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声色之娱

戏馆观剧

明中期以后，戏曲在江南地区特别盛行。当地的剧团有私人家班与职业戏班之分，前者演戏的场合主要是在贵族豪绅与文人士大夫的家宅内，偶亦随主人旅游于外，在船舫、祠庙等地公开演出。职业戏班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如南京著名的两大职业戏班，据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1618～1654）所描述，分别是兴化部与华林部。职业戏班在外巡回演出的场合，包括迎神赛会时的祠庙演剧，或有被聘请在广场、客店与酒馆中演剧。甚至地方上迎新官和送秀才或生童，都会在城隍庙及明伦堂演戏。

江南这类演剧发达与兴盛的时间，正好与江南的社会风气由纯朴走向奢侈的时间相吻合。嘉靖后期随着江南奢侈的风气高涨，戏班的酬劳也愈来愈高。如《叶天寥年谱》记苏州之情景：

壬申（崇祯五年）五月，正青苗插种之时，城市竞相媚五方贤圣，各处设台演戏。郡中最有名之梨园毕集吴邑，北则外场书院前，南则垂虹亭、华严寺，西则西门外，东则荡上。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费三四十金不止，总计诸处一日百五六十金矣。

暂且不论家班或仕宦商人请职业戏班到府演戏的酬劳，上引文显示即使是一般社戏的场合索费亦有一日近“三四十金”者。如此高的演出价码与酬劳，也只有在江南地区才有人有足够的能力消费，才有市场。因为江南有商品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为基础，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使当地人具有相当大的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观察江南的戏剧兴盛的程度，也可以从当地剧团与戏子优伶的人数得之。《菽园杂记》中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可见从事戏曲演出在江浙地区，已成为一热门的职业。明人张瀚（1510～1593）指出杭州也有类似的风气：

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

由此可见，晚明杭州的演剧之风，甚至可能有数千人的相关从业人员。

虽然明中叶以后江南城市的演剧风气兴盛，但是并未见有职业剧班固定演出，以及供客人观赏的剧院出现。按常理推测，职业戏班是以营利为目的，除了迎神赛会及应贵族缙绅的召唤演出之外，应该有经常性的公演场所。早在元代就有“勾阑”，系指在城市街头热闹处所设，内部的构造分为戏台、戏房、看席。但是明代的演剧史料中有关勾阑营利公演的记载并不多，且“勾阑”一词的名义已渐由剧场转为妓院。较常见的，还是在广场或通衢临时搭戏棚的公演形式。从当时的城市风俗图卷里，可以看到这样的盛况。如《南都繁会图》与仇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都可以看到广场或街衢上搭棚演出的情形（参见图1.1、1.2）。

此外，在游船上演戏的情形也很普遍，尤其是风雅的文人们，特别创设“楼船”以增豪兴，如冯梦祯（1548～1595）与祁彪佳（1602～1645）的日记里都常提到他们获邀坐船上观戏的情景。在酒馆搭演的情形偶有所闻，如祁彪佳的日记里有到酒馆观戏的记录。这些情形都说明了此时期江南演剧的发达，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娱乐，但公开演戏的场所多属流动性与临时性。

清代前期江南城市内的演剧场所发生最大的变革，就是戏馆或戏园的出现。清人顾公燮的《消夏闲记摘抄》云：

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梢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客有后至者，令仆候于北马头，唤荡河船送至山塘，其价不过一钱六分之事。但遇大风大雨，或戏不甚佳，岸上抛砖掷瓦，戏即罢。闲人在各船顶版上看者太多，恐致覆坠，戏又罢。种种周章，殊多未便。至雍正年间，郭园始创开戏馆，既而增至一二馆，人皆称便。由是卷梢船歇矣，今仅存一只，而戏馆不下二十余处。昔汤文正公抚吴，以酒船耗民财，将欲禁之，或言此小民生计，乃止。

如前所述，事情的原委是在明末清初时，苏州的虎丘山塘一带流行在游船上演戏，演戏的船叫作“卷梢船”，而来观戏的游船有“沙飞”或“牛舌”之称；后来因为有许多不便，如观戏客人不满而阻碍演出，或因为观戏拥挤而常有坠落的意外，所以雍正年间有改设于岸上之戏馆。乾隆《长洲县志》也记：“苏城戏园向所未有，间或有之，不过商家会馆借以宴客耳。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男女杂混，此奸盗之原，风俗之最敝也，宜亟禁止。”戏馆还提供饮宴，成了当地人招待客人的绝佳场所。就像《清嘉录》云：“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图1.3）

清代北京建立戏馆的时间，可能比苏州还要早。清人戴璐（1739～1806）据《亚谷丛书》所载指出京师戏馆以太平园、四宜园二处最久，其次则是查家楼、月明楼，皆系康熙末年的酒园。而北京与苏州开设戏馆的风气，逐渐地在其他的江南城市里普及起来，如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里述及其于恩科乡试之期，再次游金陵，“昼则闲步街衢，或小酌戏馆，或诣友寓一谈”，显然在金陵也有不少戏馆。

