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代藝文敘論

第一節　金代藝文的文化特徵

金代文化以中原傳統封建文化爲基礎，融入北方少數民族的風習，由此涵養了一代風流人物，也造就了一代燦爛藝文。《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序》云：

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命書，燦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一　金代藝文的創新精神

女真在部落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較少思想禁忌，注重實用，從而激發了人們的探索熱情。因此，不唯傳統、敢於創新，成爲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

一、數學研究成果卓著。金代兩修天文曆法，比較先進，與當時社會具有良好的數學氛圍有關。如義州耶律履[1]、女真僕散忠義[2]、真定韓孝彦與韓道昭父子[3]、樂平楊雲翼[4]、易州麻九疇[5]、房山劉伯熙[6]、宿州武禎等等[7]，俱見涉足數學，造詣精通。同時，也推出了一批卓越的數學研究成果，如李文一的《照膽》；石道信的《鈐經》；劉汝諧的《如積釋鎖》，「絳人元裕細草之，後人始知有天元也」[8]。天元，指北宋以來形成的天元方程法，以天元設定未知數，相當於現代「設x爲某某」，先立「元」、後列「式」，以適應方程運算的需要；細草，即通過設問和演算來闡述天元術原理。其中，李治集諸家之大成[9]，先後完成了《測圓海鏡》、《益古演段》，把以「天元術」爲標誌的數學研究推向當時世界的高峰。

二、醫學開創了百家争鳴局面。金代醫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破除了彌漫已久的因循守舊習氣，以新的思維探索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中的諸多矛盾問題，建立起適應社會需要的辨證施治理論與方法。如劉完素的「火熱論」、張元素的「臟腑辨證論」、張從正的「攻邪論」、李杲的「脾胃論」、王好古的「陰證論」等，競創新説，各樹一幟，開創了中醫藥學領域百家争鳴的局面，即所謂「醫之門户分於金元」[10]。這對中醫理論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迄今仍具積極的啓發意義。相比之下，南方醫家卻把功夫下在詮釋經典上，沉潛於篩選與套用局方。蒙古統一南北後，在北方醫學的影響下，南方才逐漸趕了上來。

三、諸宫調講唱空前繁榮。金代前期的《劉知遠》已應用「纏令」，金代中期的《西廂記》則更爲普遍，標誌北曲構套形式成熟了。北曲包括「小令」與「纏令」。小令亦名「葉兒」；纏令後來稱「套數」，是由同一宫調內的若干小令聯綴而成，有引子、尾聲。「諸宫調」集合不同宫調的套曲敷演傳奇故事，爲院本向北曲雜劇蜕變提供了經驗。金代後期，一些社會名流也染指於此，如商道嘗改編南宋張五牛的《雙漸蘇卿》。而《劉知遠》與《西廂記》作爲中國文藝發展史僅存的諸宫調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與文獻價值。

四、北曲雜劇乘勢崛起。北曲雜劇是院本與諸宫調結合而發展形成的。金院本即金雜劇，元陶宗儀《輟耕録》記録的七百多個名目，反映出這種藝術曾經歷過的輝煌。自北宋春秋聖節三大宴，樂次十九盞。伎樂、菜肴隨盞更易，次第而進。盞與伎樂聯在一起時，則離開宴飲而指樂次。其中，有兩「盞」雜劇，分爲前後場，互不相聯。一盞即一場，每場由「兩段」組成。瓦舍演出也如此。入金後，宴外國使，禮數「九盞」。其中，「六、七兩盞雜劇」[11]，則是前後之「盞」相聯，連續演出四段。由於每「盞」的時間不長，它的音樂組織應是單一宫調的套曲形式，而一個複雜的故事需要幾個「套曲」來完成，兩盞四段的規制既爲之提供了可能，也受到制約。金代後期，由四段院本或四個宫調套數敷演故事的形式固定下來，催生了北曲雜劇，並成爲它的重要格律之一。

