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量词研究: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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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簡帛材料簡介

據初步統計,二十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帛文獻已達二十二萬枚(件)左右,約七百萬字,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很多材料仍未公佈,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定縣漢簡、阜陽漢簡、敦煌懸泉漢簡、里耶秦簡等等,都還有不少材料未刊佈於世;又如湖南慈利楚簡、湖南虎溪山簡等等,都基本上未刊佈其材料。我們對截至2013年公佈的所有簡帛材料進行了窮盡性研究,兹將本書所涉及出土簡帛文獻材料按戰國楚簡帛、秦簡、兩漢簡帛、吴晉簡四類,每類下再大致按墓葬時代或出土時間先後予以簡介如下。絶大多數簡帛材料中都涉及到稱數法或數量詞,但也有極少部分散見材料中未出現稱數法或數量詞,如《高臺晉牘》僅一枚,且斷爲三片,文字多磨滅;又如《鄂城晉墓木刺》,由於“名刺”的性質,也無稱數法出現;此類材料雖然不多,但爲了保證研究的全面性與科學性,我們均進行了考察研究,兹將這些材料均列於此。再,在簡介簡帛材料時,有時爲了便於瞭解有關情況,也可能把不是同一時間出土的簡帛放在一起介紹。如“居延漢簡”與“居延新簡”出土時間不同,但性質相同,故置於同一條來介紹。再如,“居延新簡”與“肩水金關漢簡”是同時出土的,因爲已將“居延新簡”與“居延漢簡”置於同一條來介紹了,故緊接着便介紹“肩水金關漢簡”。故言“大致”按墓葬時代或出土時間先後予以簡介。

一 戰國楚簡帛

所謂戰國楚簡帛,是指戰國時代楚地的簡牘帛書。因爲迄今所發現的楚地簡帛基本上都是戰國簡帛,故我們這裏徑言“戰國楚簡帛”,也簡稱“楚簡帛”。迄今爲止,已經公佈或部分公佈的楚地簡帛文獻總計約二十一批,包括帛書一批,簡牘二十批,下面分别予以簡要介紹。

(一)子彈庫戰國楚帛書

1942年9月左右,出土於長沙市東南郊子彈庫處的一座戰國楚墓中,墓葬編號爲“73長子M1”,墓葬時代爲戰國中晚期之交,包括較完整的帛書1件和一些帛書殘片,屬數術文獻。完整帛書及13件殘片今藏於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1件殘片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關於楚帛書内容的介紹及其研究成果較多,本書所用材料據: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版。同時參考了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版;饒宗頤、曾憲通《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李學勤《試論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殘片》,載《文物》1992年11期;李零《楚帛書的再認識》,載《中國文化》10期,又收入《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227—262。

(二)五里牌楚墓竹簡

1951年出土於湖南長沙五里牌406號墓,墓主不詳。竹簡殘存37段,整理拼接爲18簡,存89字,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屬戰國後期,簡牘書寫時代與此一致。可詳:《長沙近郊古墓發掘記略》,載《科學通報》1952年7期,亦可見《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2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

(三)仰天湖楚墓竹簡

1953年出土於湖南省長沙市南門外仰天湖25號戰國楚墓,墓主不詳。出土竹簡43枚,存313字,内容爲遣策。墓葬時代屬戰國後期,簡牘書寫時代與此一致。可詳:《長沙仰天湖第25號木槨墓》,載《考古學報》1957年2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

(四)楊家灣楚墓竹簡

1954年出土於長沙楊家灣6號墓,墓主爲女性。出土竹簡72枚,其中22簡無字,13簡模糊不清,其餘37簡部分文字略清晰,2字的有4簡,其餘皆1字,總41字,内容不詳。墓葬時代屬戰國末。可詳:《長沙楊家灣M006號墓清理簡報》,載《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12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

(五)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

1957年出土於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墓主爲楚國貴族。出土竹簡兩組,殘損特别厲害,無一整簡。一組爲儒家政治性文章,共84枚,存四百七十餘字;一組爲遣策,共30枚,存1003字。墓葬時間屬戰國中晚期,書寫時代與此基本一致。可詳:《我國考古史上空前的發現——信陽長台關發掘一座戰國大墓》,載《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9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同時參考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六)江陵望山1號楚墓竹簡

1965年出土於江陵望山1號楚墓,墓主名昭固,身份未詳。出土竹簡計207枚,簡文可識者約有千字,内容主要爲疾病、禱祝、占卜、記事之類的個人日常生活雜記。墓葬時間屬戰國中晚期。可詳:《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載《文物》1965年5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版。同時參考了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

(七)江陵望山2號楚墓竹簡

1966年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2號楚墓,墓主爲楚國貴族。出土竹簡67枚,存九百多字,内容主要爲遣策。墓葬時代屬戰國中晚期,書寫時代與此一致。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版。同時參考了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相關部分,齊魯書社,1995年版。

(八)曾侯乙墓竹簡

1978年出土於湖北隨縣擂鼓墩1號墓,墓主爲曾國君王曾侯乙。出土竹簡240枚,整理拼接爲215號,存6696字(包括竹簽2枚,10字),内容屬遣策。曾國政治上附屬楚國,文化上處於楚文化圈内,故可將其歸於楚簡。墓葬的時代在戰國早期,約公元前433年。該墓文字資料十分豐富,是自西晉發現汲冢竹書之後的又一次空前發現,所得文字資料除竹簡外,還有鐘、磬銘文六千餘字,爲上古漢語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因此我們一併納入考察範圍。可詳:《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79年7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附録一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附録二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九)九店56號楚墓竹簡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在江陵縣發掘東周墓596座,其中56號、621號兩墓出有竹簡。江陵九店56號楚墓墓主身份爲庶人,出土竹簡205枚,有字簡146枚,總字數約二千七百個,可辨字2332個,内容爲日書、建除、相宅等。墓葬時間爲戰國晚期早段。可詳: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的《九店楚簡》一書所附的《五六號、六二一號楚墓發掘報告》。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版。同時參考了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的《江陵九店東周墓》。

(一〇)九店621號楚墓竹簡

出土於江陵九店621號楚墓,墓主身份爲士。出土竹簡127枚,全部殘損,有字殘簡88枚,其中54枚文字漫漶不清,34枚較清晰,可辨字92個,内容談到烹飪等,據34號簡所記,可能名爲《季子女訓》。墓葬時代屬戰國中期晚段,書寫時代可能稍早。

本書所據材料同九店56號楚墓竹簡。

(一一)夕陽坡楚墓竹簡

1983年出土於德山夕陽坡2號楚墓,墓主名士尹,爲士一級。出土竹簡2枚,上下簡文連接,存54字,是一篇完整的記載楚王給臣下賞賜歲禄的詔書。竹簡的斷代約屬於楚懷王時期的戰國中晚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楊啓乾《常德市德山夕陽坡二號楚墓竹簡初探》,載湖南省楚史研究會主編《楚史與楚文化》,求索雜誌社,1987年版。

(一二)雨臺山戰國楚墓竹律

1986年出土於江陵雨臺山21號楚墓,墓主不詳。出土竹律4枚,惜已殘損,存40字。墓葬時間爲戰國中期偏早,書寫時代與此基本一致。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純一《雨臺山21號戰國楚墓竹律復原探索》,載《考古》1990年9期。

(一三)秦家咀楚墓竹簡

1986至1987年,在湖北省江陵秦家咀編號爲1號、13號和99號的三座楚墓中出土一批竹簡。其中1號墓7枚,13號墓18枚,内容均爲卜筮祭禱之辭;99號墓16枚,内容主要亦爲卜筮祭禱之辭,另有少量遣策。可詳:《江陵秦家咀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年2期。

1995年,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刊佈了秦家咀三座楚墓出土部分竹簡釋文的摹本,晏昌貴對部分“卜筮祭禱”類簡文作了輯録,本書所用材料即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載《湖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期。

(一四)包山楚墓竹簡

1987年1月,出土於荆門包山2號墓,墓主名邵佗,官居楚左尹。出土竹簡448枚,有字簡278枚,存12472字;竹牘1枚,存154字;内容爲文書、卜筮祭禱記録和遣策。墓葬時間爲公元前316年,書寫時代與此基本一致。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同時參考了文物出版社同年出版的《包山楚墓》;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五)慈利楚簡

