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宋代的《中庸》与道统问题

第一章 历史和汉学背景

对关键词“中”“庸”的解释

深入考察学者怎样注解《中庸》书名，有助于初步理解《中庸》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因为这项工作困难重重，更好地理解书名各种可能的含义，也许可以澄清目前存在的一些误解。因此我们除了提供一些《中庸》文本的基本背景外，也会探讨宋代对书名“中庸”的各种解释，以阐明一些文本自身的解读方法，尤其是朱熹处理有关文本歧义的方式。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使得“庸”，尤其是“中”的哲学含义颇为复杂；而注疏者在注释中所给出的基本含义却简单得令人惊讶。依据其注释，“中”意为“中间”（当然“中间”一词在中英文和其他所有自然存在的语言中都有多种含义），“庸”意为“用”或“恒常的”（比如在中文注疏中被释为“常”或“不易”），“庸”这个词也与“普通的”或“平庸的”相关（正如词语“庸人”意为“普通人”）。这种词义上的界定，涵盖了所有已知的中国传统对“中”“庸”两词的注释。

对于研习中国中古历史的西方学生而言，“庸”初看起来似乎比“中”更难阐释。然而，解释“庸”的难度并不在于其艰深的哲学意义，而在于其自身语义上的模糊性，及其在文献中的生僻程度。“庸”的使用频率比不上“中”，“中”能简单地表述为“中间的”，但其哲学含义却颇为复杂。

由于缺乏《中庸》的原始文本，以及当时经常使用同音通假字，想要深入了解“中”与“庸”在战国时期的原初含义相当困难。而首次有证可考的《中庸》文稿出现于汉初，所以汉以前的释义在这里不予考虑。此外，郑玄（127—200）将被作为合适的研究起点，因为他为《中庸》所作的最早的注解，为中古及现代学者所采用。

在深入考察郑玄的注释之前，我们应该提到，《中庸》文本的第一段即可被视为对“中”的释义：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一段既可理解为对“中”“和”意义的阐释，也可视为一种伦理引导，告知读者已发和未发之情“应该是”和谐的（和）、平衡的（中）。不管作何种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的含义，是否即指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与出现在书名中的“中”及“中庸”是否相合。

郑玄认为，从《中庸》的第一段来看，书名的“中”对应于引文的“中”与“和”的结合体，这一点在下文所引述的郑玄《三礼目录》中这段话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郑玄在这里将书名的“中”字解为“中和”，“庸”字解为“用”。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解释：一方面，“中”能代表“中”与“和”两者（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已发的状态）；另一方面，仅仅指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兼表全部和部分的用语。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在其后的历朝历代中，这种语意的模糊性是人们探讨的核心议题。

但是，对于文本中的“庸”字，郑玄有一种比上段文字所述的更为宽泛的理解。他并没有严格地把“庸”字仅仅释为“用”，正如我们在下文所看到的，他在《中庸》第二章的注释中再次探讨词汇“中庸”的含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另外一种对“庸”的释义，与此前的理解未必迥然有异却肯定更为细致，即并不是简单的“用”，而是“经常用”。这种释义明显受正典文本中“时中”这一表述的影响。虽然如此，“常”在这里也包含在“庸”一词中。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被朱熹所沿用的将“庸”释为“常”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郑玄。但是，这并非对“庸”的不规则释义，因为“用”和“常”这两种含义都可以在其他文本中追溯其古代的源头。郑玄在注疏中将“庸”的两个基本含义（“用”和“经常地”）融合为一个释义（“经常用”）。这种注解模式在汉代并不罕见。郑玄的注基本上为唐代孔颖达（574—648）的疏所沿用。

但是，郑玄将“庸”释为“用”的解法，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已很少流行。在帝国晚期，刊行最多的“中”“庸”的释义是节选自某一位“子程子”对《中庸》所做的简单的介绍性文字，载于朱熹的《四书章句》中。正如后文将会提到的，这些文字实际上是由朱熹从他所编纂的二程著述中提取出二程的各种说法加以糅合而成的。在这里，“中”被释为“不偏”，“庸”被释为“不易”。

粗看之下，“不偏不易”似乎是对郑玄的一种倒退，因为郑玄使“中”的释义较为开放，且赋予“庸”两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二程的上述引文事实上只是朱熹所作的一种选择，不能完全代表二程对“中”和“庸”的看法。当我们读到《二程遗书》中这一段时，可以看到一种更开放的理解：

