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鄭逸梅友朋書札手跡》（以下簡稱《友朋書札》）終於要在鄭逸梅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之際問世了，編者鄭有慧女史早就要我爲這部精彩的大書寫幾句話，我不自量力答應了下來，却因忙於各種雜事，遲遲未能動筆。日前竟然奇跡般地從一堆舊資料中檢出兩通鄭先生一九八〇年代初給我的書札。鄭先生一九九二年以九十七歲高齡謝世後，我寫過兩篇紀念文字，即《人淡似菊品逸於梅——追念鄭逸梅先生》和《我所認識的鄭逸梅先生》
，却均未述及。它們的出現，一下子勾起了我對鄭先生的感激之情。
鄭先生第一封信是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二日寫的，我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由《文匯報》轉來，敬悉一是。
程瞻廬，江蘇吴縣人，字觀欽，卒於一九四三年。名棪，别署望雲居主。生年不詳。著作有：《雨中花》、《眾醉獨醒》、《東風吹夢記》、《寫真箱》、《茶寮小史》、《新舊家庭》、《唐祝文周四傑傳》、《蔡蕙彈詞》、《藕絲緣彈詞》、《明月珠彈詞》等。星社社員。所知如此而已。此頌大綏！
鄭逸梅病腕二十二日
第二封信寫於一年之後的二月十一日，也是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敬悉。承詢壁山閣及二明先生，均不知，無以奉告，爲歉。
恨水作品，奉上目録，未知有用否？匆復。敬頌春祺！
逸梅白
兩通書札都是打擾鄭先生，向鄭先生請教。爲什麼會向他提出這些問題？我已記不真切了。只記得第一封信請他提供小説家程瞻廬簡歷，是爲注釋魯迅書信之需。我當時參與魯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書信的注釋工作，魯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函母親，報告爲其代購程瞻廬、張恨水小説的情况，程瞻廬其人應該出注。但當時關於舊派文學家的資料十分匱乏，程瞻廬生平一時無從查起，我就想到了鄭先生，寫信向他求助。鄭先生不愧文史掌故大家，有求必應。一九八一年版和二〇〇五年版《魯迅全集》書信卷對程瞻廬的注釋，就幾乎照搬了鄭先生這封信，可見鄭先生對我這個後學的幫助之大。
鄭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有詩云：‘掌故羅胸得幾人？並時鄭陸兩嶙峋。’他博聞强記，著作等身，在南社研究、鴛鴦蝴蝶派研究、舊派文學研究、近現代報刊研究等眾多領域裏卓有建樹，還寫過短篇小説，編過電影劇本，主持過報刊筆政，而隨筆小品和補白創作更是獨領風騷，享有‘無白不鄭補’和‘補白大王’的美譽，影響遍及海内外。
鄭先生又富收藏，舉凡書札、箋紙、扇頁、畫幅、書法、書册、竹刻、墨錠、硯石、印拓、柬帖、名片、照片、稀幣、銅瓷、玉器等等，他均有所涉獵。尤其是書札，他‘沉浸其中數十年’，鋭意窮搜，潛心集藏，終於蔚爲大觀。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回憶的：
我所集的，以明代王陽明的書札爲最早，他如王鏊、王百穀、王雅宜、王季重、李日華、楊維斗、文徵明、文三橋、文震孟、黄道周、黄姬水、顧苓、屠龍、陳元素、祁豸佳、周天球，以及清代的王漁洋、蔣士銓、袁子才、沈歸愚、歸懋儀、宋芷灣、陸隴其、林則徐、杭思駿、陳元龍、鄧一桂，又金石僧六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撰《兩般秋雨盦隨筆》的梁紹壬，《孽海花》説部的主人公洪文卿狀元，人境廬主黄公度，《馬氏文通》作者馬建忠，著《段氏説文》的段玉裁，桐城派後勁吴汝綸，慷慨就義的譚嗣同等不下數百家……
