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由於傳世的先秦兩漢吴晉文獻基本上都是書籍，缺乏文書文獻，故很難真實反映當時的量詞及稱數法面貌，而簡帛中不光有大量文書，而且有極其豐富的必須使用稱數法的簿籍類文獻，故本書以簡帛爲量詞及稱數法研究的材料，自然可以科學地反映所在時代量詞及稱數法的客觀面貌，對漢語量詞史特别是先秦兩漢量詞史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從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出土簡牘到現在，簡牘帛書一直在陸續出土。特别是二十世紀以來，大量簡牘帛書的問世爲漢語史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極富真實性的語言材料。其中大量的賬簿、遣策類文獻材料中數量詞特别豐富，對漢語量詞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對先秦兩漢吴晉漢語量詞斷代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意義。本書是首次對已公佈的所有近百批戰國秦漢魏晉簡帛文獻中的數量詞情況進行全面的窮盡性的系統整理研究。在研究中，我們努力將簡帛置於甲金、碑刻、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等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視野下，努力發掘簡帛所反映的量詞及稱數法的内在規律。全書共七章和三個附録。
第一章緒論。對已公佈的全部簡帛文獻，按出土地、出土時間，分楚簡帛、秦簡、兩漢簡帛和吴晉簡四大類，簡介其出土情況、成書時代及本書所據材料之版本；回顧百年來古漢語量詞研究的歷史；根據簡帛量詞的實際使用情況對量詞進行界定。
第二至四章爲簡帛量詞研究。對簡帛文獻中的量詞進行全面整理研究。首先是研究自然單位量詞，下分個體單位量詞和集體單位量詞，個體單位量詞分十九組進行研究，集體單位量詞分十二組進行研究。然後是研究借用單位量詞和制度單位量詞，借用單位量詞分六組進行研究，制度單位量詞分度量衡單位、面積單位、貨幣單位三類進行研究。接着是研究動量詞，分兩組進行研究。最後附“簡帛量詞呈現總表”，分“簡帛物量詞呈現總表”和“簡帛動量詞呈現總表”，通過這兩個表，可概覽簡帛量詞的全貌。對量詞在簡帛文獻中的使用情況，逐一進行研究，並貫徹“二重證據法”，結合傳世文獻中量詞的使用情況，儘量對每一個量詞的來源、發展作共時和歷時的綜合分析，努力抽繹出簡帛量詞發展的特點。並且，在分析每一個量詞時，儘量從詞法特徵、組合能力等語法功能方面進行探究，並注重使用甲骨文、金文量詞材料和後時的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等出土材料以及傳世文獻材料來論其源流。簡帛文獻所見量詞總計一百九十個：其中物量詞一百八十二個，物量詞中自然單位量詞九十七個(這是其語法化程度最高的量詞)，借用單位量詞四十個，制度單位量詞四十五個；動量詞剛剛萌芽，僅有八個。另有待考量詞三十九個。簡帛量詞的數量及其使用頻率均遠遠超過了甲骨文、金文，乃至同時代的傳世文獻。
第五章簡帛量詞的特徵及其歷時發展研究。首先從量詞本身的語法特徵及數量結構的語法特徵兩個方面對簡帛量詞的特徵進行了考察，然後從歷時的角度，考察了簡帛量詞及其稱數法的發展。就簡帛量詞的語法特徵而言，從句法上看，簡帛量詞組合能力較强，可以同數詞、形容詞、疑問代詞等結合使用，但以同數詞結合爲主，其他組合方式用例還很罕見；其次，簡帛量詞在句子中，主要充當定語、狀語、主語、謂語等句法成分，作狀語、主語和謂語，是量詞發展不成熟時候的一種特殊用法。從詞法上看，簡帛量詞主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由量詞構成的複合詞的産生，二是詞綴化構詞法的初步形成。數量結構同形容短語結合時，形容詞衹能放在數詞之後、量詞之前；數量結構可同表示估量的副詞組合。從簡帛數量結構的句法功能看，數詞無論是同物量詞還是同動量詞組成的數量結構，其句法功能在簡帛文獻中都獲得了長足發展，但與魏晉六朝以後漢語相比，顯然還未完全成熟。就量詞的歷時發展來説，同寫成於商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相比，簡帛量詞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同後世尤其是同現代漢語量詞系統相比較，這一時期的量詞系統還没有完全成熟，體現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量詞系統趨於完善，二是量詞數量突飛猛進，三是量詞使用頻率的增加並逐漸成爲一種規範，後者主要表現在量詞使用的進一步分工明確、量詞語法化進一步發展兩個方面。