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朝时期谏议制度的发展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称宋武帝，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刘宋，自此南部中国历史进入南朝时期。南朝共包括四个政权，即宋、齐、梁、陈。刘宋昇明三年（479），权臣萧道成逼顺帝“禅让”皇位，建立了齐朝，史称南齐或萧齐。二十多年后的和帝中兴二年（502），萧道成的族弟萧衍称帝，建立梁朝。梁敬帝太平二年（557），武将陈霸先废敬帝自立，国号陈。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北方的隋政权灭陈，统一了全国，南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南朝共存在了170年的时间。

南朝政权多是由手握重兵的权臣建立起来的，而且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经历了四次政权的更迭。如此频繁的政权更替，使得统治者们根本无暇于政治改革和创新，加上刘宋政权是在东晋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此后的齐、梁、陈王朝又是在前朝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设置上多与东晋有承续关系。在谏议制度方面也不免如此，因而前代已经产生并负责掌管谏议事宜的门下省，在南朝时期保留了原职，只是在机构设置、职权地位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例如，秦汉至魏晋时期的谏议大夫在南朝时即被废止。刘宋以后集书省的分立，成为“随事为驳”的谏议机构，谏官系统开始走向系统化、规范化。

一、南朝时期门下省组织机构的变化

“门下”乃“黄门之下”的简称，西汉已见其名。《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少卿书》曰：“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东汉时，少府下属有侍中寺，置侍中管领近侍诸官，同时由中常侍和小黄门组成“东寺”，而禁军将军所居之地则称之为“西寺”，此三寺均在黄门之下，互不统属，称为“门下三寺”。东汉之末，“门下三寺”实际上只保留了侍中寺。曹魏官署多以“省”称，所以门下仅存的侍中寺也改称为“侍中省”。曹丕黄初元年恢复秦之散骑，并中常侍，合称“散骑常侍”，又恢复给事中一职，以代替汉代的中常侍与小黄门，仍居门下，名曰“散骑省”。此时门下既有二省，且各自独立，难为少府所容，所以就从少府中分出来。东晋时期，始置“西省”，供禁军直宿，并原散骑省、侍中省，成为“门下三省”。刘宋时，改散骑省为集书省（但南朝史书中仍有使用散骑省及东省者），侍中省名不变。由此可见，东晋及刘宋时期“门下省”乃门下三省的总称，并非后来意义上的“门下省”。南齐以后又有所变化，萧子显撰《南齐书·百官志》已呼侍中为“门下”，呼黄门侍郎为“小门下”。《隋志》叙梁、陈官制，则直接以侍中省为门下省[72]。

南朝时期，门下省掌管着谏议权。魏晋至南朝，门下省一直处于一个多变的状态之中，所以在论述其谏议职能之前对其机构设置及其变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刘宋时，门下省的最高长官是侍中，副职是给事黄门侍郎。侍中为第三品，秩比二千石，掌奏事，拥有参断帷幄之权。史载：“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法驾出，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73]侍中之下是给事黄门侍郎，简称黄门侍郎，也是四人，为六百石，“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74]。给事黄门侍郎在魏晋时期为侍卫官，刘宋时，其官“武冠绛服”，并且大多由中书侍郎担任此职务。

“集书省”的本意是“掌图书文翰之事”，《唐六典》上记载：“宋置散骑常侍四人，亦以加官九次者为祭酒，领六散骑马，又置集书省领之。”集书省以散骑常侍为长官，置有四人，属官有通直散骑常侍（四人）、员外散骑常侍（无员），散骑侍郎（四人）、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无员）（以上称为六散骑）、给事中（无员）、奉朝请（无员）等。集书省成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关，掌规谏、评议、驳正违失等事。

南齐时期，谏议制度因袭刘宋，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谏议机关仍然是门下省和集书省。门下省置侍中四人，常侍皇帝左右，参预朝会议事。《通典》卷二一云：“齐侍中高功者，称侍中祭酒。”侍中在萧齐时期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永元三年（485），“东昏南郊，不欲亲朝士，以主玺陪乘，前代未尝有也”[75]。南齐侍中亦呼为门下，其属官有给事黄门侍郎、公车令、太官令、太医令等。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也是第三品，主管知诏令，辅门下，所以也被称为小门下。