1987年6月,出土於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36號戰國楚墓,總計有簡4557枚,無一完整。其主要内容爲文書,記載有楚國和吴越等國的歷史事件,例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與《國語》《戰國策》大體相合。整理者認爲其墓葬時代當在戰國中期前段,墓主人身份爲士一級。目前衹有部分簡牘公佈。

本書所用材料據:張春龍《慈利楚簡概述》,載艾蘭、邢文主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一六)郭店楚墓竹簡

1993年冬,出土於湖北省荆門市郭店1號楚墓,墓主身份不詳。出土竹簡八百餘枚,其中有字簡據整理後統計,共730枚,存一萬三千多字,内容爲儒家和道家的學術著作。墓葬時間屬戰國中期偏晚。

本書所用材料據: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一七)新蔡葛陵楚墓竹簡

1992年11月,在河南省新蔡縣西北的葛陵村北發現“平夜君墓”,1994年5月正式發掘,“平夜君”墓因隸屬新蔡縣葛陵村而編號爲XGM1001。出土竹簡總計一千三百餘枚,内容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是卜筮祭禱記録,此類竹簡佔絶大多數;一類爲遣策,數量僅十餘枚。“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約相當於戰國中期前後,即楚聲王以後,楚悼王末年或稍後,絶對年代約爲公元前340年左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頁181。另按劉信芳考證,“依據該墓所出大量紀年簡,可以推定新蔡葛陵楚墓的絶對年代爲楚肅王四年(前337年),而不是楚悼王末年”,載簡帛研究網,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liuxinfang01.htm。

本書所用材料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一八)江陵磚瓦厰楚墓竹簡

1992年,荆州博物館考古工作隊在荆州城西約一千五百米處的江陵磚瓦厰,清理編號爲M370的楚墓一座,内出殘斷竹簡6枚。其中3枚較長,3枚較短;4枚有字,2枚無字。4枚有字簡有能釋讀的文字95個。由於該墓已被破壞,竹簡殘斷,原來究竟有多少簡,不能得知。

本書所用材料據:滕壬生、黄錫全《江陵磚瓦厰M370楚墓竹簡》,載《簡帛研究2001》(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一九)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八函)

1994年購於香港,完殘合計一千二百餘枚,字數達35000,内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政論、文字學等各領域,多爲古佚書,共有文獻近一百種,而有傳世文獻可對照者不到十種,顯得尤爲珍貴。這批文獻的墓葬地點不明,估計與郭店楚簡有聯繫,其下葬時間當在戰國中晚期。目前已公佈了第一函至第八函。

本書所用材料據: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二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楚簡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歷年收購入藏簡牘259枚(不包括殘片8枚及空白簡11枚),其中戰國簡有10枚,多是殘簡。“其内容尚無法繫聯,但很珍貴的是,他們大都是典籍類的楚簡。現已可考的是一枝《緇衣》簡和一枝《周易》簡。”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的内容與價值淺説》,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版,頁5。另外八枝簡還不能落實其文本所自。

本書所用材料據: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專刊之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版。

此外,陳偉先生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作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利用新型紅外成像系統(IRRS-100)重新拍攝了諸多楚簡原始資料,綜合利用了當時整理時的原始圖像資料,並借鑒了前人及時賢的諸多研究成果,對十四種楚簡釋文、釋義、綴合、編連等方面多有修訂,我們在研究中也多有參考。

(二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2008年,清華簡由清華大學校友趙偉國從香港搶救並捐獻給清華大學,“在對清華簡仔細觀察之後,形成鑒定意見,確認簡的時代爲戰國中晚期”,經過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數據爲公元前305加減三十年,總計有2388簡(包括整支和斷簡),另有有字殘片一百餘枚。目前已經公佈三函。因爲簡的形制和字的特徵“與郭店簡、上博簡相近似”,因此我們暫時將其歸入楚簡部分。

本書所用材料據: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中西書局,2010年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中西書局,2011年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中西書局,2012年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中西書局,2013年版。

二 秦簡

所謂秦簡,是指秦國的簡牘,包括秦統一中國以前和統一中國以後的簡牘,未見帛書材料。因秦國簡牘自有其特點,自成其體系,故我們按一般的習慣,不把秦統一以前的秦國簡牘歸入“戰國簡”。迄今爲止,已經公佈或部分公佈的秦國簡牘文獻總計有八種,下面分别予以簡要介紹。

(一)睡虎地秦墓竹簡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區雲夢縣睡虎地11號秦墓中發掘出了一大批竹簡,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常簡稱爲“睡虎地秦簡”)。這是我國第一次發現秦簡,對瞭解秦漢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總計有簡1155枚(另有殘片80枚),其文字爲秦隸,内容有下列十種:《編年計》、《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爲吏之道》、《日書甲種》和《日書乙種》。以上十種,衹有《語書》、《效律》、《封診式》、《日書乙種》四種簡原有書題,《語書》、《封診式》、《日書乙種》三書的書名“語書”、“封診式”、“日書”分别書於書末一簡的正面、背面、正面;《效律》原名爲“效”,書於開篇第一簡背面。其他幾種書題均屬整理小組擬定。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寫成時代,其下限自然不會晚於秦。

以上材料可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綫裝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三十二開平裝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八開精裝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綫裝本和平裝本均未收《日書》。平裝本用簡體字排印,無圖版。精裝本收了《日書》,爲全本,用繁體字排印,附圖版,在釋文上也優於前二者,因此本書所據材料即1990年精裝本。

(二)雲夢睡虎地秦墓木牘

1975至1976年間出土於湖北省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時代係秦代晚期。出土木牘凡2枚:1枚保存完好,長23.1釐米、寬3.4釐米、厚0.4釐米;另1枚下段殘缺,殘長17.3釐米、寬2.6釐米、厚0.3釐米。牘文内容皆爲書信。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木牘》,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三)青川秦更修田律木牘

1979年,在四川省青川縣郝家坪50號戰國墓中發掘出了兩枚秦代的木牘。其中一枚文字已無法辨認,另一枚文字清楚可識,雙面書寫,近一百五十字,正面一百二十多字,内容爲律文,反面二十多字,内容屬禁忌内容的《日書》。正面文首爲:“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更修爲田律:……”據此,或稱爲《更修田律》,或稱爲《爲田律》;亦知其“二年”爲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

本書所用材料據: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省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82年1期;另參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四川青川縣郝家坪50號秦墓木牘》,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四)天水放馬灘秦墓竹簡

1986年3月至9月,在甘肅省天水市的放馬灘,共發掘了十三座秦墓和一座漢墓,其中編號爲1號的秦墓出土竹簡460枚,簡文内容包括兩個《日書》本子和《丹記》,這就是“天水放馬灘秦簡”(常簡稱爲“放馬灘秦簡”)。1號秦墓下葬時間在秦始皇八年冬或九年初,即公元前238年冬或前237年初。整理者分别以甲種和乙種稱兩個《日書》本子,其中《日書甲種》73枚簡,《日書乙種》382枚簡。《丹記》共6枚簡,内容屬志怪故事。《丹記》,正式發掘報告《天水放馬灘秦簡》稱《志怪故事》,《文物》1989年2期《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稱《墓主記》。該文獻所記爲一名叫丹的人的志怪類故事,按照文獻命名原則,當命“丹記”爲善,故本書如是改稱。原整理報告《丹記》編號爲6的那枚簡應該屬《日書乙種》中《日辰星》的内容,今移正,故將原整理報告的該文獻共“7枚簡”修正爲共“6枚簡”。

本書所用材料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年版。另參: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1989年2期;李學勤《放馬灘秦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4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顯成主編《簡帛逐字索引大系:秦簡逐字索引(附原文及校釋)》(修訂本)其中的“原文及校釋”部分,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五)江陵岳山秦墓木牘

1986年9月至10月,在湖北省江陵岳山發掘了大批秦墓、漢墓和宋墓,其中36號秦墓發現木牘2枚,一件長23釐米、寬5.8釐米、厚0.55釐米,另一件長19釐米、寬5釐米、厚0.55釐米,木牘的内容爲日書。墓葬時代不晚於秦末。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等《江陵岳山秦漢墓》,載《考古學報》2000年4期。