需要强調的是，諸宫調、院本及北曲雜劇等通俗文藝的蓬勃發展，改變了當時文壇的走向。這些敘事樣式被賦予新的生活內容；社會下層的「才人」打破了封建士大夫把持的文壇；市民大衆、鄉村百姓成爲新文藝的欣賞與支持者；那些社會小人物的生活與命運、歡樂與痛苦，既是「才人」的創作源泉，也是文藝作品表現的重要內容，甚至當作正面形象來歌頌。因此，這些新興通俗文藝以突出的歷史貢獻而贏得長久的生命力。

五、語言學與時俱進。宋金時期，漢語文字、音韻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努力貼近社會生活，以滿足現實的需要。當時，新興通俗文藝使用的白話俗語，及儒、釋、道各以白話俗語傳經授業，以争取更多的觀衆與信徒，正成爲一種時尚、一場競争、一股潮流，並在民間形成新的漢語語言體系。邢準、韓孝彦、韓道昭、王文鬱等，相繼推出《增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四聲篇海》、《五音集韻》、《改併五音集韻》、《新刊韻略》等優秀著作，無論數量或是質量，都十分可觀。這些學者對字書編纂、音韻改併等發起全面改革，創造出「平水韻」[12]，爲漢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六、北方儒學不唯傳統。金代後期，以朱熹爲代表的南宋理學傳入北方。「趙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13]。同時，士人的深層意識也呈現出多元化思維的趨勢。屏山李純甫嘗言：「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14]其中，鄭厚「敢爲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15]。那樣的見解難以爲理學盛行的南宋所容，而傳入北方後卻找到了知音。屏山不滿理學家辟佛，遂著《鳴道集説》，揭發兩宋諸儒陰取浮屠之説「以證吾書」[16]，「就伊川（程頤）、横渠（張載）、晦庵（朱熹）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17]。又著《楞嚴外解》、《金剛經别解》等，援儒入佛，宣示理學與佛學在方法論方面的一致性，倡導三教合一。

新思潮自南而北湧動過程中，舊説與新説並陳，良莠雜蕪。北方學者指陳弊陋，有所揚棄；也闡揚精華，有所吸取。金王若虛《論語辨惑序》云：

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誇，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之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衆説，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18]。

尹川程頤嘗言：「婦人夫没，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王氏評曰：「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19]

上蔡謝良佐解「學而優則仕」云：「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王氏評曰：「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蒞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爲政，强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也。而曰是以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説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20]

這位滹南遺老還猛烈抨擊北宋以來偏執形式的文風。特别是「四六」文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類俳可鄙。有云：「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麗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絶之，亦千古之快也。」[21]

應當指出的是，當時南宋不乏有識之士，而囿於師承、親友、同僚種種關係，往往沉默不語，即使有所反映，也多爲含蓄委婉所掩没。相比之下，北方學者冷静思考和評價宋人學説得失，實屬難能可貴。而金人以新的思維爲學界注入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元好問《題中州集》詩云：「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浄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22]則略顯激動，流露出詩論之外的情緒。

另外，釋、道兩家圍繞「心性論」展開討論，各自發力，生氣勃勃。貞祐南渡後，中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喪亂，令各族士人陷入茫然，釋、道二教乘勢崛起。如全真教王嚞的《重陽全真集》、丘處機的《磻溪集》，曹洞宗釋行秀的《從容庵録》、《拈古請益録》等等，同儒家學説相互影響、競争，極大豐富了一代人文思想的內涵。釋氏規模浩大的「趙城藏」，道家搜羅宏富的「玄都藏」，各成爲金代藝文的重要標誌。而教派之林立、思想之混沌，也藴育了那個特殊時代的思想解放，激發了當時社會探索新事物的熱情，爲金代文化增添了不同尋常的光彩。

七、詞創作取得新成就。金代詞家輩出，如「借才異代」之吴激[23]、蔡松年，「國朝文派」之蔡珪、党懷英，「貞祐南渡」之趙秉文、元好問，氣藴不同，各領風騷，把一代文學樣式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别是海陵與章宗兩位女真帝王的創作，或豪邁，或婉約，極盡文華，爲金詞增輝。有金一代崇尚蘇軾，反映在詞的創作領域，多意境開闊，格調爽朗，透出雄渾之氣。因此，後人以「清勁能樹骨」概括金詞特質[24]。實際也如此。金詞較少受柳永、秦觀、周邦彦等婉約詞風的影響，即使吟詠兒女之情、冶遊之事，亦寓剛健於婀娜。譬如燕趙佳人，風韻與越女吴姬有别。以「詞」言志抒懷，多骨重神清，猶蒼巖掛樹，鷹擊長空，意境蒼涼深邃。