南齐时期也设立集书省，专门执掌谏议，以散骑常侍为长官，属员有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集书省在南齐时期机构臃肿，官员庞杂混乱，并且地位较低。史载：“集书省职，置正书令史。朝散用衣冠之余，人数猥积。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76]但是与刘宋不同的是萧齐不立祭酒散骑常侍。

萧梁政权在官制上多依从宋齐，因为官员多而混乱，梁武帝即位后，进行了改革。天监七年（508），梁武帝萧衍将官员的品级重新划分，定为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其谏议机关仍然是门下省和集书省，它们都具有尽规献纳、谏议得失的职能。门下省置侍中四人，侍中位于十八班中的第十二班，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位居第十班，“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侍郎中高功者，在职一年，诏加侍中祭酒，与侍郎高功者一人，对掌禁令”[77]。其属官还有公车、太官、太医等令和骅骝厩丞等。集书省设有散骑常侍四人，通直散骑常侍四人，员外散骑常侍，无定员；还有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各四人，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常侍侍郎皆无定员。

陈朝是南朝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南朝中最弱小的一个王朝。由于萧梁时期的侯景之乱和梁武帝崇佛的影响，使得南朝国力大伤，承继梁朝的陈朝出现了一片衰败之象。陈朝皇帝在这种局面下无法顾及政治制度的变革，就沿用了梁代的官秩、品位，采用十八班品位，官有清浊。“陈承梁，皆循其制官”[78]，所以陈朝也是由门下省和集书省同掌谏议。门下省长官为侍中，设有四人，官品为第三位，功劳高者封为侍中祭酒。陈朝的集书省，省主为散骑常侍，官品同侍中一样，为第三位。二省属员中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和黄门侍郎，官品都是第四位，散骑侍郎官品第五位，给事中官品第七位等。担任侍中、散骑、给事黄门侍郎还兼领有其他官职。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南朝时期的门下省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到南朝宋时，散骑别自立省，称散骑省，或曰集书省。《初学记·职官下》载：散骑常侍“自宋以来，其任闲散，用人益轻，别置集书省领之，齐氏因之”。宋齐时期，集书省虽然别自立省，但是仍归门下省所领，《通典·职官三》载：“至齐，亦呼侍中为门下。领给事黄门侍郎、公车、太学、太医等令丞及内外殿中监、内外骅骝厩、散骑常侍、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等官。”而且，这时的集书省官职，一般作为荣誉职称，“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79]。

但是，到梁陈时期，尤其是天监改制之后，集书省地位大大提高，一度与门下省分职，集书省不再归门下省所领，而是成为与门下省并立的机构。《通典·职官一》载：“五省，谓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省也。”

第二，门下省与侍中省合而为一，一般称门下省，有时亦称侍中省。这点在门下省的形成部分已有所论述。此外，在《宋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公车令、太医令、太官令、骅骝厩丞俱隶侍中省，另有门下省掌谏议、谏诤、省尚书事等事务，而《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梁陈之制称：“公车、太官、太医等令，骅骝厩丞”已隶于门下省。这也说明，梁陈时期生活侍奉之职掌与政治性质之职掌合在一省，这就意味着原来的侍中省已不复存在（至于门下省因为兼掌生活侍奉等事务，有时依旧习惯被叫侍中省，是另一回事）[80]。

二、南朝时期门下省职能的扩展与谏议制度的发展

门下省一开始就是作为皇帝的侍从机关存在的，其中有一项专职便是奉命谏诤纠察。谏诤的对象是皇帝，纠察的对象是群臣。南朝时期，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和皇权的加强，门下省的地位得到提升，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广泛。他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规谏、驳正违失的职责，同时在皇帝的委任下，甚至可以直接参与行政，代皇帝接受臣下奏章，评核议论。

