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怀念朱家溍先生

2016年9月29日，是朱家溍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忌日。

多年来，我始终称他为季黄老伯

朱家溍先生是我的长辈。

最近这些年有很多文章都提到我和朱先生是忘年交，这是我绝对不敢承当的。我从1985年接触朱先生，到他去世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无论问学、求教，我都是执晚辈弟子礼，朱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师长。

朱家和赵家虽然彼此很了解，但是我父亲和朱先生只是认识，却没有什么交往，和朱家溍先生的交往是从我这儿开始。

我第一次知道朱家溍这个名字是在1981年，从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上看到了这个名字，第三集是“文革”以后才出版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基本上是梅兰芳口述，他的朋友兼秘书许姬传先生做的记录。

“文革”前，《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先后有平明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三个版本，中国戏剧出版社是1961年出的。那个时候关于戏曲的书非常少，而我从小是个戏迷，所以《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我经常翻阅的书。再次重印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时隔二十年，这次加上了第三集，第三集的扉页上印着“梅兰芳述，许姬传、朱家溍记”。

当时我不了解朱先生，就向我父亲了解朱先生的情况。父亲对朱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对我讲了朱家的家世。后来我在拜访许姬传先生的时候，也听许先生讲了当年他们一起整理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一些情况。

说到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的发起人应该是黄裳先生，时间是在1950年。当时黄裳还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记者，这本书的问世，他功不可没，是他最早找的梅先生，希望能为他的舞台生活做一本文字记录。

1985年，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

那时我已从医院调到出版社工作，起因是出版社想筹办《收藏家》杂志，由我起草出版规划。我便开列了一个应该去拜访的学人名单，其中就包括朱家溍先生。此后，从我第一次去板厂胡同拜访他，一直到2003年9月他去世，一直没有间断和朱先生的来往。

朱先生对我的家世也是非常了解的，当时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还在，她比朱先生更为了解我的家世。因为她小的时候就在北兵马司我的曾伯祖赵尔巽那个大宅子里玩，她比我的叔祖父赵世辉小几岁，接触很多。因此我一去，她就必提我的叔祖父。

后来我负责《燕都》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也向朱先生约过很多稿子。开始，我们谈的内容多缘于工作，经常谈的是北京的旧事，包括北京的住房格局等。他一直不太赞成四合院的提法，他认为应该叫四合房。四合院不能概括北京所有的民居，对于一些大宅门的房子，朱先生认为应该叫第宅。朱先生为此写了文章在《燕都》上刊登，题目叫“旧京第宅”，分上下两期载完。

后来慢慢地，聊的越来越多，主要是戏曲，还涉及文物、收藏、旧时掌故、书画等等。

朱先生字季黄，因为是世交，多年以来在书信中我都称他为季黄老伯，他称我为赵珩世兄，这是我们两人书信往还中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