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寿撰写《三国志》的历史条件

在陈寿撰写《三国志》之前，已有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广为流传。我们知道，《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虽然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但作为纪传体的史著体裁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说，司马迁与班固，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提供了纪传体史著的范例，也决定了他的《三国志》将采用同样的史著体裁。但是，《史记》有《表》、有《书》，《汉书》也有《表》、有《志》，《表》讲事件的年代，《书》与《志》集中讲当时的典章制度，它们与《纪》、《传》配合，这种史体结构，能使史书的内容比较充实完备。《三国志》撰写于后，应当于纪、传之外，也写表、志，然而《三国志》却无表、志，以致索求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需要上查《续汉书》诸志和下查《晋书》诸志及《宋书》诸志，故后世多以此为《三国志》的重大缺点之一。

当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当时魏、吴等国史学家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定的条件。例如，写魏国史书的，就有王沈的《魏书》四十八卷和鱼豢的《魏略》八十九卷；写吴国史书的，有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这三部史书，都为陈寿撰写《三国志》中的《魏书》与《吴书》提供了主要的依据。特別是鱼豢的《魏略》，记事详细，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较多，唐人刘知幾在其《史通·题目》篇中说此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正是该书的长处。此外，还有蜀国人王崇写的《蜀书》。王崇其人，同陈寿一样先仕于蜀国，后入晋。据《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所云，他的《蜀书》，同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书》“颇不同”，陈寿显然没有参阅其书。王崇的《蜀书》，成书在陈寿《蜀书》之前还是在其后，史书无明确记载。从陈寿未曾参阅其书的情况看，有可能成书于后。还有晋人王隐的《蜀记》，成书于陈寿《蜀书》之后，陈寿无法参阅其书。因此，三国之中惟蜀国在陈寿修《三国志》之前没有史书。加上蜀国不像魏、吴二国一样设有史官，正如陈寿所云“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故蜀国史料较少，以致《三国志》中惟《蜀书》的分量最少。有上述三书作为陈寿修撰《魏书》、《吴书》的依据，说明他有条件把此二书写得更加充实和丰满。但是，遗憾的是陈寿删削过多，以致《三国志》虽然叙事准确，却过于简约，后世又多以此病之。

陈寿之所以能写好《三国志》，应当说与他的老师谯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今四川西充）人，《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有传。他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酷好经史，著有《古史考》二十五卷，收集了大量古代传说，是个信古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书虽早已散佚，但其大部分内容已为马骕《绎史》所引用。谯周的爱史、信史作风，对陈寿的影响不小，所以，陈寿也曾著《古国志》五十篇，后来又能重视蜀国史料的收集，最终能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写成《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