(六)龍崗秦墓竹簡

1989年,從湖北省雲夢縣城東南郊龍崗6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簡和木牘,内容屬秦代律文,這是繼1975年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之後有關秦代律文的又一重要考古發現,一般簡稱爲“龍崗秦簡”。龍崗秦簡在時代上晚於睡虎地秦簡。可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雲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載《江漢考古》1990年3期。所出土的竹簡有293枚,另有138枚殘片,内容主要爲“禁苑”類律令。所出土的木牘爲1枚,分正反兩面書寫,計38字,其中正面兩行,右行18字,左行17字;反面3字。

以上材料可見: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版;以上二書後者晚出轉精,較前者爲善,本書所用材料均據後者。二書在簡文内容的劃分上也多不同,本書取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的觀點。

(七)周家臺秦墓簡牘

1993年6月,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周家臺30號秦墓中出土簡牘390枚,其中竹簡389枚,木牘1枚。簡文内容可分三組,甲組簡爲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五行占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乙組簡爲秦始皇三十四年全年日干支;丙組簡爲醫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農事等。木牘内容爲秦二世元年曆譜。整理報告對簡牘内容進行了歸併調整,分爲《曆譜》《日書》《病方及其它》三大類。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版。

(八)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1號井竹簡

2002年出土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出土簡牘共三萬八千餘枚,另有2005年出土於北護城壕11號坑中的51枚簡牘,主要爲秦時縣一級政府的部分檔案,内容包括政令、公文、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登記和轉運、里程書等,年代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目前公佈了第一卷,即里耶古井第五、六、八層簡牘的圖版和釋文。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載《文物》2003年1期;同時參考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岳麓書社,2007年版。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陳偉主編《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九)嶽麓書院藏秦簡

2007年底,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從香港搶救性地購藏了一批秦簡,次年8月又有私人收藏家將少量秦簡捐贈給了嶽麓書院,經考證這兩部分簡當屬於同一批出土,稱之爲“嶽麓書院藏秦簡”(簡稱“嶽麓秦簡”)。這批簡共計有二千一百多枚,主要内容分爲七大類,分别是《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數》《奏讞書》《秦律雜抄》和《秦令雜抄》。目前已經公佈了第壹、貳、叁函。第壹函公佈了其中的《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和《占夢書》共二百九十餘枚簡的内容;第貳函是《數》,共236枚簡,另有殘片18枚。第叁函主要是秦王政時的司法文書《爲獄等狀四種》,總計252枚簡。

本書所用材料據: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

三 兩漢簡帛

所謂兩漢簡帛,是指西漢和東漢時代的簡牘帛書。兩漢簡帛内容最爲豐富多彩,不僅有大量文書,而且有大量書籍,也是迄今爲止已公佈的簡帛材料中最爲多者。本書所用材料包括了目前已公佈的全部漢代簡帛文獻,下面分别予以介紹。

(一)居延漢簡(含新簡)

這裏所説的“居延漢簡”,既指1927至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所得之居延漢簡,也包括1972至1982年所出之居延漢簡,即“居延新簡”。

1927年,北平中國學術協會與瑞典的斯文·赫定等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始了對西北地區的考察發掘。1930年,中方隊員黄文弼在羅布淖爾的默得沙爾獲得西漢末至東漢初木牘71枚。據《居延漢簡甲編·編輯後記》,一説發現時間爲1927年(如林劍鳴《簡牘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3)。又在額濟納河畔獲得竹簡數枚,繼後又在吐魯番城西邊得木牘數枚,在木札特河畔的拜城和色爾佛洞,獲得木牘10枚。這批簡牘包括漢文文書和西域文書。黄文弼於1948年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介紹了考察情況,並公佈了這批簡牘。1930年4月20日至次年,瑞方隊員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東經100-101度,北緯41-42度的古居延舊地,發掘出土了近11000枚漢簡,據説還有5件帛書,其中2件出土於A8破城子,另3件出土於A33地灣。這是1949前出土簡牘文獻最多的一次,大大震動了學術界。因爲這批漢簡的出土地點位於漢代張掖郡居延縣,所以命之爲“居延漢簡”。後於1931年5月將這批漢簡運到北京進行整理研究,因爲政治上的原因,特别是抗戰爆發的原因,這批漢簡曾先後由不少學者進行過整理,也轉輾數地。研究的學者先後有:劉半農、馬衡、向達、勞榦、賀昌群、余遜等人。轉輾的地點先後有:北平、上海、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美國(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批漢簡在1965年11月23日,由臺灣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接收回歸祖國,現今存放於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由該所作進一步整理研究。可詳: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六本第三分,1995年版,頁921-952;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序》(“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版。

1972至1974年,在漢肩水金關、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三處遺址出土19400枚;1976年,在今額濟納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區獲173枚;1982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又獲22枚。有關整理者開始稱以上各處發現的簡爲“居延新簡”,後又改稱肩水金關處者爲“肩水金關漢簡”,見: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壹)·前言》,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本書以後者爲準,即稱肩水金關處以外者爲“居延新簡”。

“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都是漢代在西北屯軍的有關屯戍檔案,發掘的數量頗豐,但可惜這些簡牘很多都是零篇殘簡。一個世紀以來,發表的有關研究成果很多。據研究,“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的寫成年代,在西漢中後期至東漢中後期間,即公元前1世紀初至公元2世紀中葉。陳夢家《漢簡綴述·漢簡考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9-10。

本書所用居延漢簡材料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另參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商務印書館,1949年版;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57年初版,1977年再版;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60年初版,1986年再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居延漢簡》,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居延新簡材料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八開精裝本,1994年版;另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二)居延漢簡補編

居延漢簡補編,主要來源於1930至1931年在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邊塞中出土的那一萬餘枚簡牘。編者將藏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的居延漢簡作了徹底清理,重新刊佈圖版和釋文。所謂“補編”是補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居延漢簡——釋文之部》未收或刊佈不全的部分,包括:(1)勞書未發表者;(2)勞書有釋文,缺漏圖版者,以上共1153枚;(3)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居延漢簡30枚;(4)1930、1934年黄文弼發現的羅布淖爾簡58枚;(5)1944年夏鼐、閻文儒在敦煌小方盤城北郭小丘上所掘簡76枚;(6)1945年11月夏鼐、閻文儒於武威南山剌麻灣所掘的木簡7枚。以上(4) (5)(6)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居延以外地區出土的漢簡。爲示區别,《居補簡》在(3)類簡的編號前冠以“C”(如:C27),在(4)類簡編號前冠以“L”(如:L3),在(5)類簡編號前冠以“T”(如:T14N1),在(6)類簡編號前冠以“LMW”(如:LMW1)。

本書所用材料據: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版。

(三)肩水金關漢簡

如上所言,肩水金關漢簡是1972至1974年在漢肩水金關發現的屯戍漢簡,性質與居延漢簡、居延新簡相同。這批漢簡共八百五十餘枚,人們多簡稱之爲“金關漢簡”。這批簡現在僅公佈了一部分,即《肩水金關漢簡(壹)》《肩水金關漢簡(貳)》。

本書所用材料據: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2011年版;《肩水金關漢簡(貳)》,中西書局,2012年版。

(四)敦煌漢簡

20世紀初至80年代,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漢代邊塞烽隧遺址中陸續出土的漢代簡牘材料,即敦煌漢簡,包括: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考察所得708枚、第三次中亞探險考察所得189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附近掘得的17枚,1944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所得49枚,1977年在玉門花海農場所得91枚,1979年在敦煌小方盤城以西的馬圈灣所得1217枚,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所得76枚,1986至1988年文物普查所得137枚。總計2484枚。寫成年代在西漢中後期至東漢中後期間,即公元前1世紀初至公元2世紀中葉。

本書所用材料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中華書局八開精裝本(附圖版),1991年版。

(五)伍家嶺漢墓簡牘

1951至1952年間,出土於湖南省長沙市北郊伍家嶺201號漢墓,共有西漢晚期封檢9枚,8枚字迹模糊,其中一枚墨書“魚鮓一”。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附録》,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六)高郵邵家溝東漢遺址出土木牘

