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结局

远在京城军机处值守的张廷玉，焦急地等待着来自西北的战报。傅尔丹当初是他推荐，但他此刻却又极度不希望傅尔丹建功立业，得胜而归。看到雍正对傅尔丹百般回护，他清楚满汉界限永远不能抹平，一旦傅尔丹建立功业，自己就会在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也就是说，从私心出发，他不能不担心傅尔丹自此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当得知傅尔丹战败之后，他长出一口气，以为从此可以稳坐首辅之位。没想到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鄂尔泰的满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成为了新的大学士首辅，入主军机处。

本想借西北战场一展军事才能的雍正，到了这个时候才算多少体会到一些胜利的滋味。可是，在得到战争损耗和军费开支等奏报之后，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统计显示，自雍正五年（1727）筹划用兵之后，军饷耗费巨大。一份史料记载，雍正年间，西路军和北路军需共用白银54390000两。^[11]可以说，雍正执政几年辛苦攒下的积蓄，在西北一役损耗过半。对此，雍正紧锁眉头，马上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没想到的是，朝臣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仍然争执不下。参赞大臣傅鼐跪奏：如果这个时候罢兵，真是社稷之福啊！这让雍正有了退兵之念。有点凑巧的是，正在这时候，准噶尔人也用释放俘虏等各种方式向清政府示好，表示出乞和意向。雍正紧锁的眉头渐而舒展，最终下达了撤军命令。雍正皇帝西北鏖兵的武功，可以说是倚仗喀尔喀人的一场大胜，才算惊险地打成了平手。当雍正匆匆为战争画上一个句号之后，彻底解决准噶尔的任务便就此留给了儿子乾隆。

毫无疑问，雍正此次用兵，在决策和用人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两路夹击的方法固然不错，却因为战线过长，导致两军之间很难互相支援，给了策零各个击破的机会。就战场指挥而言，雍正本想倚仗军机处的马上飞递实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却完全忽视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事实。前线指挥员必须听从军机处的命令才能行动，否则不敢有丝毫擅自行动的行为，这让军队完全失去了机动能力，实则是一种僵化而迟钝的指挥，前线指挥员的手脚遭到严重束缚，完全失去了灵活运转的空间。

在战争中，刚愎自用的傅尔丹等满族将领的用兵能力一直乏善可陈，却由不懂用兵之法的张廷玉的推荐，一直备受重用。在战败之后，雍正也缺少对这些满族将帅的相应惩处。相比之下，善于指挥作战的西路军将领岳钟琪，待遇就差了许多。用兵过程中，他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军机处的牵制和威胁。起初阶段，雍正尚且能对其委以重任，后面则因为听信军机大臣的谗言而全然失去信任，对他的作战指挥也无故横加干涉。正是由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的过多牵制，岳钟琪丝毫不敢擅自作出主张。北路军遭到围歼之时，军机处无法获知第一手情报，岳钟琪也无法接到救援的命令，便只能按兵不动，北路军就此覆灭。更有甚者，因为战争问责的变形和走样，岳钟琪甚至遭到关押，这让清军在失掉人才的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士气。

所以，无论是就战争过程，还是就战争结果而言，作为军事机构和军情传报机构的军机处，其设计和运转都被证明是很不成功的，甚至可说是完全失败，至少是与雍正当初的设想差距甚远。

[1]年羹尧：《附奏征剿西海番众士民片》，《年羹尧奏折》上。

[2]《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2。

[3]《清史稿·张廷玉传》。

[4]《清世宗实录》卷82。

[5]军机处具体设置时间，学术界尚且存有争议。如果按照军需房设置时间，可划定为雍正四年（1726）。参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1页。

[6]我国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建立邮驿制度，并在历代均有发展。

[7]《孙子·九变篇》。

[8]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曾静派出弟子前往拉拢，可事与愿违，不仅没能拉拢岳钟琪，反而连累自己被捕，而且引发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案。

[9]《清史稿·岳钟琪传》。

[10]《清世宗实录》卷108。

[11]史松：《雍正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