令人痛惜的是，這麼多珍貴的書札‘均失諸浩劫中’，鄭先生晚年多次在文中提及，‘爲之惋惜不置’。改革開放以後，鄭先生不顧年邁，仍對蒐集書札情有獨鍾。他不斷有新的斬獲，友朋也時有饋贈，以至書札收藏又頗具規模，還出版了《鄭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書。鄭先生駕鶴西去不久，我曾陪同香港收藏家方寬烈先生拜訪鄭汝德先生，觀賞過鄭先生晚年的幾大册書札集藏本，名家薈萃，歎爲觀止。萬没想到的是，我八十年代初寫給他的一二通書札竟然也在其中，實在令我吃驚不小。這就顯示鄭先生搜集書札，不只看重寫信人的名氣，也注意到書札的内容。
更爲難得的是，鄭先生不僅是屈指可數的書札收藏家，也是見解獨到的書札研究家。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結合自己的豐富收藏撰寫了一部系統討論書札的《尺牘叢話》，舉凡尺牘之名的由來、書寫、信箋、稱呼、分類、格式、問候用語、郵筒、封套等，以及名家尺牘的傳承、蒐集、裝裱和收藏等，旁徵博引，均有所論列，引人入勝。到了晚年，鄭先生又不止一次回顧自己收藏書札的經歷，對收藏書札的價值和意義有所闡發。單就我所讀到的，就有《書札的集藏》、《我的集藏癖》、《名人書札一束》、《幾通小説家的書札》、《人物和集藏·書札》、《人物和集藏·補遺二、三》、《我與文史掌故·集札》諸篇。鄭先生强調：
小小尺牘，可以即小見大，舉凡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種種現實情况，直接和間接，不難看到，那麼積累起來，便是可珍可貴的史料，甚至官書上有所忌諱不登載的，却在尺牘中找到一鱗半爪，作追探史實的綫索。即談一事一物，似乎無關宏旨，但當時的習俗風尚、物價市面，也可作今昔的對照。且尺牘僅限於彼此二人的交往，不板起面孔説話，有的很風趣，給人以生動新鮮的感覺。還有私人的秘密，當時是不容第三者知道的。况其中有寫得很好的書法，顏柳風骨，蘇黄精神，很自然地在疏疏朗朗八行箋中表現出來，也有洋洋灑灑叙事説理很充沛透徹的，或寥寥數句，意境超逸，仿佛倪雲林畫簡筆的山水，兀是令人神往，在藝術方面自有它一定的價值。
這段話充分説明鄭先生對收藏書札有着清醒而又較爲全面的認識，也應該作爲我們研讀這部《友朋書札》的一把鑰匙。
《友朋書札》所收並非鄭先生在改革開放後重新蒐集的歷代名家書札，而是他精心保存的各界友好寫給他的長短書札，寫信人總共一百六十餘位之多，每位一至數通不等（爲了展示鄭先生書札收藏的多樣性，書末附録董其昌、查士標以降，至陳三立、張元濟等十四位明清民初文史大家的墨寶）。這些寫信人中，有文學家、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出版家、畫家、書法家、篆刻家、書畫鑒定家、收藏家、版本目録學家、古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報人、電影編劇、建築學家、集郵家、象棋名手、電影明星……文學家中，又可分爲古典文學研究家、舊派文學家、新文學家等；畫家中，又可分爲國畫家、油畫家、漫畫家等。而寫信人的出生年齡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止。凡此種種，足見鄭先生在文壇藝苑寫作時間之長，名聲之大，交游之廣，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也。
研讀這麼一大批前賢名宿的書札手澤，當然可以從各個角度進入，欣賞寫信人各具風格的精美書法是一途，領略寫信人或文或白的文字表達是一途，體會寫信人與收信人互通音問的文人情誼又是一途，思考寫信人與收信人切磋探討的文史學問也是一途。總之，切入口很多，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進入，都會有所啟發，有所獲得。不過，我選擇另一個角度，即從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視角，特别是對這些書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的寫信人和收信人當時的寫作和日常生活狀况、寫信人和收信人當時如何相濡以沫等方面作些考察。