1957年,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省博物院發掘了高郵城北、運河東岸的邵家溝漢代遺址,發現木牘1枚,封泥1塊。整理者推論,墓葬時代當爲東漢末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二編)》第十九卷《江蘇省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另,參考了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的清理》,載《考古》1960年10期。

(七)武威漢簡

1959年7月,在甘肅省武威縣磨咀子6號漢墓中出土了三個《儀禮》寫本,共九篇,一篇寫於竹簡,八篇寫於木簡,共469枚簡,凡27332字。簡本《儀禮》不同於鄭玄注《儀禮》本,與大戴本、小戴本的編次也不同。今文《儀禮》共分大戴、小戴和慶氏三家,簡本可能就是失傳了的慶氏本。整理者認爲:“我們約略推定木簡甲、乙本是屬於西漢晚期的鈔本,約當成帝前後。其所依據之原本,約在昭、宣之世。丙本竹簡早於木簡,乙本或者稍早於甲本。”可詳: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叙論”部分的“簡本儀禮的本子及其年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頁40-52。該墓還發現了一些有關日忌和雜占的木簡共11枚。

另外,同年秋天,又在18號漢墓中發現了“王杖”木簡10枚,内容爲關於王杖授受之律令。與此同時,還在22號墓、23號墓、15號墓發現柩銘文字。另外,1957年夏在4號墓中也發現了柩銘文字。

人們稱以上這些在武威縣磨咀子發現的漢簡爲“武威漢簡”,其主體當然是6號墓中的三個《儀禮》寫本。

本書所用材料據: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二號),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八)連雲港焦山漢墓木牘

1962年,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網疃莊焦山漢墓出土木牘1枚,字迹多不清晰,見“□□衣一領”等,當爲隨葬器物等清單。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附録》,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九)鹽城三羊墩漢墓出土木牘

1963年,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發掘鹽城伍佑鎮三羊墩1號漢墓,出土木牘1枚,爲記録隨葬器物名稱數量的遣策。木牘保存情況很差,半邊已殘。整理者推論,墓葬時代大約爲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二編)》第十九卷《江蘇省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另,參考了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鹽城三羊墩漢墓清理報告》,載《考古》1964年8期。

(一〇)甘谷漢簡

1971年,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渭陽鄉十字道大隊劉家山的一座東漢墓。簡多殘損,整理、綴合後共計23枚。簡由松木製成,三道編繩,内容爲東漢桓帝劉志延熹元年(158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宗室事上報皇帝的奏書和皇帝下發的詔書。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甘肅甘谷漢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一一)銀雀山漢墓竹簡

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銀雀山1號墓和2號墓出土了一大批漢簡,這就是有名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内容包括多種先秦著作,但主要是軍事文獻。其中有傳世本可資對照的書籍是:《孫子兵法》十三篇及四篇佚文和殘文一篇、《晏子》十六章、《六韜》十四篇、《尉繚子》五篇;没有傳本的佚書是:《孫臏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十篇,此書名乃整理小組據一木牘上所書十三個篇題命名,實際上出土所見衹有十篇,衹存篇題者爲《上篇》、《下篇》、《委法》(即這三個篇名衹見於篇題木牘)。另外十篇也並非全是佚書,《兵令》、《守法》、《守令》和《王兵》四篇,分别與《尉繚子》、《墨子》、《管子》書中某些篇章的内容相合;全是佚書的衹有《要言》、《庫法》、《市法》、《李法》、《王法》、《田法》六篇。論政論兵類共五十篇,陰陽時令占候類十二篇,算書、相狗方、作醬法、定心固氣類十三篇,以及《元光元年曆譜》等。除上述各類外,還有不少殘簡。兩座漢墓的下葬年代爲漢武帝初年;這批竹簡是在文、景至武帝初期抄寫成的,而各典籍的成書年代都不會晚於戰國時期。

這批竹簡擬分三函出版,但至今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第壹函和第貳函,擬出版的第三函爲“散簡”、“篇題木牘”和《元光元年曆譜》。可詳: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編輯説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本書所用材料即據: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1985年八開精裝本;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2010年八開精裝本。第壹函内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晏子》,第貳函内容包括《論政論兵之類》、《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其他》。

另,擬編入第三函的《元光元年曆譜》,爲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曆譜,屬顓頊曆。本書所用材料據:陳久金、陳美東《臨沂出土漢初古曆初探》,載《文物》1974年3期。

(一二)湖北雲夢大墳頭1號漢墓木牘

1972年,出土於湖北省雲夢縣附近的大墳頭1號漢墓。出土木牘1枚,雙面書字,内容爲隨葬器物的名稱和數量。時代係西漢早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雲夢大墳頭1號漢墓木牘》,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一三)武威漢代醫簡

1972年11月,在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漢墓中出土了一批醫簡,這就是“武威漢代醫簡”。這批醫簡屬方劑書,估計是墓主人長期臨床實踐經驗的總結性記録。共載方劑三十多個,包括内科方、外科方、婦科方、五官科方、針灸科方,及其他科目的方劑,涉及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以及一些其他醫學學科。整理小組命之爲“武威漢代醫簡”。這批佚醫書的墓葬年代爲東漢早期,其成書年代暫不可考,但由其墓葬時間來推斷,該書在東漢前就已成書是没有問題的。可詳:《武威漢代醫簡》所附《武威漢代醫簡的發現與清理》和《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二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本書所用材料據: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一四)連雲港市海州西漢霍賀墓出土木牘

1973年3月,南京博物院和連雲港市博物館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南門大隊網疃莊的小礁山北麓清理一座漢墓,出土木牘7枚,僅一枚有文字,應是記録隨葬器物名稱數量的遣策。墓中出土銅印一枚,陰刻篆書“霍賀之印”。發掘者考定,霍賀即該墓之男性墓主。整理者推論,墓葬時代爲西漢晚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二編)》第十九卷《江蘇省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另,參考了南京博物院、連雲港市博物館《海州西漢霍賀墓清理簡報》,載《考古》1974年3期。該《簡報》衹有摹本,無圖版,亦無釋文。

(一五)定縣漢簡

1973年5月至12月,在河北省定縣(古定州)八角廊村40號漢墓,即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簡,因中山懷王劉脩死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即公元前55年,故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應當在此之前。因定縣又稱定州,故這批漢簡又稱“定州漢簡”。經整理,初步認定定縣漢簡有以下諸種文獻:《論語》、《文子》、《太公》、《儒家者言》、《□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一作《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分别見: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載《文物》1981年8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日書》等。已公佈者爲《論語》、《文子》、《儒家者言》、《六韜》四種。

《論語》:爲殘簡,能釋讀的簡文共有7576字,篇幅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本書所用材料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文子》:亦爲殘篇斷簡,有277枚簡,計2790字。本書所用材料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載《文物》1995年12期。

《儒家者言》:計有殘簡一百多枚,内容屬儒家,上述商湯和周文王的仁義,下記樂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爲最多。所記多爲對忠、孝、禮、信等道德的闡發。其内容絶大部分散見於先秦、西漢的著作中,特别是《説苑》和《孔子家語》中,但簡文比這些書保存了更多較爲古老的原始資料。雖然這部書的不少内容見於古代著作中,但是從匯集成册的角度來看,它仍屬一部佚書。這部書的成書年代爲戰國晚期。可詳: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説》,載《文物》1981年8期。本書所用材料據:《文物》1981年8期所載二文: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儒家者言›釋文》;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説》。

《六韜》:亦爲殘篇斷簡,原簡發現篇題十三個。本書所用材料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注》,載《文物》2001年5期。

(一六)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 墓木牘

1973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南門大隊網疃莊附近的西漢墓,計有木牘2枚,内容爲遣策。該墓的年代係西漢中晚期,墓主姓名爲侍其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江蘇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墓木牘》,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一七)鳳凰山8號漢墓竹簡

1973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紀南城鳳凰山8號漢墓。出土竹簡總計176枚,簡文内容爲隨葬器物的清單,即遣策。墓葬時代係西漢文帝至武帝間。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是較早刊佈這批簡釋文的,見《文物》1976年6期。繼後,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漢墓竹簡》刊載了該批簡的釋文,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見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此書含鳳凰山8號漢墓簡牘的釋文和圖版,釋文後出轉精。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一八)鳳凰山9號漢墓簡牘