八、女真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學者和作家成批湧現。如女真完顔勖、完顔宗憲、完顔永成、徒單鎰及契丹耶律履、渤海王庭筠、鮮卑元好問等，前後相望，競争風流。海陵完顔亮《南征維揚望江左》云：「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别疆封。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吴山第一峰。」骨力遒勁，自然明快，充分抒發了這位年輕女真君主追求「混一天下」的情懷。筆鋒之恣肆，氣勢之豪邁，使無數文人騷客自愧不如。章宗完顔璟《宫中絶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峥嶸帝子家。三十六宫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典雅精工，瓌麗纖巧，反映出女真人在封建化過程中已脱去質樸粗獷的氣質，而融入唐宋韻律之中，被稱爲「真帝王詩」[25]。密國公完顔璹生當國祚危亡之際，以皇室傾軋而遭牽連，不得不把自己的視野轉向大自然。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簷燕去涼。遠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歸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諳閑散樂，園圃意猶長。」詩作的情境猶如一幅水墨畫，文華落盡，瀟灑淡遠，深得唐人山水田園詩真諦。這三位女真貴族分别代表了大金帝國從創業、守成到衰亡的不同時期的詩風，彰顯出女真人在文學創作上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軌跡。

二　金代藝文的正統意識

女真有國百餘年，同以往鮮卑、渤海、契丹相比，對中原文化更加認同，接受更加自覺。特别是太祖阿骨打的三個孫子熙宗完顔亶、海陵王完顔亮、世宗完顔雍相繼登位，治理大金帝國長達半個世紀，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消除舊法，建立新政，「大率制度與中國等」[26]，實現了女真社會的封建化，使各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化。

一、自覺追求封建正統地位。熙宗自幼師從名儒韓昉，「解賦詩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戰象」，「宛然一漢家少年子」。即位後，身邊聚攏了一批儒士，授之儒家經典和封建禮制，「教以宫室之壯，禁衛之嚴，禮儀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爲君之道」，使這位年輕的女真君主與舊有觀念、風習漸疏漸遠，「徒失女真之本態」 [27]。他學習中原文化，崇奉以文治國，嘗言：「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8]力圖將女真融入華夏文明之中。

海陵少時「嗜習經史」，頗具文學修養。篡立後，不滿足於京師僻處東北之一隅，同南宋、高麗、西夏分治的格局。他以「燕京乃天地之中」[29]，力排衆議，將京師從會寧遷至燕京，改稱中都。他反對重夏輕夷，爲女真「夷」之身份辯護，嘗言：「朕每讀《魯論》，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30]正隆元年，命修復汴京大內，爲再次遷都、兵伐江左作準備，云：「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以爲正統。」[31]明確表達了統一南北、嗣承正統的宏偉目標。

世宗通曉中原文化，「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鼓勵臣下「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便」，以汲取歷史教訓；踐行任人唯賢，「止取實才用之」；倡導節省，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同時，他也不忘女真傳統，嘗言：「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寢忘舊風。朕昔時嘗見女直舊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他以爲，「女真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因此，他告誡諸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32]遂多次詔令，禁止女真人改稱漢姓，不得學南人裝束，犯者抵罪，以保持女真的民族個性。

章宗以皇太孫即位，繼續貫徹祖父制定的方針，甚至命女真策論選舉加試騎射，以發揚尚武精神。在金朝諸帝中，章宗的漢化程度最高，懂得從深層意識形態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嘗謂宰臣曰：「凡言女真進士，不須稱女真字。卿等誤作回避女真、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别户名，則女真言本户，漢户及契丹，餘謂之雜户。」[33]所謂本户，即正宗之户，與其「國人」、「種人」的身份一致。略去「女真」二字，以凸顯「本户」進士的地位。至於漢人及其它民族及第者稱「詞賦進士」、「經義進士」，不過「雜户」而已。苦心思慮，無以復加。這位女真君主才華卓著，詩詞「多有可稱」[34]。亦通音律，爲「帝王知音者」[35]。