（一）集书省的分立及地位变化

刘宋时，从门下省分立集书省，集书省官员以侍从、撰述为职，地位不高，甚至以曾任散骑为耻，可见官之轻。元嘉二十二年（445），孔熙先跟从范晔谋反，失败后宋文帝亲自审问，发现他很有才华，感叹“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81]，并且责备何尚之“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82]，可见当时集书省地位之低下。而此时作为门下省首长的侍中，其地位却是很不一般，有“宰相便坐”之称或者干脆被视作宰相。元嘉二十年（443），沈演之迁侍中，宋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83]侍中作为皇帝的亲信，受到皇帝的特别宠幸。“宋文帝元嘉中，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并为侍中，情任亲密，与帝接膝共语，貂（貂蝉冠，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孝武时，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銮辂过白门阙，偃将匐，帝乃接之曰：‘朕乃陪卿。’”[84]可见其地位之不一般。侍中之下是黄门侍郎，“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85]。门下省的权力在刘宋时达到鼎盛，而此时刚刚分立的集书省仍由门下省所领，权力和地位都不及门下省。齐承宋制，这种情况仍然延续而没有多大改变。

萧梁政权建立以后，经过天监改制，改变了集书省在宋齐时期的卑微地位，集书省的职能和作用大大提高。

《隋书·百官志上》曰：

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并为显职，与侍中通官。宋代以来，或轻或杂，其官渐替。天监六年革选，诏曰：“在昔晋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并奏帷幄，员外常侍，特为清显。陆始名公之胤，位居纳言，曲蒙优礼，方有斯授。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旧准人数，依正员格。”自是散骑视侍中，通直视中丞，员外视黄门郎。

天监改制，提高了散骑常侍和集书省属员的待遇，自此之后，在政治地位上，散骑常侍和侍中实现了平等。而且在机构的调整中，本来属于门下省的部分职能划归了集书省，尤其是批阅奏文、提出驳议权力的获得，使得集书省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梁朝朱异“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86]，可见朱异手中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就连当时一般的侍中都不能与之相比。

虽然由于散骑常侍及集书省属员职掌的变化直接导致集书省地位的升降变化，但这些都不会影响集书省对谏议职权的行使，以后历朝历代的谏官组织，不论是自设集书省独立行使职权还是并入门下省，仍然与侍中保持较大的独立性。尤其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确立以后，集书省不复存在，但是仍然设置散骑侍郎负责谏侍。可以说，集书省的分立是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着谏议制度开始走向独立行使职权的道路。

（二）封驳权的获得

门下省在其发展过程中，职能进一步扩展，不再单纯的作为皇帝的侍从机关而存在，而是开始干预政务。首先获得的权力是“出纳诏命”。“出”是出令，出的是皇帝的诏令，“纳”是纳奏，纳的是尚书（或臣民）的章奏，或称之为“平省尚书奏事”，这样，实际上门下省就获得了“封权”。所谓“封”，是指对诏奏的玺封，封诏是为了下达尚书，须用玺，故称“玺封”；封奏是为了上呈皇帝，只需门下先署，故称“省封”[87]。《宋书》卷四四《谢晦传》记其为侍中，永初二年（421），“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王）球，版免晦侍中”。同书卷六〇《王韶之传》云：韶之为黄门侍郎，此次亦“坐玺封谬误，免黄门”。这些都是门下省掌握了“玺封权”的明证。而且，从现存史料看，两晋南朝时期，诏令通过门下，由门下审署和下达的职权进一步制度化，《文馆词林》中保存的南朝诏书共二十九道，没有一道不冠以“门下”，特别是《隋书·百官志上》记载，在陈代，皇帝用人，“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审署后）答诏，请付外施行。又（呈皇帝）画可，付选司行召”，程序十分清楚[88]。

东汉末年，侍中、黄门侍郎以“省尚书事”为定职。所谓“省尚书事”，意思是评审尚书机构的奏事。由于军政事务既多且杂，君主的精力又有限，不可能样样都亲自处理，所以就需要专门的机构协助处理。门下因地近君主，自然而然成为协助君主处理尚书章奏的专门机构。曹魏承东汉旧制，门下仍以省尚书事为主职，不同的是，侍中省和散骑省并未形成统一的机构，所以当时的省尚书事工作是由此二省共同负责的[89]。到南朝时期，过去已存在的平省尚书奏事，这时被进一步固定落实在公文程序上。这样，通过“玺封”和“省封”的制度化，门下省就在皇帝和尚书省之间充当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皇帝诏令的下达还是尚书章奏的上传，都需要经过门下的处理，可见此时门下的权力之大。