苏季明问：“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

苏昞对上文所述的二分法有疑问：“中”是否指“中之道”的整体（在《中庸》的标题中被表述为“中”），或仅仅是《中庸》首章中所述“中和”的一部分，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与发而皆中节之“和”相对。程子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这二者的区分，而且也确信“中”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确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换言之，二程的注解也许并不像朱熹所援引的辑录所体现的那么直截了当；事实上，朱熹所提供的是二程观点的精简版。而二程在注解上与郑玄更接近。

吕祖谦的注解对朱熹有所助益，值得关注。吕祖谦并没有特意撰写与《中庸》相关的文章，这也表明他也许没有朱熹那么高度重视《中庸》。当然我们也能从吕祖谦和朱熹合辑的广为人知的《近思录》中找到一些源自《中庸》的引语。因此，吕祖谦至少同意把《中庸》视为重要著作。但我们没有在吕祖谦的作品中发现任何对《中庸》书名的解释。另外，在他注疏《尚书》的著作《东莱书说》中有一小段涉及“中”或“中道”。下文中这一段出自《尚书》的《蔡仲之命》篇：

王若曰：“……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则予一人汝嘉。”

吕祖谦对“率自中”的注疏如下：

奉王室，待诸侯，抚小民，随时随事莫不有中。率皆自于中，则无过不及之失也。

“无过不及”脱胎于《论语》中“过犹不及”一语，在《中庸》（第四章）中也重复出现。由于此处它出现在“中”的语境中，可见吕祖谦肯定考虑过《中庸》。然而，吕祖谦在这里是在《尚书》某一特别段落的语境中注解“中”，而并非在《中庸》的语境中。吕祖谦将“中”释为“无过不及”的观点与朱熹用来注解《中庸》篇名相同；朱熹指出吕大临是这一释义的最早提出者，但是没有提及该释义亦出现于吕祖谦对《尚书》的注释。

与吕祖谦相比，朱熹更关注《中庸》文本及其关键术语的含义。我们可以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发现其对《中庸》书名的简短注解。更细节的解释在其后期著作《中庸或问》中。

现在让我们直接考察朱熹对“中”的解释。在《中庸章句》中，我们发现“中”被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粗略看来，朱熹仅仅将二程和吕祖谦的释义综合起来。二程的“不偏”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状态“中”（作为“中和”的一部分），是情之未发，而吕祖谦的“无过不及”指的是情的已发状态。

但是，《中庸或问》开篇中更为详尽的探讨表明，朱熹并未做出一种综合，尽管在文本中出现“合”这个词；即使朱熹自己也说他的注解完全归于程子：

或问：“名篇之义，子程子专以不偏为言，吕氏专以无过不及为说，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

曰：“中，一名而有二义，子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子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子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

有意思的是朱熹说程子已发现“中”两方面的含义。这样，朱熹就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仅仅是进一步阐发程子的观点，而不是提供一种之前观点的综合。而事实上，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郑玄早已注意到出现于经典首章的“中”含义模糊，而朱熹忽略了他早在汉代就已经作出的解释，这或许正反映了朱熹的观点：孟子之后，道统失传，直到宋初才被重新接续。

但是，在《中庸章句》中，朱熹仅仅用了程子对“中”的一种释义（即“不偏”）。这也许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在朱熹看来，二程只理解了部分真理，而朱熹本人才将程子和吕祖谦的释义融为一体而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我们难以断定朱熹是否故意造成这种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庸章句》和《中庸或问》代表了朱熹自身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庸章句》的注释风格更为简洁明快，表明朱熹在探求真理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而后来所编的《中庸或问》则比较复杂，常常更多地采信前代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包括二程和吕祖谦之说。由于《中庸章句》成为此后历代广为刊行的“四书”版本之一，其影响已使《中庸或问》黯然失色。尽管如此，《中庸或问》表明朱熹在后期更为审慎地衡量其自身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至少在这一事例中如此。田浩观察到，相比较而言，朱熹在最后数年中排他性和好斗性有所减退，田浩最早将朱熹的这种改变同当时再无诸如陆九渊、陈亮这样的学术论辩对手相联系。

不管怎样，二程的角色仍然模糊不清。二程的著作中没有对“中之道”的具体含义进行细致的解释。此外，我们并不清楚，朱熹对“中”的二重解释是否阐明了二程作品中隐含的意义，抑或朱熹的解释生成了一种新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探讨了“中”。相比之下，朱熹对于书名中另一个词“庸”的注解相当简单。正如上文所述，二程和其他学者将“庸”释为“不易”。朱熹的《中庸章句》中仅仅简略地释为“平常”；读者如果仅看此注解的话，或许会以为朱熹窄化了郑玄的解释。另外，我们在《中庸或问》中发现了一种更明确的界定：