鄭先生是文學圈中人，不難想見，《友朋書札》的寫信人中，最多的也是文學圈中人，據我粗略統計，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舊派文學翹楚李涵秋、包天笑、程瞻廬、許嘯天、徐枕亞、程小青、范烟橋、平襟亞、周瘦鵑、張恨水等，有新文學代表人物葉聖陶、俞平伯、趙景深、孫大雨、施蟄存、錢君匋、柯靈、唐弢、端木蕻良等。還有介於新、舊文學之間的重要作家，如陳蝶衣、秦瘦鷗、周鍊霞等。比較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對新文學家各方面的瞭解不能算少，然而，對舊派文學家各方面的瞭解，實在是少之又少，這當然是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缺陷。他們當年大都在中國文壇上活躍一時，一九四九年以後尚健在者，或相繼淡出文壇，或先後遠走海外。《友朋書札》正好提供了大量鄭先生與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書信往還的實證和綫索，填補了舊派文學乃至整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空白，竊以爲這是《友朋書札》眾多文史價值中最值得注意的。
不妨舉幾個例。《友朋書札》中有一通張恨水向鄭先生約稿短札，使用的是‘立報館用箋’，未署寫信時間。張恨水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主編新創刊的上海《立報》副刊《花果山》，與謝六逸主編的該報另一副刊《言林》形成舊派文學和新文學競争之勢。而此函中正有‘《花果山》頗需要戲劇界消息，如蒙惠稿，當儘先發表也’等語，據此可知張恨水此函應寫於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這一時期張恨水書札存世甚少，此函很難得。除此之外，李涵秋收到鄭先生投稿《小説時報》後的回復，徐碧波書札中所説的鄭先生爲其《流水集》作序，金松岑、許嘯天、馬公愚等書札中提及的一九四〇年代後期鄭先生編《永安月刊》事，均於研究鄭先生前期文字生涯不無裨益。
紫羅蘭庵主人周瘦鵑致鄭先生書札更必須一説。這是一通鋼筆函，不長，照録如下：
逸梅兄：
久不見，長相思，危疑震撼中輒復繫念海上諸故人不已。兹决於日内來滬一行，藉傾積愫，請代約慕琹、澹安、碧波、明霞四兄於廿七日上午九時半仝赴禹鐘兄處晤談，如有可能，即於午刻同出聚餐。吾兄以爲如何？餘容面罄。此頌時祺
弟周國賢上言九月廿二日燈下
不必賜復。
對這封信，鄭先生後來在相關文字中數次提及，還專門寫了一篇《最後的一次宴會》。他在文中這樣回憶：
他（指周瘦鵑）晚年築紫羅蘭庵於蘇州，被四凶迫害，即在他家園中投井而死，他在臨死之前，曾偷偷地投寄一信給我，這信我保存着，作爲永久之紀念……我接到這信，就分别通知了丁慕琴、陸澹安、徐碧波、吴明霞及沈禹鐘，届時均踐約來到江灣路虹口公園相近的沈家，相互握手，未免悲歡交集。他説：‘鬱悶了多時，今天才得舒了一口氣。這兒幾位老友，多麼熱忱，多麼懇摯，真夠得上交情。在蘇州的幾位，平素是時相往還的，現在却漠然若不相識了。那范烟橋受屈逝世，往吊的，只有我一個人，人情淡薄得如此，能不令人興歎。’實則不是這樣一回事，原來在凶焰囂張中，當地人誰敢有所活動，彼此交談，是要遭麻煩的，瘦鵑涉想，未免太天真了。
我們幾個人，除禹鐘患氣喘，杜門不出外，其餘都赴四川北路海寧路口開福飯店，肴核雜呈，觥籌交錯，吃得比什麼都有味，談得比什麼都有勁。瘦鵑生平有四大快事，他認爲這次是四快之外的一快。席散，瘦鵑還要去訪嚴獨鶴，我們送到他上車，豈料這次一别，也就是人天永隔了。
這段充滿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讀，都不勝唏嘘。周瘦鵑的大名自不必説，丁悚、陸澹安、徐碧波、吴明霞、沈禹鐘和鄭先生，還有周瘦鵑午宴後去拜訪的嚴獨鶴等位，都在各自的領域裏學識淵博，成就斐然，當時大都已届古稀，本應吟詩作文，安度晚年，誰知‘文革’驟起，均難逃不同程度横遭衝擊的厄運。周瘦鵑此次冒險滬上之行，是這批文壇老友的最後一次相聚了。