這幾位女真守成君主無不仰慕中原文化，追求封建正統地位，在以文治國方面均有所建樹。追求之執著，幾乎無處不在。

一是實行中原禮儀。金之禮儀大率依唐宋制度，也保留了自己的舊有禮俗。大定中，女真宰執皆行舊禮，獨唐括安禮依中原規矩禮拜，受到世宗責備。承安時，禮官奏：「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禮也。乞自今，凡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36]章宗乃命公裳則「朝拜」，諸色人便服則「本朝」拜，諸人衽髮皆從「女真」制。

世宗嘗曰：「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築壇，亦宜。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郊祀之禮豈可不行。」[37]强調了大金王朝對於契丹、趙宋的合法代替。因此，女真功臣依中原禮制受祭，如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躋楚王宗雄、宋王宗望、梁王宗弼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而增遼王斜也等[38]。此外，金源內地的山川也都依例封謚，立祠受祭。這與契丹之分「南北」、僅在「南面」實行封建禮制不同。而女真禮制的封建化，使之擺脱了部落社會「無知夷狄」的狀態[39]。

封建禮制的本質在於别尊卑、貴賤、親疏，而女真的觀念有所變化。「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大小，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禮」[40]。不僅如此，世宗還重儒輕吏，以爲「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41]在這位女真君主看來，儒與吏的任用，關係政道興廢的大問題，當以禮義廉恥作爲職官受刑與否的標準。「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42]

二是崇奉傳統德運。有金一代，由章宗發起的「德運」之議，標誌着大金統治者已將自己的發跡納入華夏封建文明序列。所謂德運，指古人將王朝的興衰，與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相生相剋之説相聯繫。自漢以降，每朝都以某「德」興運，代代相承。終金之世，雖多次集議，衆説紛紜，卻從未改變「土」德之運[43]，以此上承北宋「火」德。實際上，德運之説「不可據爲典要。後代泥於其説，多侈陳五行傳序之由，而牽合遷就，附會支離，亦終無一當」[44]。但是，這種觀念已深入當時社會。大金皇帝所以崇奉德運之説，無非藉以宣示女真入主中原的正統合法性。

金代名士趙秉文撰《蜀漢正名論》，論證「中國」與「夷狄」之間的發展關係，以爲「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45]。當時，晉、鄭、宋、魯、衛等國視秦、楚爲「夷狄」；至秦漢，秦、楚則成爲「中國」一部分。南北朝期間，南朝稱北朝爲「索虜」，北朝稱南朝爲「島夷」，各以「中國」自居。隋唐統一後，彼此都是「中國」了。趙氏還提出「漢」與「非漢」、「正統」與「非正統」的區别，在於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而不在於所居之地僻陋與否。「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這些論述從封建歷史觀出發，重點是爲女真「夷」之身份辯護，抵禦來自南宋的攻擊，目的是將大金王朝置於傳統道德的制高點。

三是以繼統者修史。女真君主注重修史，以同前代封建王朝開創的傳統接軌，是其標榜嗣承正統地位的重大行動之一。皇統中，耶律固、蕭永祺等奉旨修成《遼史》。章宗朝，或以前修未善，又命党懷英、陳大任等重修。《遼史》修成而未刊行，與女真不願同契丹發生繼統聯繫有關。此外，有金一代亦設「國史院」，由執政首輔監修，領修、修撰等職官俱由著名詞臣充任，人才濟濟。太宗朝已有「起居注」，熙宗朝始修「實録」，而且，各朝「實録」比較完備，元人賴以修成《金史》，「迥出宋、元二史之上」，稱爲「良史」[46]。

