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

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反而直到建国20多年后才有京师名号。在熟悉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制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北亚民族政权，要理解这段历史也许并不困难。

生女真建立的国家政权，有一个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建国之初，女真国家的政治中心与我们心目中的“国都”存在着很大距离。那么，在熙宗天眷元年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前，当时的金朝都城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虽然金朝史官对此讳莫如深，但在宋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亲见亲历者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张汇《金虏节要》曰：

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虏主完颜晟（按即太宗）常浴于河、牧于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粘罕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后妃躬侍饮食。[40]

张汇自靖康之变后淹留北方，“陷金十五年”，[41]绍兴十年才回到南宋，他的特殊阅历令他的上述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金虏节要》的这段文字绘声绘色地刻画了金初女真君臣的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国家”概念及“国都”真相。至于金初的“朝廷”，宣和二年（1120）出使女真的宋人马扩曾经亲眼见识过：“阿骨打与其妻大夫人者，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也。南使勿笑。’”[42]当时还没有乾元殿，女真人的“朝廷”就是这个样子，这与张汇笔下乾元殿的情景可谓相映成趣。

张棣《金虏图经》“京邑”条，对金初的上京会宁府专门做过这样一番描述：

金虏有国之初，都上京，府曰会宁，地名金源。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遝，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限。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于殿之侧。主之出朝也，威仪体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讼未决者，多拦驾以诉之，其朴野如此。至（完颜）亶始有内庭之禁，大率亦阔略。

其“仪卫”条亦云：

金虏建国之初，其仪制卫从止类中州之守令。在内庭，间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袜履，赤足践之，其淳朴如此。（完颜）亶立，始设护卫将军、寝宫小底、拏手伞子。迨赴燕，始乘车辂，衮冕、仪从颇整肃。[43]

《金虏图经》一书在宋人著录中或作《金国志》，《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云：“《金国志》二卷，承奉郎张棣撰。淳熙中归明人，记金国事颇详。”既称“淳熙中归明人”，表明作者出身于辽朝“汉儿”，淳熙间叛金投宋；入宋后授承奉郎，可知是一位读书人。据笔者考证，张棣之入宋是金世宗大定末年的事情。[44]金朝初年的历史虽非他亲身经历，但作为一位金朝士人，他的记载想必有可靠的文献依据。熙宗天眷元年以前的金朝国都，正是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朴野和简陋。

前面说过，天会三年建造的乾元殿是金上京会宁府最早的宫室建筑。其实，终太宗一朝，它也是上京惟一的宫室建筑。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三年为太皇太后纥石烈氏建造的庆元宫，是见于《金史》记载的第二座宫室。[45]直到天眷元年，才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宫室建设。是年四月丁卯，“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十二月癸亥，“新宫成”。[46]此举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建立新的京师制度，会宁府建号上京就是这年八月的事情。

女真人的“国都”，在建国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京师名号，甚至连会宁府的州府名称也很可能是晚至熙宗天眷元年才有的。开国之初，这座都城就像宋人所描述的那么朴野，朴野得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对于刚刚走出部落联盟时代的女真人来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知道，金初将以会宁府为中心的生女真的发祥地称之为“内地”，《金史·地理志》说：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