又如扬州开设戏馆的情形，始于嘉庆年间，仿北京的形式创建，据《邗江三百吟》载：

京都南城外戏馆驰名，苏州次焉。窃思都门为王畿首善之区，苏省亦商贾通行之地，或取以为太平歌咏，或须以为燕乐嘉宾，昭其便也。扬城昔亦繁华耳！今于嘉庆十三年春三月，仿京都之式行之。馆在新城大树巷相近，曰“固乐园”，即总商余晟瑞家闲园之出赁也。是年闰五月，旧城大东门内，向有胜春园酒肆，亦因之而改，曰“阳春茶社”。六月，新城兴教寺后身岑姓废园内，极幽雅、极宽大，又相继而起，名曰“丰乐园”。踵事增华，聊以待腰缠之集；闻风起慕，庶几如桴鼓之从。

引文显示扬州最早的戏馆是租赁盐商余晟瑞家之园林，同年城内又有多处戏馆如阳春茶社、丰乐园等，也都是利用旧有或废弃之园林地改建的。

青楼寻芳

关于青楼文化方面，在明清以前并非没有妓女，只是这个古老的行业，在晚明的发展达到有史以来的高峰，当时的士大夫就认为妓女的数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例如谢肇淛（1567～1624）就说：“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真是“粉黛倚门，充牣城市”。当时有所谓的官妓，专门负责官场宴会招待陪酒的，在南北两京有教坊司，在地方州县则有乐户。另外，还有大批的私娼，称为“土妓”，俗谓之“私窠子”。

明清时期在江南的大城市中，可说是妓女充斥。以青楼闻名的城市相当多，如苏州、杭州、南京等皆是。如明代南京城东南沿秦淮河岸的“河房”，集中自利涉桥至武定桥，其中就有许多是青楼妓院，向来是文人宴游之所。俗称本地者为本帮，来自姑苏者为苏帮，来自扬州者曰扬帮，“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姝侨寓焉”。到清代此地最著名的青楼，有听月楼、漱红轩等。苏州的青楼妓院集中的地区，也是商业中心的阊门内外一带。明代苏州的妓女除土著外，多来自南京，称为京帮，最著名的有卞玉京、董小宛诸姬，风流文采，倾倒一时。清代还有从扬州来的维扬帮，至晚清则是土客杂糅。杭州的情形则是沿袭南宋的传统，康熙《钱塘县志》指称宋时设立瓦舍以招集伎乐，共有十七处，元明两代沿袭不废；“本朝三十年前，犹有数处，虽不比江南秦淮、广陵、吴阊之甚，往往不绝”（图1.4）。

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分等级，想要见到高级的妓女，也就是所谓的名妓，花费是相当昂贵的。小说《醒世恒言》中的一则著名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描写卖油郎秦重为了名妓花魁娘子，好不容易攒了许多积蓄，就为了能一亲芳泽。当他上了妓院找老鸨九妈问起价钱时，九妈则笑称：“那要许多！只要得十两敲丝。其他东道杂费，不在其内。”这个价格若与当时工人工资来比较的话，明代承平时农村长工工资是每年工银三两，日工的价格方面，农村以日银三分折钱二十余文为常价，城市以日银四分折钱三十文为常价。那么这一夜所花将是农村长工三年多的工资，是城市日工将近八个月的工资。虽然小说中总有些夸大，但是多少也能反映高级妓女的身价不菲。明人张应俞的《杜骗新书》载有杭州名妓花不如，“姿态甚佳，且琴棋书画无不通晓，但身价颇高，不与庸俗往来，惟与豪俊交接，每宿一夜，费银六七两方得”，由此可见妓女的身价。

高级妓女的身份地位也很高，时常游走于富户与士大夫之间，谢肇淛感叹地说：“至今日而偃然与衣冠宴会之列，不亦辱法纪而羞当世之士哉！”尤其是在明季，青楼名妓在士大夫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明江南的士大夫时常携妓旅游，在当时似乎已是司空见惯。据江南方志的描写云：“至今吴中士夫画船游泛，携妓登山，虎丘尤甚，虽风雨无寂寥之日。”晚明文人的游记与笔记中就常大胆地描写携妓嬉游的情景。如谭元春（1586～1637）的《再游乌龙潭记》一文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叙述随行的妓女遇雨时的窘相，对作者而言似乎是旅游中的另一大乐事。又如嘉兴人姚壮若，在南京的秦淮河畔，用十二只楼船招集四方应试的名士百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梨园一部，灯火笙歌，称为一时之盛事。由此可见，携妓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士大夫的社交圈中，成了一种风流韵事。

清初江南城市里青楼虽曾一时萧条衰微，但随后就渐渐复苏，乾嘉时期的妓院甚至较明代更趋兴盛。而士大夫携妓旅游的习惯，即使到了清代亦是如此。如《秦淮画舫录》中所提到的名妓杨枝的故事，据作者捧花生的回忆，当时有某位翰林官深为激赏，还邀作者雇画舫，“挟姬为水嬉”。不只是士大夫，只要是富裕市民，都乐于凭借自己丰厚的财产，备上画舫箫鼓、美酒佳肴，在名姝歌妓的侍奉下，游山玩水，尽情纵乐。清代苏州地方志常描写江南苏州好游之风，因为当地不但有山水园亭的“游地”，还有美酒佳肴与舒适画船等“游具”，更有歌妓为“游伴”，只要是“富室朱门”都是过着如此醉生梦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