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人文背景下的书法教育

的确，就当下的社会语境而言，书法（这里指毛笔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距离我们既越来越远但也似乎越来越近了。说越来越远是因为书法作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最日常的文化行为，已基本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越来越近，是因为书法又日益体现出艺术化、职业化、专业化，以及教育层面上的系统化特征，体制内的各类与书法相关协会、书画院的设立，自小学而一直上升到博士后的层层叠加的培养序列的构成，使以上认定成了普遍的共识。应该承认，书法的这种当代境遇，使它在经历了一段无奈的历史消沉之后，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类型要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必然要命定地经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又必然依赖不可或缺的教育背景。但一涉及当代的书法教育，尤其是书法专业化的教育，又不能不喜忧参半。所谓“喜”，是指自书法教育专业化以来，当代书法创作已是风生水起，蔚成大观。只要对近二十年的国展作一个巡礼，就会发现，许多年轻的作者在技法上所体现的卓越甚至当得起“直逼古人”的评价。但毋庸讳言，这辉煌的局面下，毕竟呈现了一抹黯淡的底色，这就是所谓的“忧”之所在——如果作深入的观照，国展中的入选入展作品，甚至获奖佳作，往往于娴熟精妙的笔墨中透露出文化知识上的捉襟见肘，如款式荒谬、题跋失体，乃至错字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艺术水准与文化知识的失衡？一言以蔽之，是培养过程中人文教育这一环节过于薄弱或出现了缺失。因此，这又涉及一个宏观的问题，即当书法成了一种专业，那么它与其生长的土壤和相关的边缘学科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完全割断脐带，渐行渐远，还是将以上两种因素当作宽博厚实的基石，在丰富的人文背景上演绎艺术的笙歌？显然，后者是理性的选择。其中缘由至为简单，譬如，以碑志为临本，以经典诗词、对联、格言为书写对象，如果无古汉语和文学史背景，大概终难着笔；甚而款式亦约定俗成，萧规曹随，古今一体，如果不精通古之礼制，大概也难免落下缺憾。仅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当代书法虽生存于现今的时空，却与挥之不去的“古典”这一片旧时月色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与宏大而复杂的人文背景的关系亦如母子情深，须臾不可或缺。笔者之所以作这种思索，意在将观照的目光投向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层面——北宋的书法教育。

宋代尤其是北宋确乎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时代。而考察文化转型的关键则涉及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对传统的整合和必要的超越。就北宋而言，“苏黄米蔡”，尤其是苏黄米的艺术世界恰恰负载了这一历史内涵。他们都是“二王”一系下的标志性人物，但各有所禀，又各有所成。虽然苏轼曾云“我书意造本无法”，但这仅仅是伸张艺术主体性的一个宣言，并不意味他弃绝了传统的法乳。他的儿子苏过云：“（苏轼）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有二家风气。”这句话是苏字艺术底蕴的真正注脚。也正因为具有这种传统的浸润，苏字的“意造”才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在他卓越才情的催化下，传达洪钟大吕之声，亦才能与他浪漫的文学王国星月交辉——宽博厚重又灵动飞扬，如同一面虽为春雨所润却自由飘扬的旗帜！黄庭坚与苏轼相比，似乎超越又突过了整合，“二王”在他的艺术系统中，颇有“六经注我”的意味，长枪大戟，想落天外，顿挫有节，如八音齐奏，至于结构之奇，已入诡异。而这正是“二王”所淡薄、黄氏自树风标的所在。米芾则是一个美的历险者，在“集古”的基础上，风樯阵马，玲珑八面，自称“刷字”，这将他的书艺推向了一个既与古翱翔又与古作别的高度。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以上三家完成了他们的终极关怀？除了人文还是人文！苏黄二家的渊博罕可比并，文史哲、儒释道皆有所涉，并且在诸多方面卓然而成巨子，乃如苏轼对饮馔一途亦有研究。至于米芾，虽然仅以书坛巨匠著于青史，但其文学才情以及文化素养，亦何等超诣，只要领略其诗作，便会觉得此言不虚！以上所述，其实不是笔者的独见，而是由加深学弟的《北宋书法教育研究》一书所引发的感言。

加深近十多年于书法史研究颇下心力。记得在省书协组织的书学研讨会上，他提供了一篇有关海外书法研究的论文，让人耳目一新；此后有多篇学术论文入选中书协和《书谱》社的书学研讨会；2009年《中国书法术语英汉汉英词典》又列入教育部资助项目，则使他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并体现了自身特色。近几年则专注于《北宋书法教育研究》的写作修订，书成后又获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毋庸多言，这已充分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分量。加深本科专业是外语，硕士师从曹正义教授研究汉语史，博士师从王育济教授专攻历史学，本书即在其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毕业后进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师从徐超教授从事中国古文字及书法研究。这一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使他的有关书法文化的探索获得了比较宽广扎实的人文背景，而在这种背景上展开的《北宋书法教育研究》，也就注定具有了为当代书坛所重的学术含量。

2016年4月3日于历下书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