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汉书》的内容、特点与不足

《后汉书》的撰作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推翻王莽新朝，中兴汉室，止于汉献帝让位于曹丕，曹魏代汉而立，记述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完整发展过程，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

全书共有九十篇。前九篇为诸帝纪，记录了光武、明、章、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等十二帝的生平大事，是简要的东汉编年史。接续的是一篇《皇后纪》，它一改《汉书·外戚传》的体例，以纪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东汉历任后妃的主要事迹，特别反映了东汉最为突出的常是少帝在位、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现象，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是惟一一例。诸列传凡八十篇，既记载了西汉末众多割据者的短暂称雄史，也肯定了东汉初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功臣们的伟业；既记载了邓、窦、梁、马等贵戚的家族史，也反映了日渐崛起的经学世家的发展史；无论是党人、名士，还是独行、孝子，无论是术士、逸民，还是鲠臣、列女；诸如拓边宿将、循吏酷吏、佞臣宦者、耆旧大儒都得到关注和品评，大多文采飞扬，剖析入微，动人心魄，体味无穷。

《后汉书》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令其成就可与《史》、《汉》比肩。

就体例而言，《后汉书》创立了《皇后纪》。虽然范晔是以华峤《汉后书》为蓝本，遵从华峤“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晋书·华峤传》）的观点，但他的主旨却更存高远，正如他的《皇后纪》序中所强调的那样，要人们正视“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而“湮灭连踵”，“沦亡神宝”，却不自知的历史教训，所以更具有警世的意义。

范晔从“东汉尚名节”的时代精神风貌出发，也从他身为名门士族惯于品评的处世态度出发，十分注重专传的设置，并从诸家《后汉书》中吸取精华，加以发挥。如范晔创设了《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个专传。

东汉自和帝时起，宦官与外戚轮番把持朝政。桓、灵时期，宦官弄权，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互相标榜，结为党援，崇尚名节，评论朝政，锋芒直指宦者专权者。虽惨遭宦官势力的迫害与禁锢，党人仍不甘屈服，恪守气节。《党锢传》颇带感情地记述了这一党锢事件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而《文苑传》首次为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士集中立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的勃兴。《独行传》则专门表彰“特立卓行”的奇士，鼓励不从偏霸，不事篡逆，忠于主吏，恪守信诺，重友轻利，刚毅不阿的品德。《逸民传》则网罗自命清高、隐世不仕的人物，但同时也是对当时假隐士、真沽名钓誉之徒的一种鞭笞。又《方术传》与《列女传》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前者虽主要记述阴阳占卜之人，但对当时社会习俗的记载和从中透露的科技信息，让我们能剥去迷信的外壳，以触摸当时科学脉搏的跳动。而名医郭玉、华佗等人的事迹靠该传得以比较详细地存世，极具价值。后者虽宣扬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不过重点却在于彰显东汉杰出妇女的才德，如班昭、蔡文姬的博学高才，精于音律；又如赵娥的为父报仇，手刃仇人，是当时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

就史料而言，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汉后书》为主要蓝本，广泛吸纳众家《后汉书》的优点，纠谬拾遗，删繁补缺，成就新史。刘知幾于《史通》中不无感慨地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尽管他成书较晚，却能后来居上，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史最重要的典籍。

此外，《后汉书》对诏令、奏疏及文论的记载颇有偏爱，尽力搜罗，不惜篇幅，不仅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东汉文献，反映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见解，也一定程度表明了范晔本人的政治主张和史学观。其中如《崔寔传》所载的《政论》，《仲长统传》所载的《昌言》，原书均已散佚，幸赖范晔的引用，保存了富有史料价值的佚文。

就其史观而言，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在对人物评述上，以“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为原则，（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不把眼光只集中在将相百官的狭小圈子中，对博学兼通、崇尚名节的大儒、党人、逸民、独行尤为关注。所以他多采用合传或类传的方式，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身分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位名士的识人之鉴；还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等五位庸碌圆滑的官僚为一传，以讥讽他们的因循苟合，明哲保身。在前所立新六传外，他还专设《宦者传》，这与《汉书·佞幸传》有联系，却又有变化，即不仅仅鞭挞宦者中的弄权者，也表扬宦者中的正直之士，如郑众的铲除外戚窦宪兄弟，蔡伦之发明造纸术；又如孙程之耿直不阿，吕强之清忠奉公，表现出史家应有的求实风范。

当然，范晔成就的取得，赖之于善于吸纳众家《后汉书》的优点，并在其“正一代得失”的宗旨指导下，加以改造完善。

如对华峤书，他沿用其《皇后纪》之例，并使之更适应时代特征。华峤行文“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其论尤为精绝。范晔虽自诩其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当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狱中与诸甥侄书》）但对华峤之论，则心悦诚服，如今可考知者，就引用了华峤的《肃宗章帝纪论》、《马武传论》、《冯衍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袁安传论》、《王允传论》、《丁鸿传论》、《皇甫嵩传论》、《襄楷传论》等，为其《后汉书》增色不少。

又如对谢承《后汉书》的体例，也颇有所借鉴。据谢书佚文判断，范书《东夷列传》，毫无疑义本之于谢书。又据洪贻孙《史目表》所列谢承书传目，即有《风教》、《循吏》、《酷吏》、《独行》、《宦者》、《儒林》、《文苑》、《方术》、《逸民》、《列女》、《东夷》等，汪文台辑本中谢承书的传目也大体相同。虽均系从传文内容加以推断而成，却大体合理。所以范书的别创新传目，也是吸取他人成果的产物。因而范书的成功，也包含了众家《后汉书》作者的大量心血在内。于是“集美”是范书与《史记》的“直书”、班固的“记实”特点的区别所在。

然而范晔《后汉书》重文采，求简要，重门第，轻庶族，重政论，轻经济，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具体事实隐而未彰，尚需利用袁宏《后汉纪》和《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佚文来订补。特别是东汉经济史料的缺乏，造成东汉经济研究的薄弱，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难有突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