1973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鳳凰山9號漢墓。墓葬時代係西漢文帝至景帝時期。其中木牘3枚,據文字内容,每牘均缺上端。竹簡69枚,字迹模糊,簡文内容當爲隨葬器物的清單。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江陵鳳凰山9號漢墓木牘、竹簡》刊載了該批簡的釋文,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此書含鳳凰山9號漢墓簡牘的釋文和圖版,釋文後出轉精。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一九)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

1973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時代係漢文帝至漢景帝時期。總計出土竹簡一百七十多枚,木牘6枚。簡牘内容主要是鄉里行政機構的文書,涉及算賦、田租、貸種、芻稿等方面,還有隨葬器物的清單及承包契約等。部分簡牘已經無法辨認,尚可辨認者總計124枚。較早刊佈這批簡釋文的有: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7期(該文也見於《古文字論集》頁540,中華書局,1992年版)。黄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文物》1974年6期)中的釋文部分,文字與裘文略有不同。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此書含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的釋文和圖版,釋文後出轉精。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二〇)馬王堆漢墓簡帛

1973年底,出土於湖南省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根據整理者的編號,共計15件;並且還有部分簡牘,計610枚。根據出土的一枚有紀年的木牘,可以確定該墓的下葬時間爲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可詳: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説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帛書大都是失傳兩千多年的佚書,内容涉及古代思想、歷史、軍事、天文、地理、醫學等方面,共約十二萬多字,包括近五十種古籍。帛書整理小組按其性質分編爲六函,現已公佈三函,即第壹、叁、肆函,另有少數公佈材料散見於一些刊物。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即《五行》、《九主》、《明君》、《德聖》)、《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即《經法》、《經》、《經》,整理小組原命名爲《十大經》,後又改爲《十六經》,均不確,今依李學勤先生説改稱《經》。下同。並且,原整理小組以爲該書最後一篇無篇名,實際上爲《十大》。詳見李學勤先生《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它》,《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稱》、《道原》)。本書所用材料據: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八開精裝本,1980年版。

《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此函含兩種文獻:《春秋事語》,所記皆春秋時事言論爲主,是《左傳》類史書的選抄節録通俗簡編本,是一本教科書性質的作品,“當是漢初(約公元前200年左右)或更早一些時候抄寫的”;可詳: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出版説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載《文物》1977年1期。《戰國縱横家書》,屬於縱横家,是從三個不同的戰國遊説故事册子中輯録而成的,是《戰國策》的原始資料之一。可詳: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出版説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策›的史料價值》,載《文物》1975年2期;馬雍《帛書‹戰國縱横家書›各章的年代和歷史背景》,載《文物》1975年4期。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文物出版社,八開精裝本,1983年版。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此函的主體爲帛書,另有少量竹木簡,均爲佚醫書,卷帙有兩萬多字,内容十分豐富,包括中醫藥基礎理論、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房中、氣功、保健,以及其他一些醫學學科。含文獻十五種:《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以上五種合爲一卷帛書;《却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以上三種合爲一卷帛書;《養生方》、《雜療方》、《胎産書》,以上三種各爲一卷帛書;《十問》、《合陰陽》,以上二種爲一卷竹簡;《雜禁方》(木簡)、《天下至道談》(竹簡),以上二種合捲成一卷,木簡在外,竹簡在内。以上第一卷帛書字體近篆,抄寫年代當在秦漢之際;第二卷帛書及四種竹、木簡字體爲篆隸間,抄寫年代當在漢初;後三卷帛書字體都程度不同地接近雲夢睡虎地秦簡,抄寫年代當在漢前。《陰陽灸經》出了兩個寫本,内容大致相同,故整理小組以甲本、乙本别稱之。總之,馬王堆醫書十五種都應該是漢以前的作品。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八開精裝本,1985年版。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馬王堆漢墓簡帛其他材料:

一是有關《周易》的材料,分爲經和傳兩部分,包括兩件帛書,第一件帛書書寫經文六十四卦和傳文《二三子問》(分爲上、下兩篇),第二件帛書依次書寫傳文《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本書所用材料爲《文物》1984年3期所載三文: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六十四卦›釋文》、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于豪亮《帛書‹周易›》(遺作)。陳松長《帛書‹繫辭›釋文》,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二是《刑德》。帛書。屬兵書類文獻,共分甲、乙、丙三篇。本書所用材料據: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載《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三是《相馬經》。帛書。部分已殘,共約五千二百字。相馬法是鑒定馬優劣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史書上曾著録有十多種相馬著作,但流傳下來的衹有《齊民要術》所記載的《相馬法》,且人們一直都以爲這就是古代的《相馬經》(以下稱今本《相馬經》)。帛書《相馬經》和今本相比,在内容和文體上都有很大出入,其大部分内容爲今本所無。可以肯定,帛書本抄録自古代早已失傳的《相馬經》。帛書本書體類似於賦,文中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地名,由此可知它可能是戰國楚人的作品。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載《文物》1977年8期;謝成俠《關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載《文物》1977年8期。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載《文物》1977年8期。

四是《五星占》。帛書。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天文學著作,屬術數類文獻。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星占›附表釋文》,載《文物》1974年11期。

五是古地圖。帛書。包括兩幅,一是《駐軍圖》,或稱《守備圖》,所繪區域大致在今湖南省江華縣的瀟水上游一帶,方圓約五百里,詳細標注城堡、障塞和營壘等軍事要塞的位置。二是《地形圖》,或稱《長沙國南部輿地圖》、《西漢初期長沙國深平防區圖》,詳繪水系、山脈,及城邑、鄉里。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六是《彗星圖》。帛書。本書所用材料據:席澤宗《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彗星圖》,載《文物》1978年2期。

七是《式法》。帛書。屬《日書》類術數文獻,此書過去曾稱之爲《陰陽五行》或《篆書陰陽五行》。本書所用材料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式法›釋文摘要》,載《文物》2000年7期。

八是遣策。包括6件木牘和402枚竹簡。出土時已散亂,無編聯痕迹。簡少則1字(殘簡),多則24字。木牘少則25字,多則92字。竹簡和木牘均爲“遣策”的組成部分,除紀年木牘實爲軑侯家丞給陰曹地府就隨葬品放行的文書外,其餘五件木牘均是一組竹簡所記同類隨葬品的小結。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二一)馬王堆1號漢墓竹簡

1972年,在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了361枚簡牘,其中竹簡312枚,内容爲遣策;木楬49枚,上書所繫竹笥内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唐蘭先生説:“從器物和封泥上有軑侯家或軑侯家丞的銘記,知道死者是軑侯的家屬。從葬儀的規模來看,必爲軑侯之妻。從漆奩裏面的印章來看,她的名字叫辛追。從隨葬器物中除一面銅鏡和一件少許鎏金銅飾的漆卮外,没有其他銅器,更没有金銀器,可以判斷這個墓應在漢文帝時。”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載《文史》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1。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該書對1號漢墓所出簡牘介紹甚細,但所釋文字小有不確,故同時參考了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載《文史》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二二)鳳凰山168號漢墓簡牘、衡杆

1975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168號漢墓。時代係西漢文帝時期。簡66枚,内容爲遣策。竹牘1枚,内容爲告地下官吏的冥間文書。衡杆由長條形竹片製成,正中有一小銅環,文字書於衡杆的正、側、背三面。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竹牘、衡杆文字》刊載有這批簡的釋文,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二三)鳳凰山167號漢墓木簡、木楬

1975年,出土於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167號漢墓,時代係漢文帝至景帝時期。出土木簡凡74枚,簡文内容爲隨葬器物清單。另有木楬數枚,出土時尚繫於被置於頭厢的隨葬絹袋上,其上署寫糧食名稱及數量。較早刊佈這批簡釋文的是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遣策考釋》,見《文物》1976年10期。繼後,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湖北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木牘、木楬》也刊載了該批簡的釋文,見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此書含鳳凰山167號漢墓簡牘的釋文和圖版,釋文後出轉精;但是無木楬有關内容。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二四)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木牘、木簡、封檢