曰：庸字之意，子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为平常，何也？

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二说虽殊，其致一也。

与《十三经注疏》中郑玄所作的更综合却又更模糊的释义（释为“用”或“时常用”）相比，朱熹的释义显得有点过分简单。而且，这次不仅仅在《中庸章句》中，在《中庸或问》中也同样如此。

在现代，《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而且受到了传统欧洲汉学的影响。很多作者并不试图回避使用理雅各（James Legge）在19世纪时对书名所作的翻译《中道》（《中的教条》， Doctrine of the Mean）。这一书名翻译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对关键词“庸”的忽视，也在于它表明该书只是一种“教条”，然而即使从朱熹的注释来理解，无论是该书的内容还是书名，都绝非如此。有趣的是，这种书名翻译的使用，即“中的教条”，在那些强调朱熹在儒学传统中的重要作用的作品中尤为盛行——尽管朱熹将“庸”释为“不易”或“平常”。唯有杜维明试图回应朱熹的注疏而将书名译为《中心性和平常性》（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但是，与郑玄的观点相反，这种措辞暗示“中”和“庸”是两种互相分隔的价值（中心性和平常性）。杜维明的译法同样被其他一些学者采纳。当理雅各将其译为“教条”时，明显受到《中庸》在清代晚期权威地位的影响。但即使理雅各本人也不满意他自己对书名的翻译——这一点从他晚年把《中庸》称为《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体现得很明显。

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20世纪初将《中庸》译为《中度和中间》（Moderation and Middle）。这种可能受亚里士多德“中道”理念影响的双声词的译法，或许多少反映了《中庸》的内容，但对“中”“庸”两词的这种直译绝对令人难以接受。类似的是辜鸿铭的翻译《中的和谐》（Central Harmony），看起来反映了“中”的两方面，却忽视了“庸”。

郑玄将“庸”释为“用”，同样被一些现代翻译者采用，但他们的措辞各有不同，至今没有一种成为任何学术群体的标准用法。王安国（Jeffrey Riegel）将《中庸》译为《内的应用》（Application of the Inner），因为他在汉代的语境下探讨该文本，当然很适合采用郑玄的注；但是，他将“中”释为“内”却并不能直接溯源到郑玄的注疏。而芮尔福·莫瑞特兹（Ralf Moritz）译为《中的应用》（Usage of the Middle），罗哲海（Heiner Roetz）译为《中的使用》（Application of the Mean），成中英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写道：“因此‘中庸’意为‘用中’。”休中诚（E. R. Hughes）的《行动中的中》（The Mean-in-Action）以及维尔纳·鲁曼尼（Werner Lühmann）的《保持“中”》（Maintain the Middle）的解释与此接近。

另一种源于解释学视角的译法颇为有趣，出现在安乐哲（Roger T. Ames）和郝大维（David L. Hall）的书《中其用》（Focusing the Familiar）中。这种译法受作者所称的“焦点和场域的语言”（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的影响，宣称“世界由相互作用的没有终极元素的进程和事件的场域所构成”，他们认为这是东方哲学的典型。从某种特定的解释学视角而言，这种译法也许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在其书名中倾向于将原有的丰富内涵简化为单个的意思。“集中”当然是“中”的一个方面，但是“集中”并不能代表“中”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而且，“中其用”事实上翻转了我们在郑玄的注释中所发现的主客观关系。郑玄的措辞是“用其中”，而非“中其用”。在论及“中其用于常”的时候，安乐哲和郝大维甚至还将范围进一步拓展。在该陈述中，“庸”既对应于“用”，又对应于“日常事务”，这也与郑玄有所不同。事实上，这些说法遭受了很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者依然坚持其基本的解释。

如果要寻找某种与宋代释义相近的英语翻译，比较接近的是“Middle and Means”。“Middle”是一个和“中”一样简单的词，表达了其最基本的意思，以及上文提到的所有内涵。英文中的“Means”与中文中的“庸”一样具有模糊性。首先，它有“中间的点”的意思，因此它可以与程子将书名译为“不偏不倚”相对应。其次，正如朱熹所论及的，它包含着一种消极的内涵，“在标准或中等以下”，就像在中文中一样，最后引申出“普通的、平凡的、连续的”等含义。其三，其复数形式“Means”传达出“庸”“用”这一对词所表现的同样的模糊性，这一点我们从其中文翻译中也可以看到。最后，“Middle”和“Means”押头韵，与“中”“庸”的押韵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