應當指出的是，女真君主熟悉歷史故事，往往具有獨到的見解。世宗推崇《資治通鑑》，以爲「編次累代興廢，甚有鑑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47]。大定十一年，世宗幸東宫，謂皇太子曰：

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48]

在女真君主的內心深處，大金是承祧中原封建王朝而來，應當從中吸取治國的經驗教訓。

二、全面接受中原傳統文化。自金初，女真竭力推行「本朝之制」[49]。滅遼國，命契丹按「猛安謀克」編制。入中原，則「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法者死」[50]。然而，由於女真同漢、契丹在經濟文化方面存在明顯差距，這些行徑遭到强烈抵制。海陵王執政後，被迫停止以女真之制同化天下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諸猛安謀克移居關內後，紛紛改易姓名，從語言、飲食、起居、節序、婚喪等方面，無不「强效華風」[51]。因此，女真君主不得不轉而遏制「漢化」傾向，以重振女真民族精神。然而，令女真君主意想不到的是，他們制定與推行的政策反而加速了那種「漢化」傾向。

一是推行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女真崛起後，即抓緊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天會元年，選諸路子弟習學女真字，拔其優者送上京，由女真字專家教授，學成後派往各地教授生徒，爲女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世宗執政，又「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爲學生，諸路至三千人」[52]。經過幾代女真君主的努力，終於建立起京師「六學」的漢、女真兩個文化教育體系。京師之外，還有府學。其中，女真府學二十二處，遍及中原、燕雲、東北、西北各地，推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消彌或縮小了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文化差距。例如，皇宫后妃也都知書達禮。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章宗之母，「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53]。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54]。章宗元妃李師兒，「能作字，知文義」[55]。南渡後，諸猛安謀克好文之風日盛。「妻母報嫂」的婚俗猶如明日黄花，「丁憂廬墓」之制則爲越來越多的女真人奉行。至於婦人，「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56]。由此可見，所謂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其內容不過是由女真語言文字包裹的中原傳統文化。

二是創立女真策論進士科。先是女真君主在中原、燕雲恢復科舉選士，企圖以中原、燕雲之人治理中原、燕雲之地。繼之經過長期藴釀，於大定十三年創立女真策論進士科，詔令猛安謀克子弟赴試，得徒單鎰等二十七人，開闢了少數民族科舉選士的新紀元。此後，女真舉子奥屯忠孝[57]、納蘭胡鲁剌[58]、夾谷中孚[59]、完顔素闌[60]、斡勒業德[61]、孛术論長河等等[62]，繼之登第奪魁，競争風流。

金代科舉制度的發展，深深吸引了漢、女真、渤海、契丹、奚等各族士人，促進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教育。「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63]。一大批經由科舉培養的人才脱穎而出，躋身津要，徹底改變了金初「借才異代」的局面。

三是將漢語經典譯成女真文字。大定四年，世宗詔設譯經所，「頒行女真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64]，如《論語》、《孟子》、《孝經》及《史記》等等。章宗時，又「置弘文院」[65]，加强譯經力量。實際情況是，女真君主在建立封建王朝的過程中，亟需從意識形態方面鞏固政權。世宗鑒於熙宗與海陵王相繼被臣下所弑，有意識地把儒家的忠孝觀念作爲調整君臣、宗族和家庭關係的準則，嘗言：「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66]章宗遵循祖訓，「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67]，企圖以儒家思想馴伏女真人的野性。幾位女真貴族關於「仁」的討論提供了生動例證：

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奥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68]

女真如此全面系統地將漢語經典譯成本民族文字，而成爲人類文明史上的首創之舉。這些旨在重振民族精神的舉措引發了女真意識形態的重大變化，使儒家學説成爲這個北方少數民族普遍的文化思想。而這樣的變化强化了大金統治者的正統意識及其對封建正統地位的追求。

需要説明的是，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影響是相互的。如燕雲漢人先是遭遇契丹二百年「胡風」薰染，原有習俗已經異化；繼之經歷女真百餘年統治，「胡化」特徵愈益突出。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年），南宋名士樓鑰從使金國，沿途所見，感受頗深。河南故地已「改變衣裝」，或跪或喏，雜用「胡禮」；「語音亦微帶燕音」。一過白溝，「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别也。』」[69]「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70]。白溝亦稱拒馬河，原是宋、遼分界處。