1976年,出土於廣西壯族自治區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出土木牘5枚,兩件完整,三件殘破,《從器志》兩面書字,是一份隨葬器物的清單;《東陽田器志》爲隨葬農具清單;另一枚木牘亦記載農具,兩面書字。出土木簡十餘枚,均殘斷,衹有數枚可以釋讀。出土封檢2枚,記器物名與食物名。時代係西漢早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木牘、木簡、封檢》,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二五)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

1977年,出土於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墓主爲汝陰侯二代夏侯竈,封穴在西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簡文内容主要包括:《蒼頡篇》、《詩經》、《周易》、《年表》、《大事記》、《萬物》、《作務員程》、《行氣》、《相狗經》、《刑德》、《日書》等,已公佈者有《蒼頡篇》、《詩經》、《萬物》三篇。

本書所用材料據: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載《文物》1983年2期;胡平生、韓自强《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1988年4期。

(二六)連雲港花果山竹木簡牘

1978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花果山下的雲台磚廠附近,共13枚,除第13號簡爲竹質外,其他均爲木質,内容涉及有關刑事案件以及曆日干支等。時代係西漢晚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連雲港花果山竹木簡牘》,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二七)江陵張家山漢簡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湖北江陵多次發現漢簡,一般多稱這裏發現的漢簡爲“江陵漢簡”。迄今爲止,以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江陵張家山第247號、249號和258號三座西漢前期的墓葬裏發掘的簡册爲最豐,達一千多枚,内容包括法律、醫學、天文、遣策等。以上三座漢墓中,又以247號墓所出簡爲最多,計竹簡1236枚(不含殘片),均爲佚書。據該墓中所出曆譜可知,墓主去世當在西漢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其後不久。現該墓竹簡已公佈,内容包括:

《曆譜》。共存簡18枚,簡文所記是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後九月間各月朔日干支,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漢初年的實用曆譜。此曆譜與原來根據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西漢元光元年曆譜推出的西漢初年曆譜不盡相同,故對於秦漢時期的曆法演變過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二年律令》。共有簡526枚。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簡文包含了漢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漢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方面,含二十七種律和一種令:賊律、盜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襍律、錢律、置吏律、均輸律、傳食律、田律、□市律、行書律、復律、賜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後律、爵律、興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及津關令。

《奏讞書》。共有簡228枚。法律文書,爲春秋至漢初議罪案例的彙編,是供官吏工作參考或學吏者閲讀應用的文書。案例的編排順序,大體是越早的越排在後面,從明確紀年的案例來推算其曆朔,紀年最早者爲秦始皇即位之初,最晚者爲漢高祖十一年。共有案例二十二個,大部分案例屬漢初的,另有三條屬秦始皇時期的,兩條屬春秋時期的。故這些作品的成書年代自然就在各案例所述時代。

《脈書》。共有簡66枚。醫書,全書内容分作兩部分,一是各種疾病名稱共六十餘種,依據從頭到足次第排列;二是叙述人體經脈走向及所主病症,内容基本同於馬王堆帛書的《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候》,可相補足。“依《脈書》作爲整體觀察,更能看出它是《内經·靈樞·經脈》的一種祖本”,故其成書年代也應早於《内經》。可詳: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載《文物》1985年1期;連劭名《江陵張家山竹簡‹脈書›初探》,載《文物》1989年7期。

《筭(算)數書》。共存簡190枚。這是迄今爲止見到的我國最早的算數書,早於《九章算術》。是一部數學問題集,共有六十九個章題。

《蓋廬》。共有簡55枚。兵書,爲年代較早的兵家著作。全書爲問答形式,共九章。

《引書》。共有簡112枚。醫書,是專門講導引、養生和治病的著作。

遣策。共有簡41枚,記載各種隨葬品。

本書所用材料據: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另參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二八)邗江漢墓簡牘

1980年,出土於江蘇邗江縣胡場5號漢墓,共出土木牘13枚,尚存字迹者6枚,能識讀者4枚,内容有神靈名、日記、廣陵宫司空告土主文書及遣策等;木楬6枚,下署食品名稱;封檢7枚,封泥上印有“王”字陽文,下端署各類糧食布帛名稱。其墓葬時代係西漢宣帝時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江蘇邗江胡場5號漢墓木牘、木楬、封檢》,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二九)漢長安城未央宫木簡

1980年4月至6月,出土於漢長安城未央宫A區遺址,位於前殿遺址西南部。木簡曾被火燒,大多已殘,總計115枚,木質爲杉屬。内容涉及醫藥、人名、記事等方面,整理者推論,A區遺址時代上限當爲西漢初年,下限不會晚於西漢晚期(包括王莽時代)。

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城未央宫》(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五十號),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三〇)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木楬

1983年,出土於江蘇省揚州市平山養殖場3號漢墓,計木楬3枚,内容爲遣策,其墓葬時代爲西漢中晚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江蘇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木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一)揚州胥浦101號漢墓竹簡、木牘、封檢

1984年出土於江蘇省揚州市儀徵縣胥浦101號漢墓,出土竹簡總計17枚,其中16枚編爲一册,内容爲墓主臨終前夕所立遺囑,另1枚記賜錢事;木牘2枚,其中一枚雙面書寫,記錢物賬,另一枚記衣物賬;封檢1枚,記賜錢數。墓葬時代係西漢末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江蘇揚州胥浦101號漢墓竹簡、木牘、封檢》,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三二)連雲港錦屏山陶灣漢墓出土木牘

1985年4月,連雲港市博物館在海州區錦屏山陶灣村黄石崖發掘的1號漢墓中,出土簡牘數枚。墓主爲男性,出土銅印印文爲“西郭寶”,名謁上也寫有姓名,可知墓主爲西郭寶,西郭爲複姓。出土木牘中2枚爲衣物疏,或説是一枚的正、背兩面。石雪萬《西郭寶墓出土木謁及其釋義再探》,載《簡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又,劉洪石《謁、刺考述》,載《文物》1996年8期。2枚爲名謁,竹簡2枚。

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二編)》第十九卷《江蘇省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三三)古人堤遺址漢簡

1987年,出土於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總計出土簡牘90片,有牘、楬、封檢,但殘破嚴重,大多爲不規整的木片。簡牘文字中有東漢永元、永初年號,據此及簡文書法,大致可以判斷其爲東漢時期之遺物。簡牘内容大致可以分爲漢律、醫方、官府文書、書信及禮物謁、曆日表、九九乘法表六類。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載《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2期。

(三四)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

1990年4月,出土於敦煌市馬迷兔西北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這次共出土曆譜一册27枚,散簡14枚,無字素簡21枚。性質有簡、牘、符、册等,大多質材爲當地胡楊、紅柳,個别爲竹簡。内容有曆譜、符、爰書、品約、簿籍等。多數文字清楚,個别簡由於殘斷漫漶,文義不清,類别難以判斷。其成書年代等上限爲西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據曆譜簡等朔閏干支推算,下限爲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

本書所用材料據: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載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二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三五)高臺漢墓木牘

從1990年冬起,在湖北省江陵縣楚故都紀南城東墻外的高臺18號漢墓中,發現木牘4枚。出土時疊置,還可見絲綢捆縛的痕迹。據發掘簡報稱:“牘甲應爲江陵丞給死者前往安都簽發的‘路簽’;牘乙乃屬死者給地君的‘報到書’;牘丙爲‘告地書’;牘丁爲‘遣策’(賵方)。”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18號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93年8期。此墓爲江陵地區一座比較特殊的西漢早期墓葬,木牘的文字内容對分析漢初的算賦政策、人口遷徙等問題具有較大意義。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18號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93年8期。

(三六)敦煌懸泉漢代簡牘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在甘肅省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代簡牘達35000枚,其中有字者23000枚。還有漢代帛書10件,漢代紙文書9件,晉代紙文書1件。另有墻壁題記殘塊203塊。這是在敦煌地區又一次重大發現,不僅數量比過去總和還多得多,而且内容也比過去豐富得多。一般簡稱這批文獻爲“懸泉漢簡”。這批文獻正在整理中,有部分釋文公佈於世。詳參《文物》2005年5期所載以下三文:《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敦煌懸泉漢簡内容概述》、《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

本書所用材料據: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另參考了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版。