由於此函無寫作年份，鄭先生晚年回憶也稍有出入，應略作考訂。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正式爆發，‘横掃一切牛鬼蛇神’，八月周瘦鵑就被抄家。兩年後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住宅花園含冤而逝。因此，周瘦鵑‘九月廿二日燈下’所寫的這通書札，不是寫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就是寫於次年九月廿二日，兩者必居其一。又因鄭先生回憶中明確寫到周瘦鵑見面時提及參加了范烟橋的吊唁儀式，范烟橋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受屈去世，那麼此信無疑應寫於范烟橋去世之後，也即寫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二日。這次令人感歎的聚會離周瘦鵑棄世還有十一個月。
真該感謝鄭先生珍藏了周瘦鵑這通可能是最後寫給文壇老友的遺札，讓我們後人得以知道當年有過這麼一次小小的聚會。在我看來，這次聚會不僅僅是叙舊，更不啻這幾位處於‘危疑震撼’狀態下的老一輩文化人對‘文革’的一次無聲的抗議。而今，這次聚會的參加者已先後作古，他們筆耕一生的貢獻也都得到了肯定，但這個時間、這次聚會却是不應該忘記的，《周瘦鵑年譜》理應補上一筆，將來編訂《鄭逸梅年譜》也不應遺漏。
關於周瘦鵑，還有包天笑寄自香港的一函可以叙説。此函落款日期‘二月廿一日’，無年份。但從信中包天笑向鄭先生詢問周瘦鵑死因，和包天笑卒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兩點，可推知此函當寫於周瘦鵑殁後至一九七三年之間，而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的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或七三年二月廿一日最有可能。包天笑信中有專門一段談周瘦鵑：
紫羅蘭在北京，當然是一位老太太了，而瘦鵑則已逝世，思之可哀。我前此屢詢兄瘦鵑何病，未蒙答覆，因此間謡傳鵑以花園被毀，乃致自戕，兄或不知鵑以何病而逝，是否自戕，望示我爲盼。
包天笑比周瘦鵑年長十九歲，但同爲舊派文學重量級作家。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國‘文藝界同人’發表《爲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這是當時新舊兩派和不同文學主張的作家首次聯名發表對時局的看法，包天笑和周瘦鵑，與魯迅、郭沫若、巴金、林語堂等共同署名。可見他倆的代表性已得到新舊文學界的公認。因此，自稱‘海隅一老’的包天笑對周瘦鵑之死深表關切，向鄭先生‘屢詢’周之死因，也就理所當然。包天笑在這段開頭提到的‘紫羅蘭’，指周吟萍，英文名Violet （紫羅蘭）。她年輕時與周瘦鵑熱戀而未終成眷屬，周瘦鵑從此念念不忘，筆名、齋名均命名紫羅蘭庵，‘往年所有的作品中，不論是散文、小説或詩詞，幾乎有一半兒都嵌着紫羅蘭的影子’，連主編的雜誌也命名《紫羅蘭》，乃至觸發舊派文學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紫羅蘭現象’。想必鄭先生函告包天笑‘紫羅蘭在北京’，遂引起他一番感慨。鄭先生真是消息靈通，紫羅蘭也即周吟萍，是我外公之妹，‘文革’前確由滬移居北京。關於她的生平和晚年生活情形，家父撰有《我所知道的周吟萍》一文，介紹甚詳。
不僅舊派文學界，鄭先生與新文學界也交往甚多。葉聖陶是鄭先生小學時同學，雖文學追求之路不同，却一直保持同窗之誼，《友朋書札》收入的四通葉聖陶書札即爲一個明證。這四通書札應均作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第一通署‘七月二日下午’，信中謂‘公撰南社之稿，近想已完成’，查鄭先生之《南社叢談》之‘前言’於‘建國三十周年國慶’殺青，聯繫起來分析，此信很可能寫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信中寫到他們兩位的另一位小學同學、大畫家吴湖帆，葉聖陶讀鄭先生‘二篇叙湖帆’,‘忽念湖帆不已’，憶及所藏吴湖帆畫作‘頻年遷徙，均已亡失’，後從‘市上買來山水一幅’，却又被‘其弟子名鑒家徐邦達’定爲‘僞品’，真是一件既有趣又遺憾的文壇軼事。而最後一通署‘六月六日上午’，附有題簽‘藝林散葉’。鄭先生代表作《藝林散葉》初集出版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由此也可推測此函寫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的可能性較大。