具體講，女真人的語言、樂曲、舞蹈，以及一些適應環境的生活習俗，如便於騎射和勞動的服飾，飲豆漿、吃蔥韮、燒火炕等等，當時正成爲時髦，即使不用政令推行，也爲中原漢人接受。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共同社會生活中，彼此的語言障礙消失了，生活習俗接近了，甚至民族心理也趨於一致。因此，女真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文明與習俗帶入中原，豐富了中原文化的內涵。

同時，這些變化也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例如，女真初入中原即與漢族通婚，而在社會下層是受限制的。後來出於緩和民族矛盾、增殖人口的目的，轉而鼓勵那些遷入內地的猛安謀克「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71]。因此，女真同漢、契丹、渤海之間的血緣關係漸次融合，民族畛域日益沖淡。金亡後，中原女真人即被劃入「漢人」范疇。

凡此種種説明，金代文化同中原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謂金初發生過「文字獄」，濫殺宇文虛中、高士談等無辜士人，以此證明女真政權對於文化的摧殘。而那個事件與清人的「文字獄」不同，主要表明女真反對利用書籍詆毁大金王朝，並未藉此鉗錮士人的思想。至於嚴禁以「番」相稱，以其同女真追求正統地位相悖，不得不頒佈禁令，不構成文化管制的主動措施。

實際上，同南宋相比，女真的意識形態禁忌不多，漢人及其它民族士人所處的環境比較寬鬆，有利於破除因循守舊觀念。如諸宫調講唱文藝源自北宋，入金後獲得長足發展，而在南方卻日漸衰落。這與北方士人較少鄙視或非難通俗文藝有關。另外，注重實用的風氣激發了學術領域競創新説的熱情。數學、醫學及音韻學的突出成就，是金代學者努力探索、與時俱進的結果。從這樣的意義説，金代藝文具有突出的多樣性與包容性，體現了通俗實用的特點與富於創新的精神。

三　金代藝文的歷史局限

女真崛起後，開創了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無論武功或是文治，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篇章。然而，由於女真自身及封建傳統觀念的種種局限，那一代人所創造的藝文竟倍受摧殘，以至於所存無幾了。

一、自身的狹隘民族意識束缚。女真以落後的生産方式入主中原，不得不聽任那裏先進的生産方式繼續存在，並最終融入那種生産方式所代表的文化。因此，女真在接受中原優秀文化的同時，也沾染了腐朽没落的東西。如避諱制度，一招一式，學得酷似。金太祖族名阿骨打，漢名完顔旻，其法僅避漢名，諱之尤嚴。「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並閔諱之」[72]。泰和中，避諱已臻極至，講究之繁多，規定之嚴峻，「不勝曲避」[73]，造成了諸多消極影響。如張元素嘗試進士，以犯廟諱下第，去而學醫[74]。宗端修以「衛紹王避世宗諱」，而「改宗爲姬」[75]。正大初，有李守節者以哀宗守緒即位而去「守」字。哀宗謂侍臣曰：「吾不欲人避上一字，李守節何故避之？」良久曰：「臣子敬君，避之亦可。」[7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女真由部落社會實現封建化，卻無法跳出歷史的局限。女真入主中原，以「國人」、「種人」自居，形成或明或暗的民族等級。「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77]。漢兒指燕雲漢人；中原漢人稱「南人」，處境卑微。天會間，選舉以詞賦爲主，優遇燕雲漢族士人，而對中原漢族士人卻百般歧視，甚至命主文者不予録取。這與當時金國與南宋之間的激烈衝突有關。後來，隨着雙方媾和，及南北選舉、釋褐授官等制度的統一，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緩和了。但是，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卻不可能消失。世宗强調「天下一家」，而一旦涉及民族利益，則變得激動、偏狹。例如，爲救濟女真屯田軍户，世宗欲簽漢人佃户入軍籍，而以其所佃官田分給女真人。尚書右丞唐括安禮提出異議：「猛安人與漢户，今皆一家，彼此耕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世宗斥曰：「卿習漢字，讀漢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真、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真偕來，此可謂一類乎？」[78]世宗治國被譽爲「小堯舜」[79]，稱爲一代明君，而其內心深處的民族意識如此狹隘，不惟缺少「明君」應有的度量，也暴露出自己的小家子氣。因此，「偏私族類，疏外漢人」[80]，成爲那個時代的政治特徵之一。