(三七)蕭家草場漢墓竹簡

1992年11月,出土於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蕭家草場26號漢墓,共計漢簡35枚,内容爲遣策;另有一些漆器烙印文字和刻畫文字。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蕭家草場二六號漢墓竹簡(遣策)》,中華書局,2001年版。

(三八)尹灣漢墓簡牘

1993年2月至4月,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温泉鎮尹灣村的6號漢墓和2號漢墓。共有文獻達十九種,其中6號墓十八種,2號墓一種(即《衣物疏》)。

6號墓簡牘記有“永始”和“元延”年號,故知其爲西漢晚期成帝時物。尹灣漢簡中最多的是簿籍,多達十種,故大部分都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文獻。這十九種文獻中《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東海郡屬吏設置簿》、《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贈錢名籍》寫成時間均當在西漢晚期;《神龜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寫成年代至少在西漢晚期之前;《元延元年曆譜》寫成時間自然就在元延元年;《元延三年五月曆譜》寫成時間自然就在元延三年;《君兄衣物疏》、《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二種的寫成時間自然在墓葬時,即西漢晚期;《名謁》寫成時間也在西漢晚期;《元延二年日記》寫成時間自然在元延二年;《刑德行時》寫成年代至少在西漢晚期之前;《行道吉凶》寫成年代至少在西漢晚期之前;《神烏傅(賦)》寫成年代至少在西漢晚期之前;《衣物疏》寫成時間自然也在西漢晚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張顯成《‹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三九)額濟納漢簡

1999至2002年間,出土於内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共五百餘枚。這是繼1930至1931年間發現的第一批居延簡及1972至1982年間發現的第二批居延簡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發現。根據出土簡牘紀年可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簡居多。内容與以往出土的居延簡類同,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漢代的政治、軍事、經濟諸領域,也有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新史料,而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的内容也多異於舊簡,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本書所用材料據: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四〇)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

2000年3月,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孔家坡8號漢墓,總計有簡牘785枚,内容爲日書類數術文獻,及曆譜、告地策等。據出土紀年材料,確定孔家坡8號漢墓的年代可定爲漢景帝後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四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2004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湖南省長沙市東牌樓建築工地第7號古井(J7)發掘出土簡牘,總計426枚,其中有字簡206枚,無字簡220枚,均爲木製簡牘,材質大多爲杉木。所見形制,可以分爲封緘、封匣、封檢、木牘、木簡、名刺、簽牌及異形簡等多種,主要屬於郵亭文書。個别簡牘有明確紀年,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及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因此該批簡牘的寫定時代在東漢末期的桓帝至靈帝末期。

本書所用材料據: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四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漢簡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簡牘總計240枚,其中戰國簡10枚(編號1-10)、東晉“松人”解除木牘1枚(編號240),其他均爲漢簡(編號11-239)。漢簡包括以下五類文獻:

日書。存簡109枚。屬西漢簡。爲選擇時日,占斷吉凶的實用手册。内容與睡虎地秦簡《日書》、孔家坡漢簡《日書》多可對應。據簡中“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的明確紀年可知,這批簡應爲公元前192年以後所抄寫。

遣策。存簡11枚。爲隨葬物的清單。

奴婢廪食粟出入簿簡牘。存簡69枚。詳細記載了“壽”、“根”、“貝”等人家奴婢廪食粟出入的情況和家奴每月食粟的多少。據簡中“元鳳二年”(公元前79年)的明確紀年可知,這是一批西漢中期的簡。

“河堤”簡。存簡26枚。記載了一些河堤的具體大小和規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看到的嶄新材料。

“序寧”簡。存簡14枚。這是記載漢代兒女爲父母居家服喪的文獻,這是一批内容罕見的木簡。此簡中亦有明確紀年,即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本書所用材料據: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版。

(四三)鳳凰山169號漢墓竹簡

1975年至1976年出土,凡簡55枚,内容爲遣策。俞偉超《古史分期問題的考古學觀察(一)》(《文物》1981年5期)、陳振裕《從鳳凰山簡牘看文景時期的農業生産》(《農業考古》1982年1期)據荆州博物館所藏原簡,公佈了部分釋文。李均明、何雙全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輯録了釋文。這批簡的正式發掘報告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此書含鳳凰山169號漢墓簡牘的釋文和圖版,釋文後出轉精。

本書所用材料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12年版。

(四四)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2009年初,北京大學接受捐贈,獲得了一批從海外回歸的西漢簡牘,全部竹簡共編號3346枚,其中完整簡1600枚,殘斷簡多數也可綴合。“由書體特徵並結合對全部竹書内容的分析,我們推測這批竹簡的抄寫時代應主要在漢武帝後期,下限不晚於宣帝。”目前已經公佈了第二函《老子》部分,現存完整竹簡176枚,殘斷竹簡105枚,拼合後有簡211枚,殘簡10枚,另有2枚完整竹簡遺失。

本書所用材料據: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四 吴晉簡

所謂吴晉簡,是指吴晉時期的簡牘文獻材料,其主體爲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其他多爲散見材料,簡介如下。

(一)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紀年簡

1996年7月至11月,在湖南省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側走馬樓街一口編號爲22號的三國吴井中,發掘出簡牘達十多萬枚,總字數超過三百萬字。這就是著名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紀年簡牘”,也稱“走馬樓簡”或“三國吴簡”。按質材與形制,這批簡牘可分爲竹簡、大木簡、木牘、封檢和簽牌等,其中以竹簡爲多。簡牘所見年號大多爲三國孫吴年號,包括孫權的黄武、黄龍、嘉禾等,也有少量東漢晚期的建安年號。

走馬樓簡的内容十分豐富,從現已釋讀的部分來看,主要是長沙郡與臨湘侯國(縣)的地方文書檔案,大致可分爲:嘉禾吏民田家莂,司法文書,黄簿民籍,名刺,簽牌,納税、各種賦税與出入倉庫(關邸閣)的簿籍等等。内容豐富,涵蓋了基層人民的社會生活、經濟關係、土地制度、賦税制度等史料,内中有不少原來從未知曉的有關三國吴的歷史資料,故十分珍貴。由於内容的特殊性,其中數量詞應用普遍,爲漢語數量詞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本書所用材料據: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紀年簡牘——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貳〕》,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叁〕》,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柒〕》,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二)其他吴晉簡

除三國走馬樓吴簡以外,吴晉簡牘多爲散見材料。李均明、何雙全二先生的《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搜集這些散見簡牘最爲善,大部分吴晉簡牘都收於其中。兹就其中的五批散見吴晉簡牘情況簡介如下:

《江西南昌東吴高榮墓木刺、木牘》。1979年出土於江西省南昌市陽明路東吴高榮墓,計木刺21枚,以及内容屬遣策的木牘2枚。

《湖北鄂城水泥廠1號吴墓木刺》。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土於湖北省鄂城縣水泥廠1號吴墓,計木刺6枚,時代係東吴早期,内容爲問起居。

《江西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1號晉墓木刺、木牘》。1974年出土於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永外正街1號晉墓,計木刺5枚、木牘1枚,内容爲遣策。

《甘肅武威旱灘坡19號晉墓木牘》。1985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松樹鄉上畦大隊旱灘坡19號晉墓,計木牘5枚,内容爲墓主人身份、職位記事和隨葬衣物疏。據“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紀年木牘,該墓屬東晉前涼張天賜時期。

《甘肅高臺常封晉墓木牘》。1986年出土於甘肅省張掖地區高臺縣羅城鄉常封村晉墓,計木牘1枚,文字多磨滅。根據木牘書體和同出器物考證,當爲晉時之物。

另,《南昌火車站晉墓出土木牘》。199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院在南昌新火車站工地發掘的三號晉墓中,出土名刺2枚,木牘1枚。據印章及名刺、木牘,考定墓主爲東晉江州南昌縣令雷陔夫婦。按紀年木牘,墓葬時代爲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本書所用材料據: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江西省卷》(二編第十七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另,參考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火車站東晉墓葬群發掘簡報》,載《文物》2001年2期。

《晉代“松人”解除木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中有晉代木牘1枚(編號240)。本書所用材料據:陳松長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版。