而既没有京师名号、也没有州府名称的都城，当时被称之为“御寨”——这个称谓在宋代文献中屡见不一见。赵子砥《燕云录》说：“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国主所居之营也。”[47]赵子砥是宋代宗室，仕至鸿胪丞，靖康之变时随徽、钦二帝北迁，后于建炎二年八月遁归南宋，[48]《燕云录》一书记述的是他在金朝的所见所闻。又《云麓漫钞》卷八记有宋金驿程：“自东京至女真所谓‘御寨’行程：……七十里至乌龙馆，三十里至虏寨，号‘御寨’。”南宋归正人苗耀曾谈到完颜阿骨打之死，谓“以白矾、大盐醃归阿触胡（按：即按出虎）御寨葬之”。[49]还有一幅南宋地图也值得注意。苏州碑刻博物馆所藏《地理图》碑，上石年代为淳祐七年（1247），据考证，原图由黄裳作于绍熙二年（1191）。[50]有意思的是，该图把金上京标记为“御寨新京”。[51]黄裳《地理图》基本上是一幅宋朝地图，长城以北地区主要取材于宋人所绘辽金地图，其“御寨新京”的标记应当是照抄底图的文字。从这个地名来判断，它所依据的那幅底图，成图年代当在天眷元年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前。“御寨新京”被作为地名载入地图，说明“御寨”确是当时金朝都城的正式称谓，可能因为绘图者担心宋人不懂它的意思吧，故特意加上“新京”二字，以区别于辽朝旧都之上京，表明它是金朝国都。另外，在宋代文献中，“御寨”又称“皇帝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说：“阿骨打建号，曰皇帝寨。至亶，改曰会宁府，称上京。”《大金国志》亦有“皇帝寨”之称，当是抄自宋代文献。估计御寨是金人的自称，而皇帝寨可能是宋人的俗称。

金初为什么将京城称之为“寨”呢？这与女真人传统的村寨居处方式有关。女真建国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可以看到，宣和七年许亢宗出使金朝时，在到达黄龙府之前，每日行程一般是从某州至某州，而自三十三程进入金源内地之后，每日行程都是从某寨至某寨，说明在生女真的故地，此时还只有村寨而没有州县城镇。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的一国之都，仍具有村寨的遗风。前引张汇《金虏节要》，谓太宗时惟有一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宋人《呻吟语》也说：“乾元殿外四围栽柳，名曰‘御寨’。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52]以柳林为禁围，便是女真人村寨的特点。不仅皇帝有自己的“寨”，宰相、太子也有自己的“寨”，《大金国志》曰：“女真之初无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53]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女真人后来走上汉化道路之后，便对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百般讳饰。在元人以金朝实录为蓝本纂修的《金史》，以及其他金朝官方文献中，绝对看不到称上京为“御寨”或“皇帝寨”的说法。不过，在某些金人笔记里，还是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记载天会五年作者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宋高宗生母韦后等一行，从汴京前往金上京的行程，其中说到：是年五月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六月七日，“王令韦妃以下结束登车，成棣亦随入御寨”。[54]这是传世金朝文献中惟一一例金人自称上京为“御寨”的史料。另外，在金人可恭所著《宋俘记》一书中，屡屡出现“国相寨”和“皇子寨”的说法，[55]说明《大金国志》的上述记载也不是没有来由的。金朝实录对金初国都真相的讳饰，不只是删改“御寨”之类的说法而已。《金史》有“天辅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的记载，[56]有学者指出，“所谓‘宫城’者，是《金太祖实录》或元人修史时的追述之词。金代讳言太祖阿骨打称帝时之简陋，故而以‘宫城’来代替皇帝寨”。[57]在太祖时代，确实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宫城。太宗时代的所谓“宫城”，据许亢宗天会三年使金时所见：“近阙，……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58]可见虽有城垣，却也非常简陋。景爱先生认为，这个宫城是天会三年与乾元殿同时建成的，宫城之外，并未建筑外城垣，只是“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59]金朝史家的曲笔，终究无法掩盖金初“御寨”的真实面貌。

众所周知，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汉化王朝，但它对汉文明的接受毕竟有一个过程。太祖、太宗时代，金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族传统根深蒂固。不难想象，当时女真人对于汉文化传统中的京师制度还懵懂无知，完全不理解一国之都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建国多年之后，前朝旧都竟然仍被称为上京，而作为本国政治中心的金上京却长期没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姑且称之为“御寨”而已。

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转向汉化，是熙宗即位以后的事情。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都城制度等等；可以说，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仍予保留外，其他女真旧制大抵都被废弃，基本完成了从女真部族体制向中国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其中天眷元年的汉制改革被视为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一个标志，是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谓“天眷新制”。[60]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20余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61]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宣布“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此举意味着中原王朝政治传统的京师制度在金朝的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