同時，漢人爲維護自身生存，不得不靈活對待滄桑變化。一方面，他們在驅爲大金臣民的過程中，固有的民族意識趨於淡化；另一方面，客觀存在的民族矛盾又使彼此之間的隔闔難以徹底消融。貞祐南渡後，大金國力愈益衰敗，那種隔闔也愈益深重。漢族及其他民族士人的思想、情感與心理都發生了複雜而微妙的變化，深藏內心的民族血緣關係的種子或因事萌發。金劉祁有云：

李丈欽止爲余言：「宋制，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爲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81]

這些私下議論反映了女真「分别蕃漢」造成的惡果，導致大金王朝在中原喪失了「多數」民族的支持。因此，蒙古初入中原推行「戊戌選舉」，即吸引了楊奂等金末名士紛紛進入考場，及第者達四千餘人。一大批前進士競相出仕新朝，如王鶚、劉肅、敬鉉、楊果、商挺、王磐、徐世隆、王昶等等。一大批士人爲避兵禍而湧入南宋境內，如李俊民、楊弘道、王元粹、房皞等等。即使隱居鄉里者也不拒絶在一定層面同蒙古汗王合作，如元好問、李治、段成己等等。而且，那些金朝降叛臣子，除少數爲虎作倀者，多未在道德節操層面背負苟且偷生之類的駡名。這些有别於以往封建王朝更迭時的士庶心態。

需要强調的是，女真全面接受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漢化」，但是，其自身的狹隘民族意識也不可避免地同「漢化」對立。至金末，女真由於强行屯田撥地而引發的同漢人及其他民族之間的衝突，已達空前尖鋭地步。各地「紅襖」紛紛揭竿而起，契丹、渤海也相繼反叛。以往作威作福的女真人不僅慘遭蒙古鐵騎的屠戮，而且，還面臨中原、燕雲、東北、西北等地受壓迫民族的復仇攻擊。「讎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故居，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浄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82]。

二、沉重的封建傳統觀念制約。女真以「夷虜」入主中原，追求封建正統地位，而「夷虜」不可爲正統的傳統觀念竟使女真人的追求成爲悲劇。女真王朝覆亡後，仍被斥爲「夷虜」，擯棄於「正統」之外。自元初詔修遼、宋、金三史，即歧議紛出。或主張依《晉書》例，以北宋爲正統，立「帝紀」，遼、金爲僭竊，入「載記」；或主張依《南史》、《北史》例，以遼、金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由於争論不休，三史修纂陷入停頓。至元末再次詔修三史，各方意見依然相左。其時大元江山已是風雨飄搖，朝廷顧不得士人們的陳詞爛言，以丞相脱脱總裁，力排衆議，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83]。三史雖得以修成，而歧見遠未結束。元楊維楨《正統辨》云：

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于完顔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顔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説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吴、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吴、魏爲分系，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閲萬世而不可泯者也。……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絶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84]

這篇著名的論辯充滿偏見，反映了元末南方士人的歷史觀，影響了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在楊氏眼里，契丹與女真乃天生「夷虜」，即使接受中原文化洗禮，也不能入列華夏「正統」，從而暴露出那些論辯的狹隘與虛僞，表明封建士大夫超越歷史局限的複雜艱巨性。

元亡後，明人舊話重提。王洙《宋史質》强調，以兩宋爲正統、遼金爲僭越，力主將遼、金事蹟併入宋，明則承宋祚等等。明代後期，女真後裔之滿人在東北重新崛起，建立「後金」政權，屢次打敗明朝軍隊，克取遼東。明朝皇帝惑於陰陽家之説，以爲大房山金陵王氣旺盛所致，遂罷金陵之祀，拆毁陵墓，挖斷地脈，構築關帝廟，以爲「厭勝之術」[85]。然而，這些舉措未能延緩大明王朝覆亡的歷史命運。