以上近百批簡帛材料基本囊括了現已刊佈的簡帛材料。本書所引簡帛,釋文主要參考了整理者的成果,也參考了時賢的有關研究成果,但我們對釋文多進行了圖版核對,故時有我們自己的釋讀意見,爲行文簡潔,一般不作專門説明。對簡帛釋讀常有見仁見智者,故我們的釋讀意見有些也可能衹是一家之言。

另,本書所引簡帛,原件上的符號,一般略去,但個别與引文意義有聯繫者也多有保留。原件上的合文號一般分寫,重文號徑出原字。

爲便於排印,本書所引簡帛文獻,個别的生僻字改作通行字,個别生僻的通假字也徑出本字。爲便於核實材料,盡可能注明行第號。由於各簡帛材料整理者所用符號多有不同,爲便於閲讀,本書所引簡帛文獻材料,統一採用了以下符號:

(),表示前一字是通假字、異體字、古字、俗字等,括號内寫出相應的本字、通行字、今字、正字等。

□,表示無法釋出和辨識的殘缺字,一“□”表示一字。

,表示殘缺字字數無法確定者。

【】,表示補出脱文,包括補出原簡帛殘斷部分的字,所補之字置於此號内。

,表示補出的原簡帛殘損不全的字,即此類字用此外加框號表示。如,甲,表示“甲”原字殘損不全,據上下文或其他文獻補出。

‹ ›,表示改正訛誤字,改正之字置於此號内。

,表示原簡帛殘斷處。

(?),表示前一字爲釋讀不確定之字。注1

注1 簡帛學界釋文使用的符號多不統一,如:

,有的釋文以之表示簡殘斷處,有的釋文以之表示殘缺字字數無法確定者:同一符號表示意義不同。

【】,有的釋文,既以之表示補出的原簡脱文,又以之表示補出的原簡殘損不全字:同一符號同時表示兩種意義。

表示殘缺字字數無法確定者,有的釋文用“……”,有的釋文用“”:同一意義用不同符號表示。有鑒於此,本書所引簡帛釋文統一使用以上符號,即對原整理者釋文符號多有改易,以求釋文符號表意更準確和統一。同時我們也呼籲,簡帛學界應盡量統一釋文符號,以方便人們閲讀。

另,部分簡牘由於殘斷或散亂或下一枚簡遺失,從而導致文意未完無法卒讀,引例中此類引文末均不加標點。

附:本書所引簡帛及其簡稱表

爲行文簡潔,本書所引簡帛文獻材料多用簡稱。爲便於瞭解簡帛情況,簡稱盡量包含出土地和墓葬時代兩個方面信息,如:“五里牌楚簡”,出土地爲五里牌,時代爲戰國時期的楚地;“尹灣漢簡”(“尹灣漢墓簡牘”的簡稱),出土地爲尹灣,時代爲漢代。部分簡帛文獻由於其簡稱已爲學術界所習用,則仍沿用,如“子彈庫戰國楚帛書”徑作“楚帛書”。爲便於瞭解簡帛全貌,本簡稱表中習用名即本來就很簡潔者,亦彙列於此。

一 戰國楚簡帛

(1)子彈庫戰國楚帛書——楚帛書“——”後爲簡稱,下同。

(2)五里牌楚墓竹簡——五里牌楚簡

(3)仰天湖楚墓竹簡——仰天湖楚簡

(4)楊家灣楚墓竹簡——楊家灣楚簡

(5)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信陽楚簡

(6)江陵望山1號楚墓竹簡疾病雜事札記——望山楚簡·札記

(7)江陵望山2號楚墓竹簡遣策——望山楚簡·遣策

(8)曾侯乙墓竹簡——曾侯乙墓簡

(9)九店56號楚墓竹簡——九店56號墓楚簡

(10)九店621號楚墓竹簡——九店621號墓楚簡

(11)夕陽坡楚墓竹簡——夕陽坡楚簡

(12)雨臺山戰國楚墓竹簡——雨臺山楚律

(13)秦家咀楚墓竹簡——秦家咀楚簡

(14)包山楚墓竹簡——包山楚簡

(15)慈利楚墓竹簡——慈利楚簡

(16)郭店楚墓竹簡——郭店楚簡

(17)新蔡葛陵楚墓竹簡——新蔡楚簡

(18)江陵磚瓦厰楚墓竹簡——江陵楚簡

(19)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八函)——上博簡

(20)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楚簡部分)——港大楚簡

(21)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清華簡

二 秦簡

(22)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簡

(23)雲夢睡虎地秦墓木牘——睡虎地秦牘

(24)青川秦更修田律木牘——青川木牘

(25)江陵岳山秦墓木牘——岳山秦牘

(26)天水放馬灘秦墓竹簡——放馬灘秦簡

(27)龍崗秦墓竹簡——龍崗秦簡

(28)周家臺秦墓簡牘——周家臺秦簡

(29)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1號井竹簡——里耶秦簡

(30)嶽麓書院藏秦簡——嶽麓秦簡

三 兩漢簡帛

(31)居延漢簡

(32)居延新簡

(33)居延漢簡補編——居補簡

(34)肩水金關漢簡——金關漢簡

(35)敦煌漢簡

(36)伍家嶺漢墓簡牘——伍家嶺漢簡

(37)高郵邵家溝東漢遺址出土木牘——高郵漢牘

(38)武威漢代簡牘——武威漢簡

(39)連雲港焦山漢墓木牘——焦山漢牘

(40)鹽城三羊墩漢墓出土木牘——三羊墩漢牘

(41)甘肅甘谷漢簡——甘谷漢簡

(42)銀雀山漢墓竹簡——銀雀山漢簡

(43)雲夢大墳頭1號漢墓木牘——大墳頭漢牘

(44)武威漢代醫簡——武威醫簡

(45)連雲港市海州西漢霍賀墓出土木牘——海州霍賀墓漢簡

(46)定縣漢簡

(47)連雲港市海州西漢侍其墓木牘——海州侍其墓漢牘

(48)鳳凰山8號漢墓竹簡——鳳凰山8號墓漢簡

(49)鳳凰山9號漢墓簡牘——鳳凰山9號墓漢簡

(50)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鳳凰山10號墓漢簡

(51)馬王堆漢墓帛書——馬王堆帛書

馬王堆3號漢墓竹簡·遣策——馬王堆3號墓漢簡·遣策

(52)馬王堆1號漢墓竹簡——馬王堆1號墓漢簡

(53)鳳凰山168號漢墓竹牘、衡杆——鳳凰山168號墓漢牘/衡杆

(54)鳳凰山167號漢墓木簡、木楬——鳳凰山167號墓漢簡

(55)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木牘、木簡、封檢——羅泊灣漢簡

(56)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阜陽漢簡

(57)連雲港花果山竹木簡牘——花果山漢簡

(58)張家山漢墓竹簡——張家山漢簡

(59)邗江漢墓簡牘——邗江漢簡

(60)漢長安城未央宫木簡——未央宫漢簡

(61)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木楬——平山漢楬

(62)江蘇揚州胥浦101號漢墓竹簡、木牘、封檢——胥浦漢簡

(63)連雲港錦屏山陶灣漢墓出土木牘——陶灣漢牘

(64)張家界古人堤遺址簡牘——古人堤漢簡

(65)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清水溝漢簡

(66)高臺漢墓木牘——高臺漢牘

(67)敦煌懸泉漢代簡牘——懸泉漢簡

(68)蕭家草場漢墓竹簡——蕭家草場漢簡

(69)尹灣漢墓簡牘——尹灣漢簡

(70)額濟納漢簡

(71)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孔家坡漢簡

(72)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東牌樓漢簡

(73)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漢簡部分)——港大漢簡

(74)鳳凰山169號漢墓竹簡——鳳凰山169號墓漢簡

(75)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北大漢簡

四 吴晉簡

(76)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紀年簡——走馬樓吴簡

(77)散見吴晉簡:

江西南昌東吴高榮墓木刺、木牘——南昌吴簡

湖北鄂城水泥廠1號吴墓木刺——鄂城吴刺

江西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1號晉墓木刺、木牘——南昌晉簡

甘肅武威旱灘坡19號晉墓木牘——旱灘坡晉牘

甘肅高臺常封晉墓木牘——高臺晉牘

南昌火車站晉墓出土木牘——南昌火車站晉牘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晉代“松人”解除木牘——港大晉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