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者的身份：主张、怀疑和修正

《中庸》确切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尽管近几十年来发现的一些早期的简牍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对先秦以来的中文文本的理解。比如说，1993年发现的郭店楚简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年，其中包含《礼记·缁衣》章的重要部分。虽然郭店楚简中包含了一些类似于《中庸》章节的表述，但是至今没有发掘出与之近似的《中庸》古代抄本。因此，当我们推测普遍采纳的《中庸》版本的起源时，目前仍只有保存于中古版本中普遍认可的文本以供分析。

早期史料的缺乏表明现存《中庸》文本的形成时间可能相当晚，同时，另外一些很有力的证据也支撑这一猜测。尽管我们不能直接驳倒子思是《中庸》作者的论点，但也不难将文本起源的时间大致确定为汉初前后。

这些证据部分建立在对《中庸》结构和内容的考察之上。清代文献学家崔述（1740—1816）曾注意到《中庸》使用了很抽象的语言，而且意义相当隐晦，但孔子和孟子的作品却更为具体，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更抽象的、哲学化的、讨论较难范畴（诸如中庸、性、道等）的作品应该出现得较晚一些。另外，崔述还提到《中庸》中仅有一处引文同样出现在《孟子》中，可是如果《中庸》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认为孟子对其老师子思的重要作品会更为倚重。而且，《孟子》中的这一引文看起来像孟子自己所说的，而《孟子》中以“孔子曰”指代孔子之言的惯常用法表明《孟子》的作者在引用孟子老师的言语时，对于引述来源的叙述相当慎重。

即使是20世纪的著名学者钱穆，虽然在晚年非常认同朱熹，但也并不赞同朱熹关于《中庸》可溯源至子思这一观点。在《中庸新义申释》中，钱穆提出《中庸》是比《易传》更晚的著作，其成书年代在儒学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后。虽然这就意味着《中庸》可能并不属于大传统，但钱穆依然非常看重此书。

当代主要的儒学提倡者杜维明也并未忽视这个问题。他写道：“关于作者的问题，我倾向于接受的观点是，该作品并非由某个单独的作者为某个明确的目的写就，而是长时期内众多作者不断努力积累而成的……尽管我并不能使人相信作者之一的确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我依然设想这部作品是子思学派所著，也因此在精神上与孟学传统相符合。”因为依靠称引子思是孔子之孙的方式不再能够证明《中庸》的权威，杜维明本着传统与“道统”相符合的精神，试图通过一种假设的作者世系来走出这一困境。

还有另外一些关于《中庸》成书时期较晚的明确证据源于其文本内容本身。比如，清代学者叶酉发现，《中庸》第26章中，以“华岳”设喻；这与子思是作者的假设相左，因为子思是鲁国人，更可能使用鲁地的泰山而非华山为喻。一个更可疑的段落出现于《中庸》第28章中，我们能读到当时车同轨、书同文的表达，也强烈地支持这一特殊的段落起源于秦代的观点。另外，神话中的舜帝和周王朝的创始者（公元前12世纪的武王和周公）作为孝德的典范而出现在《中庸》第17章和第19章中。但是，钱穆曾指出，这种将特殊的德性归于帝王的做法，似乎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这也为《中庸》晚出的论点提供了另一个佐证。

王安国的论文《〈礼记〉中子思四章》（“The Four‘Tzu Ssu' Chapters of the Li Chi”）中给出了有关《中庸》起源的有趣的解释。依据他的设想，历史上曾存在被称为《中庸》的原始文本（但今已亡佚），该文本构成了汉代早期相关争论的主要议题，而后来公认的《中庸》文本仅仅是这场历史争论的书面记载。因此，“《礼记》中的相关章节可能只是一些讨论的记录，其中各种不同的文本是为解释与孔子之孙有关的同名作品的意义和专有名词而产生的”。王安国的论点也许能较为容易地解释文本中出现秦代和汉代早期史料的问题。王安国还说：“如果需要一场专门的研讨会来解决其含义问题的话，能与子思之名联系在一起的《中庸》原作应该是被人们视为非常难以理解的、神奇的文本……而受其启发而产生的文本……现今存于《礼记》中的《中庸》，作为该研讨会的记录，就更为难懂了。这种情形好比一种奇特的无脊椎动物，在失去其外骨骼之后，用模子塑造的柔软的内脏依然完好无损。”

如此看来，王安国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论点，在我看来，这个论点能够被进一步证实，因为现行的《中庸》文本中大量的段落读起来像是字义解释或者关键概念的定义（如第1章和第21章）。合适的参照点可能是《礼记·大学》，现行的《大学》文本包括简明的理论性文本（朱熹称之为经）以及对经文中各种关键概念的一系列解释（称为传）。如果我们为进一步的讨论而假设王安国的推论成立，那么推测《中庸》文本的原始形态会是件引人入胜的事。我们可以假设其关键概念在现行的文本中有深度的解释。这些关键概念是性、道、教、中和、中庸、诚和明等。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推测。尽管王安国的推论还认为，文本的书名《中庸》也许同样是受到来自《论语》的相应引文启发的结果。

面对上述所有证据，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坚持子思是现行《中庸》的作者之说。当然，有可能目前的《中庸》是其若干早期基本思想的延伸版本。钱穆把儒学传统比喻为一个沿着山坡往下滚的雪球，长久地在表层增添新的东西，因而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依钱穆所言，《中庸》仍然包含了真正儒家传统的核心，而在表层包含了盛行于战国晚期和汉代早期的道家的形而上思考。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早期《中庸》文稿，而文本内在的证据也极为缺乏，因此无法证明或否认其核心思想的早期起源的假设。

当安乐哲与郝大维宣称“《中庸》以一段被再三引用的格言开篇，这段格言我们会认为是属于孟子之前的与孔子之孙子思之名相联系的文本材料集”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尽管他们提供的一些证据（尤其是郭店竹简）始于孟子时代，但把这些材料归于子思仅见于汉代的史料。

李学勤论证郭店楚简中某些文本是久已亡佚的《子思子》一书的一部分。他的推论已经为梅约翰质疑并被驳倒。另一个例子是梁涛，他对出土材料谨慎细致的分析，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他建议把《中庸》文本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庸》本身，基本由“子曰”组成（大概是朱熹版本的第2章至第20章），另一部分论述称为《诚明》，包括第一章和现行文本的最后十二章。他关于这两个文本最初是相互独立的观点很令人信服。但是，他宣称两者都与子思密切相关，且二者之间的差异仅是由于子思思想内在发展所致，这明显是受到子思学派从5世纪晚期开始盛行的这种观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