趙景深致鄭先生二函也值得注意。趙景深長期主持北新書局編務，所藏新文學名家書札甚豐，他寫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一日的第一通毛筆書札，就談及鄭先生借閲劉半農、王統照書札事。此函又透露他正編集《達夫全集》，煩請鄭先生向平襟亞録副其所藏達夫書札，這與趙景深晚年作《郁達夫回憶録》所述是吻合的。而寫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二通鋼筆函則提供了另一件鮮爲人知的文壇軼事。趙景深是函邀請鄭先生參加在他寓所舉行的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注釋討論會，據信中所述，與會者還有正在滬的謝國楨和方詩銘、徐扶明、陳汝衡、魏紹昌諸家，可以想見，這是十年浩劫剛剛結束，海上古典小説研究界的一次難得的學術聚會。鄭先生應該與會吧？原來他還爲《魯迅全集》注釋出過這樣的力，這是我們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
趙景深此函中提到的陳汝衡，很巧，《友朋書札》也收有一通他致鄭先生書札，頗有意思。此信落款‘12.16’，信中提到鄭先生即將完稿的《南社叢談》，又提到他自己剛‘在京參加文代會’，第四届全國文代會一九七九年十月召開，據此可以推斷此信寫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陳汝衡在此信中充分肯定鄭先生‘致力古文寫作，功力殊深，文字雅潔’，並對‘今人擅此者已寥若晨星，青年學子恐不能讀矣’深表憂慮。而在信末，他再次態度鮮明地指出：在文代會上，‘曾晤及不少文藝界人士，但絶大多數人寫白話文和詩，商量國學者絶少。數十年間（五四之後）變化何劇’。陳汝衡對新文學界的這個批評，尖鋭而中肯，三十六年後的今天讀之，仍感振聾發聵，值得深長思之。
還有一通現代文學史家唐弢致鄭先生書札，也十分有趣。唐弢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三日致鄭先生函，專爲《留東外史》一書有否嘲諷周作人而向他請教：
兹有一事奉詢：鄭西諦（振鐸）在世時，有一次曾告我平江不肖生著《留東外史》中，有嘲諷周作人之處（指在日本生活），當時未予考查。近讀向氏此書，實自辛亥革命後寫起，其時周作人已回國（或即回國）；此外《豔史》、《新史》也並無痕跡，頗感惶惑。先生熟於掌故，以此上問，想必有以教我。
由此可進一步證實鄭先生‘熟於掌故’名聲遠播，連熟於新文壇掌故的唐弢也特地致函‘上問’。不知鄭先生是怎麼回答的。周作
人確實於一九一一年秋結束留日回國，他在故鄉紹興與魯迅一起迎来辛亥革命爆發，鄭振鐸所説很可能是誤記或誤傳吧？
《友朋書札》還收録了高伯雨、陳蝶衣等報告當時香港文壇信息的海外來鴻，收録了大量改革開放之後，各界飽學之士問候鄭先生起居、祝賀鄭先生壽辰和與鄭先生論學的各類書札，不少真摯的詞句令人感動，許多生動的細節也頗堪玩味。限於篇幅，我就不再展開討論了。《友朋書札》内容如此豐富多彩，我其實只是嘗鼎一臠而已。
鄭先生曾援引明張岱‘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句爲自己的集札癖解嘲，但從《友朋書札》分明可以窺見鄭先生珍重故人書札的厚誼，也可窺見那些老一輩作家、學人和藝術家對鄭先生的尺素深情。這麼一大批書札，哪怕一封信只有寥寥數字，也是二十世紀那些風雲變幻的年代裏鄭先生及其友人生活、寫作和交往的真實記録，而他們之間藉以展現的爲人爲學之道更是充滿這些長短書札的字裏行間。鄭先生已經遠去了，《鄭逸梅友朋書札手跡》是他留下的一筆别致而又寶貴的文化遺產，有志向學的後來者理應什襲珍藏，認真研讀，一定會有更多的新的發現。
乙未新正於海上梅川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