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们很高兴，借由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与中国读者分享研究心得和相关认识。中国读者是我们最重要的表达对象。我们的著作本来就应该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而不是仅仅面向北美和欧洲的英文读者。我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帮助我们加强与中国学者及知识群体之间的联系，让现在或将来的中国读者在进行有关历史、哲学、道德、文化和权力的对话时注意到这本书。

我们两位作者中，田浩较为年长。自198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后，田浩就非常重视以中文出版作品。9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作问世，并编辑了系列丛书。苏费翔则年富力强，自2006年开始出版中文作品，并持续至今。

我们是“老外”，是“后学”，所以毋庸置疑，我们非常期待从中国朋友和读者那儿听到批评和反馈的声音。我们把这些对话视为从中国学者那儿获得教益的机会。这些反馈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或是为某些我们很自信的观点提供更有力的论据，使之得到更充分的阐述。

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旁观者的视角”也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观点供其参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来自异质文化或文明的观点，有助于拓宽自己的视野。美国人、欧洲人、中国人都易于将自身的历史与文明进程视为天然合理、合乎逻辑而又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的视角”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新的眼光来观察不同的历史如何形成，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如何思考，不仅会增进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认识，也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流行的做法是，要么将自身历史文化视为例外的、独特的，要么将其理解为普遍的、通用的。阅读采用“内”、“外”两种不同视角来书写的历史著作，也许能够避免上述两个极端。

我们也可能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并学会从多种视角出发寻求因应之道，以解决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道德、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其他问题。许多重要的挑战，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健康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和文化的畛域，需要我们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来应对。通过更深入地理解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了解其他文化中的人们对他们自身和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合作就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希望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能为这些重大的问题和宏大的目标略尽绵薄之力。

我们这部书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国际对话中的一部分。自2012年本书英文版问世以来，已有其他学者加入到“道学群体的传统”的研究中来，特别是有关朱熹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译本中我们不能对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新发现加以吸收或讨论，但我们仍希望我们的分析对中国学者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人的辛勤劳动。其中，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无疑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与努力。当肖教授表达翻译这部书的意向后，我们既感到惊喜，又心存感激。然而翻译之繁难超出预料。我们要向肖教授致以特别的谢意，在翻译英文原文之外，他还校对了引文注释中涉及的中文原始文献及外文二手文献。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涉及某些术语时），中译者和审校者还进行了补充研究。译者一丝不苟，努力做到忠实于原文。显然，这部中译本是成功的跨国合作的结果。我们两位原作者对中译本进行了审读，愿意对文中出现的任何错误负责。

回想起本书中译本问世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困难，肖永明教授为这一项目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更让我们深怀谢意。同时，对他参与此事的同事以及学生们，我们也表示由衷的感谢。他的一位学生蒋明参加了2017年5月在柏林自由大学举办的“东亚儒家书院研讨会”，田浩在那里与他讨论了某些脚注的格式处理问题。

本书的核心部分由苏费翔完成。2002年，苏费翔受洪堡基金会资助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用英文撰写本书的几个章节。在那一段时间里，苏费翔与田浩之间的切磋、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交流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费翔于2004年回到德国，并完成初稿，而书稿直到2012年付梓前还在做进一步的修改。

附录所收录的苏费翔的三篇论文与原书的论题部分重合，但要么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要么聚焦其中某一个关键的论点。同时，这些论文都与“道学群体研究”的最新动向有密切联系。特别要提到的是，这几篇论文都是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的产物。这些论文原本是用中文撰写的，根据编者建议收入本书。

田浩于2003—2004学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来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4年夏秋又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资助。正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他将北京大学视为自己在中国的第一个学术家园，在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一篇长文，最终成了本书的第四、五章。田浩这篇长文是用中文撰写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臧健教授热心地进行了修改。本书英文版的致谢部分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同事们以及他们在赤峰举办的那次国际会议的谢意，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田浩提交了他的中文论文。后来田浩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在台湾大学从事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第六章的内容是在2009年完成的。在英文版的致谢部分，田浩也表达了对台湾大学同仁们的谢忱。

邓小南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杜乐曾于2010年秋季学期上过田浩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后来对中译本第四、五章提出了某些补充建议。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张晓宇曾是田浩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指导的博士，他提供了第六章的中文翻译初稿。肖教授在最终完成这部面向更广泛中国读者的译著中，有些地方参考了他们的建议和译文。

附录中田浩的五篇文章的首篇是为一场特别的研讨会而作的。在那场研讨会中，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汉学家济济一堂，而田浩在文章中回顾了他的中国研究历程。这篇文章方便读者们了解田浩在中国史领域思考和耕耘的历程。另一篇文章本来是为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而撰写的，主要阐释了田浩研究“道学”的进路，并回应了某些对他作品的批评。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则是他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从事金史研究时写成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先生遵循传统的观点，认为金朝没有道学活动，并对田浩研究金朝儒学的想法持有不同看法。而田浩坚持研究金朝史料，并从中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证明女真统治之下的北方道学自有其发展的轨迹。文章译成中文后，邓广铭教授称田浩填补了一项为国内中国史学者所忽视的重要空白，论文发表后中国学者会更加关注金朝儒学，从而发掘出更多史料。后来，田浩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金元儒学研究受到学者们重视，邓教授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虽然这两篇文章从80年代末以来就已经被超越，但编者考虑到它们在金朝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或转折点的意义，仍然决定将它们收录进来。另外，这两篇文章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和背景，而这些内容在本书正文中仅仅简略叙及。最后一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北京大学，主要探讨蒙古军队的征服与汉人的回应，它也可以为田浩在本书正文中对郝经的论述提供一些背景方面的补充。这五篇文章，是田浩历年来和多位朋友共同翻译的。

1）《我与中国研究的不解之缘》，刘倩原译，《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第十期（2014年12月），页291—306。

2）《朱熹与道学的发展转变》，田浩、段志丹、刘倩、刘后滨原译，收入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0—23。

3）《金朝思想与政制概说》，田浩与俞宗宪原译，出版时田浩将俞宗宪当作第二著作者，收入衣川强（Kinugawa Tsuyoshi）主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Dōhōsha）， 1989年]，页29—42。

4）《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黄振华原译，《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四期（1988年），页107—140。

5）《因“乱”而导致的心理创伤：汉族士人对蒙古军人入侵回应之研究》，田浩与姜长苏原译，《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第十期（2004年），页69—91。

田浩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刘倩以及两位于2017年到访的学者刘玉敏与任仁仁帮他进行了编辑和审阅。

我们也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以及中心的邓小南教授，他们慨允将本书列入中心组织出版的丛书。这部书得以成功出版，还得益于中华书局编辑孟庆媛女士的积极推动。以上这些学者及两个单位的指导与帮助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对此我们铭感于心。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史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4年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2011—2016年）

2017年9月4日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苏费翔（Christian Robert Soffel）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教授

2017年9月13日于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