滿人入關，以「夷虜」居華夏，且與女真淵源相親，似乎心虛，未能擺脱傳統觀念的束縛。乾隆以「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元雖統一，而主中華才八十年。其對漢人之爲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86]，諭曰：「昔楊維楨著《正統辨》，謂正統在宋不在遼、金、元，其説甚當。今《通禮》祀遼、金，黜兩晉諸代，使後世疑本朝區南北，非禮意也。」[87]因此，有清一代態度曖昧，既未撤銷遼金諸帝祀禮，也未承認兩朝的正統地位[88]。

綜上所述，宋、遼、金三史在紛争與匆忙中修成，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諸多缺撼。除《宋史》外，《遼史》與《金史》未設「藝文」，明人修《元史》亦如之。豈遼、金、元三代無「藝文」？實際上，這不過是那些秉史筆的南宋士人後裔的狹隘心理作祟，北方之「夷虜」似不應享有創造藝文的地位。因此，金代文獻「一任散佚」[89]，也就不奇怪了。入清後，乾嘉學者紛紛爲金之藝文補志，或附之於元，雖爲私家著述，多草草從事，謬誤百出，令人不能卒讀。由此可見，金代藝文之立世，何其艱也！

但是，有金一代創造的藝文是客觀的存在，即使南宋士人也予以認同，真德秀謂「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90]，元人以爲不刊之論，稱之「文風振而人才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有國雖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91]。

特别是金元易代之際留下的遺産璀燦奪目。蒙古滅金是以異常殘酷的方式實現的：「天綱絶，地軸折，人理滅」[92]，社會文明幾近摧毁。這使中原各族士人不僅面臨自身的生存問題，還有如何傳承中原文化的問題。於是，「中州元氣」成爲那個時代的特定用語、一部分士人的精神寄託。在金人及其後裔眼里，中州即中原，元氣指中原之道統文脈。元好問《博州重修廟學記》云：「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93]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元氏稱趙秉文「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94]。而且，元氏本人也被奉爲文宗，「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絶」[95]。

當時，「中州」漸次脱離地理範疇而成爲一個文化概念。元好問裒輯金代之詩，名之《中州集》。這種稱名與女真帝國無關，也不涉及蒙古新貴，避開了令金末士人頗爲尷尬的民族歸屬與國家認同問題，而且，還將自己置於中原文化正統傳人的地位。南宋名儒家鉉翁被驅北上，閲《中州集》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擯棄了因南北對峙而産生的偏狹，贊曰：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巨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採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96]

需要指出的是，遺山先生爲保存與弘揚中原文化，嘔心瀝血，鞠躬盡粹。他不僅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遺山樂府》、《遺山先生文集》、《續異堅志》；編纂了一批當代歷史作品，如《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録》；整理出一代文獻，如《中州集》、《中州樂府》，而且，還言傳身教，影響了當時文壇湧現的年輕俊秀，如商挺、王磐、徐世隆、王昶、郝經、白樸、王博文、王惲、胡紫遹、劉因、魏初、姚燧等等。這些金人的子弟陸續進入政壇後，如群星般嶄露頭角，具體參與了元世祖忽必烈倡導的變革蒙古舊法、建立中原新制的浩大社會工程，爲扭轉當時社會的文化危機不遺餘力地鼓而倡之。郝經《再送常山劉道濟序》云：「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97]王惲《西巖趙君文集序》云：「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恐亦有所取焉。」[98]這些俊秀甚至以「中州元氣」作爲衡量士人品格高下的尺度[99]、以「中州氣象」作爲評價詩作意韻優劣的準繩[100]。

由此可見，「中州元氣」是那個時代文人自覺弘揚的文化精神，也成爲一代文化的魂魄，並漸次化作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因此，從這樣的意義上説，由女真與漢、渤海、契丹、奚等各族人民創造的金代藝文，爲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