想潮流之盛世，自是风靡全国，但不久就出现马列科学派史学，日趋壮大。二者敌对甚深，互相丑诋。我亲自听到董作宾先生述说，郭沫若骂他们科学派史学家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亲自听到何炳棣近年讲演骂他们是“钻在老鼠洞里称大王”。其实更强烈的丑诋斥骂，在大陆报刊上多次出现，不必细举。虽是如此分野，但我这五十年来的治学是追随科学派史学流派的路子，我想我比任何同类史家更要注重科学。这本《史学方法》是我许多物证之一。我自读大学，即追随新风气，用心于科学治史，始终不渝。

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连续开讲四个年度。接着草成此书，于一九七七年出版，算来已将三十年头。

大陆史学界对拙著之鉴赏知音，最早有清史名家王戎笙先生，他在二十余年前访美时得见此书，而寻章摘句，大量引入其所编《港台清史文摘》之中。自此吾在香港中文大学时有通信来往。嗣后上海熊月之先生访台，阅读拙著，亦多鉴赏此书。近十年间又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先生识赏，介荐于大陆出版。吾自欣然接受，并签合约。但爱惜羽毛，须先细校，并作增补，而实有增无删，代表吾于所作常保信持。我相信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今能在大陆出版，结识广众学人，盼得指教，实感荣幸。

梁启超所开创二十世纪新史学之路，于今百年，这一代史学之回顾，已有顾颉刚之《当代中国史学》和许冠三之《新史学九十年》可供史学史性之参考。但简括以观此一新史学时代中新路，所走出者厥为三个重点，表现二十世纪史学特色，即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学史，可代表二十世纪新史学之内涵。鄙人自是承时代风气，而有史学方法之作，大可以忝列梁启超史学之路一位忠实效力者。

拙作提供大陆学界，要先自省此书是否参考广博，网罗先贤旧闻、当世高见？是否具有完密架构，具申理层次？是否提正确积极制断，供学人参酌？是否讲究文字运用，典丽晓畅？经过详慎复校补充，愿以提呈史界评断，当负一切责任。

大陆史学界除前述三位学者我当深心感谢之外，其他相识学者，北京方面有李侃、刘德麟、陈东林、张海鹏、耿云志、王庆成、郝治清、欧阳哲生诸位先生，东北方面有关捷先生，天津方面有江沛、侯杰两先生，山东方面有戚其章先生，南京方面有张宪文先生，上海方面有易惠莉、顾卫民、忻平、冯金牛诸位先生，杭州方面有陈学文先生，福州方面有林庆元先生，广州方面有陈胜粦、林家有、韦庆远、桑兵诸位先生，在此敬祈不吝指教。

饮水思源，我在此当申述研治史学方法的师承根源。五十年前受教朱云影业师的“史学通论”，受教于王德昭业师的“史学方法”，自是史学领域知识所本。虽然所著与师门所教已有不同，但启牗之恩不能不永存感戴。俾世人俱知我所学有本，本在何处。

本书学术责任，著者个人自负，凡海内外同道方家，愿意以文会友，有所指教，必当虚心商磋，互相协济以力求进步。

王尔敏

二〇〇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