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书》的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北宋修《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中指出：《晋书》内容“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遗逸，芟夷芜蔓，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据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可以说，这是最早对唐修《晋书》史学价值较为全面肯定的评价，其中“举其精要”、“罔不毕记”，乃指《晋书》取材宏富，记述精审，显然是针对前人批评《晋书》“务多为美”（《史通·内篇》）、“不求笃实”（《旧唐书·房玄龄传》）的一种反批评。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条认为：唐修《晋书》时，诸家晋书“时当俱存，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这里首先肯定《晋书》博采众家之长，所以能胜过诸家晋史。赵氏进一步指出：“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赵氏对唐修《晋书》整体评价很高，认为取材详而精，叙事简而要，行文明快苍劲，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并认为魏收《魏书》、沈约《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都不能与其相比。赵氏更进一步肯定《晋书》多收时人表、疏、赋、颂等原始文献，最能反映当时官场腐败，文人清谈浮虚，以及选举之弊等实情，此点最具史学慧眼。赵氏所论，乃是对唐修《晋书》从局部到整体全面公允的评价，以后赞同其论者不乏其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科学空前繁荣，史学新秀崛起，史学史研究随之发展，大多对《晋书》的史学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总的说来，《晋书》的史学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乃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西晋统一仅十一年便发生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政权林立、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因而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包容国别繁多，兴亡无常，各国的族别、地域、时间、人物和史事等，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唐初史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在撰修《晋书》时，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又把其他各国摆在恰当的地位，并受前代史著的启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兼有纪、传、志特点的“载记”体，完整地记叙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全书分纪、志、传、载记四种体例，对两晋和其他政权的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缕述。因而它对两晋十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能够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述出来，不仅史实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而且比起其他诸家晋史来，更能反映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全境历史的总体面貌，显示了唐初史家高超的撰史技巧和创造才能。

第二，唐修《晋书》最能表现史识的，乃是在七十卷列传中大量引用传主所作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图序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二百七十余篇。在这些原始材料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两晋十六国历史发展的各类重大核心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如《刘颂传》的《论分封疏》，《刘毅传》的《论九品八损书》，《李重传》的《论九品之弊疏》，《王沈传》的《释时论》，《皇甫谧传》的《释劝论》、《笃终论》，《傅玄传》的兴学校、重农务诸疏，《江统传》的《徙戎论》，《阮种传》的“戎蛮猾夏”《对策篇》，《温峤传》的《军国要务七条》，《裴传》的《崇有论》，《王坦之传》的《废庄论》，《刘寔传》的《崇让论》，《鲁褒传》的《钱神论》，《郭璞传》的《刑罚疏》，《范宁传》的清吏治、省赋役诸疏，《王羲之传》的三封《论东晋弊政书》等，上述各类原始文献，乃是两晋朝军政要人和文化界人士对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的看法，既有切合时弊的概论，又包含着许多具体史实和统计数字，大多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或指出两晋政权有关军国大政决策的得失，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时代风貌，对我们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至关重要。

第三，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经过秦汉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四百年间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加之两晋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只记本国历史而抹煞其他政权，这些因素必然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它既以两晋政权为正统，又以十四国为偏霸的“载记”体（前凉、西凉为列传）的创设，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从而解决了如何全面如实地反映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局面的难题。这不仅做到了历史分裂而修史全面的矛盾统一，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一统思想理论，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以及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的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民族关系的处理较为公允。虽然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载记”中有“僭伪”字样，但在史实叙述中，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上放在同等地位对待。因此，在整体字数安排上，东晋（与十六国同时）纪、传共四十二卷，除去四夷、二凉三卷共三十九卷，约五十三万七千余字（减去《忠义传》至《列女传》等七卷中十六国人物所占字数）；十六国共三十二卷，约四十三万一千余字，十六国历史的字数，约为东晋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而且“载记”在记录十四国政权历史时，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姚兴、慕容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晋书》的各类传，如《儒林传》收入十六国人物五人，《隐逸传》收入十六国人物十三人，《艺术传》收入十人，《列女传》收入十四人，《忠义传》收入五人，共计四十七人，占五个类传总人数一百三十七人的百分之三十四。假如减去西晋时期的人物，比例还会更高。在《儒林》、《艺术》两类传十六国人物的十五人中，大多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少人身居要职。如《忠义传》中的韦忠，先守义于西晋太守陈楚，后尽忠于前赵政权刘聪。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因瞻护同县孤老，被誉为忠义之士。《列女传》在于褒奖“贞烈之风”，前赵刘聪妻刘氏、苻坚妾张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等皆予以列入。上述各项内容均可证明，《晋书》所记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各自字数的分配、内容的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唐初史家都是在对东晋和十六国基本上同等对待的原则下，通过精心构思后设计和安排的。这种构思和安排，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一百三十余年北中国的历史，而且也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唐修《晋书》对十六国历史如此重视，使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各族优秀文化的结合，促进了北朝历史发展的进程。隋唐大帝国统一政权的强大，中国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盛唐光辉灿烂文化的出现，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五，《晋书》参撰者大多文学功底深厚，能娴熟地掌握和运用古代汉语。从整体看，叙事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行文言简意赅，凝练遒重，通顺流畅，绝少繁冗浮滥文风。这就是赵翼所称道的“爽洁老劲”，“简而不漏，详而不芜”。此外，在《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形象生动，寓论述于叙事之中，饶有文学情趣。如《姚弋仲载记》叙述石季龙死前召弋仲前去平定梁犊，弋仲当面称季龙为“汝”，数其过失，自称“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于是跨马于庭中，问：“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且“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这段文字把一位羌族部落骑兵首领的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描述得栩栩如生。又如《刘伶传》记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一开头便讲述其容貌陋，言语寡，任情志，不妄交，惟与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接着又渲染他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锄相随，谓曰：“死便埋我。”随后描写他向妻求酒，从而演出一幕夫妻二人幽默诙谐的禁酒活剧。只用了二百余字，便将一位不慕荣利、任情放达、风流潇洒的名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晋书》中这类叙史文笔，包含有故事情节、典型环境、人物形象和内心活动，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中曾说：“记人间事者甚古。……若为赏心之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返文艺矣。”郑振铎则认为这种“近文艺”的“赏心之作”，实为“未成形的小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鲁迅和郑氏所指，当以《世说新语》和《语林》为代表。《晋书》大量地摘录这类近文艺著作的素材，史家们在剪裁、编缀、修订中，又或多或少地做了文学加工，从而更加深化了这些赏心之作的文学趣味。《晋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继承了《史记》、《汉书》光辉的文学传统，而且带有魏晋时期文艺素材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参考李培栋《〈晋书〉的文学性》，载《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如体例结构合理，采集资料宏富，内容翔实，叙事言简意赅，行文生动形象，以及所含大一统思想及民族团结平等进步观等，所有这些既继承了某些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些是一部好的正史必须坚持的编纂原则，因而隋以后的多数正史，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从而为后代修史起了借鉴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