簡帛量詞系統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動量詞在簡帛文獻中還不多見，語法化程度還很低，與後世相比仍處於萌芽階段；物量詞系統在簡帛文獻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從物量詞的語法化、從量詞的使用範圍，以及從量詞的語法特徵和詞法特徵來看，同後世相比仍然未臻完善。與同時代傳世文獻量詞相比來看，簡帛量詞系統具有以下特點：數量上簡帛文獻所見量詞多於同時代之傳世文獻，使用頻率上簡帛文獻量詞使用頻率遠遠高於同時代傳世文獻。本章最後分析指出：簡帛簿籍類文獻中量詞的用與不用大致可以分爲三種情況：一是全部不用量詞的，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二是全用量詞，這種情況更爲罕見；三是在同一簿籍中既有用量詞的、也有不用量詞的，兩漢簡帛最爲常見，這一情況反映出兩漢仍是量詞走向成熟的過渡時期。到吴晉簿籍類文獻中，量詞的使用就成爲必不可少的了。簡帛量詞發展存在地域差異性，這從量詞的數量和使用及稱數法上都可得到反映。
第六章簡帛數詞和稱數法研究。對與量詞關係密切的數詞在簡帛中的使用情況進行整理研究，並對數詞同量詞、名詞在句子中配合的各種情況進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數詞中整數帶零數的情況下，連接成分“又(有)”在楚簡中仍多有保留，戰國中期以後纔逐漸少用，但秦簡則未見，説明以前從傳世文獻數詞研究得出的連接成分在春秋戰國之際便少用的觀點，當予修正；其二，漢語“數·量·名”結構早在楚簡就已經出現，而且其中的量詞多爲自然單位量詞，而秦簡用例罕見，漢承秦制，漢簡帛中也不多見，説明以前從傳世文獻得出的“數·量·名”結構在先秦時期其量詞衹限於借用量詞或度量衡量詞的結論，也當予修正；其三，量詞的使用在漢簡帛中已經非常普遍，通過對幾十批漢簡帛稱數法的分類統計發現，漢簡帛量詞的用與不用平分秋色，而在賬簿、遣策類文獻中量詞的使用在稱數法中無疑已經佔據絶對優勢，這也是以前傳世文獻量詞研究所未發現的。此外，早期漢語稱數法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這在簡帛中有清晰的反映，這也是以前傳世文獻量詞研究所未發現的。以上研究，都修正了以前從傳世文獻數詞和稱數法研究中得出的結論。
第七章簡帛量詞在構建量詞發展史上的價值研究。以上幾章實際上已論及簡帛量詞在漢語量詞發展史上的價值，本章另外着重從“增補量詞新成員”、“訂補量詞釋義”、“補缺量詞用例”、“提前量詞初始例”四個方面論述了簡帛量詞在構建漢語量詞發展史上的價值。簡帛文獻所見一百九十個量詞中，有近四成改寫了原來從傳世文獻研究中得出的結論。例如：“真”、“立”、“資”等二十個量詞是我們原來未曾知曉的量詞新成員(含新用法)；“大斗”、“小斗”、“布”等十個量詞，是應當修正其傳統訓釋的；“笿”、“絜”、“
”等五個量詞，以前僅僅見於傳統辭書記載，而在簡帛文獻中發現了用例；“艘”、“口”、“騎”、“所”、“裁”、“卷”等三十九個量詞，是目前所見最早用例，提前了其初始用例。
總之，本書研究簡帛量詞所取得的有價值的結論主要如下：
簡帛文獻所見量詞凡一百九十個，量詞的數量及其使用頻率均遠遠超過了同時代傳世文獻。早在兩漢時期量詞的使用，尤其是在簡帛賬簿等文獻中，已經逐步成爲一種規範。
一百九十個簡帛量詞中，有近四成(七十四個)改寫了原來從傳世文獻研究中得出的結論。
漢語“數·量·名”結構産生的時代，從簡帛文獻看早在戰國就産生了，楚簡用例較多，大大提前了以前從傳世文獻量詞研究中得出的結論。
早期漢語數量詞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這在簡帛文獻中有清楚的反映，這也是以前傳世文獻量詞研究所未發現的。
漢語及漢藏語系量詞起源的問題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但一直未取得公認的結論，我們在簡帛量詞材料的基礎上，結合甲金文等早期出土文獻量詞材料，以及傳世文獻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量詞材料，跳出漢語圈子，站在世界語言的高度對漢語量詞起源進行了考察，得出漢語雙音化的發展是漢語量詞起源的根本原因這一結論。
以上均改寫了先秦兩漢魏晉量詞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本書末有三個附録。
附録一：《從簡帛文獻及其他民族語言看漢語量詞系統的建立及其動因》。從雙音化趨勢與量詞發展歷程的一致性、雙音化與量詞的發達程度、泛指量詞的語法化三個方面論證雙音化趨勢是漢語量詞語法化的動因。
附録二：《泛指性量詞“枚/個”的興替及其動因——以出土文獻爲新材料》。着重論述在漢語量詞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泛指性量詞“枚/個”的興替及其動因。
附録三：《‹兩漢時代的量詞›補正》。是對在漢語量詞史研究方面影響較大的黄盛璋先生《兩漢時代的量詞》的訂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