魏晋以后，门下省在原有“封权”的基础上，职能进一步扩展，还掌握了“驳”权。“驳”是指对诏奏的驳正，目的在于纠正诏奏的失误，包括驳诏和驳奏两种。驳诏简言之就是门下省在接到中书省草拟的诏书后，对其进行审查，如果不同意诏书中的内容，就有权力将诏书送回中书省，要求其重新拟订。驳奏就是针对尚书等的奏章内容有不合时宜的可以扣而不上呈。驳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封还，一是异议。

南朝时期，门下省一直拥有对尚书章奏和皇帝诏令的“驳”权。《宋书》卷六〇《王韶之传》载：刘宋初年，有冶士（服冶炼苦役的囚徒）朱道民抓获另外三个逃亡的冶士，尚书金都侍郎奏请依先例放免朱道民，王韶之为黄门侍郎，驳议以为不可。同传还载，韶之驳员外散骑侍郎王寔之请假事。萧梁时，集书省官吏专“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90]。至此，封驳两权尽归门下，门下官员不仅能够谏政，而且在议政过程中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诏令下达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核，这样就使得侍中有权力在形成诏令之前参与讨论，并且在诏令形成之后也有权力进行谏诤。这就为自己的建议能更好、更有效地被采纳、应用提供了权力保障，而且伴随着谏诤权力的增强，谏诤的成果也将更有保障。

虽然此时封驳权已尽归门下，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已经建立完整而系统的门下封驳制，南朝封还诏书的制度并没有固定下来，当侍中等对诏书持异议时，是封还诏书，还是一面下达一面进行谏诤，完全是因人而异，只能说此时封驳权的获得为唐朝封驳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门下与中书出令、尚书执行之间进行政令的审查，无疑为隋唐时期三省分权奠定了模式。

三、南朝谏议制度执行失效的原因

虽然谏议制度在南朝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封驳权”的获得，使得门下省的权力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的确，在制度上是这样的，但是通过仔细翻阅史料就会发现，南朝时期谏议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专制皇权下谏言的实施完全受到皇帝个人态度、能力、认识等方面的影响。如果是英明廉正的皇帝在位，重视吏治而能举贤任能，谏议往往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如果是昏君暴君在位，谏议的作用将大大削弱。谏官对皇权的监督作用更为微弱，甚至是完全丧失了约束力。对皇权的依赖是南朝谏议制度执行失效的根本原因。

南朝的皇帝中，明君屈指可数，而暴君却比比皆是。除了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虚心纳谏之外，绝大多数君主都是一些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者。如宋朝的少帝，“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91]。陈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92]。南朝梁武帝时贺琛谏诤之事就很具有代表性，说明了南朝谏官进献谏言的实际情况。司马光评论道：“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93]有些君主不但不听从大臣的建议，甚至动辄对进谏者进行屠戮，刘宋时侍中沈怀文终因屡次进谏被处死；南朝后期的陈朝已经腐败不堪，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大臣傅上书给陈后主提出一些建议，但是后主不但不听从傅的建议，还将这位正直的大臣处死。南朝各代均为短命王朝，这与皇帝自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裴子野的解释说明了当时的情形：“夫在上为善，若云行雨施，万物受其赐；及其恶也，若天裂地震，万物所惊骇，其谁弗知，其谁弗见！岂戮一人之身，钳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灭哉？是皆不胜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以后，谁易由言！有宋累叶，罕闻直谅，岂骨鲠之气，俗愧前古？抑时王刑政使之然乎？张约陨于权臣，扶育毙于哲后，宋之鼎镬，吁，可畏哉！”[94]皇帝拒谏并动辄就处死进谏者，这样很容易导致敢于直言进谏者越来越少，谏议机构形同虚设，遑论行使职权了。

其次，从制度方面讲，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由皇帝的侍从官发展而来的，虽然在南朝时开始参与行政，但是其更多扮演的仍然是皇帝亲信的角色。孝武帝时期选侍中是以外表为标准，史载：“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王彧、谢庄为一双，韬与何偃为一双。”[95]萧齐时期也是如此，“多以美姿容者兼官”[96]，《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记建武中，帝“欲用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挑选侍中这样重要的人才，却因为身材矮小而被拒之门外，这样的选才标准不免会引人怀疑，侍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样选拔出来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谏议作用就更值得怀疑了。况且南朝的门下省、集书省是皇帝用来限制中书、尚书二省权力的产物，它由侍从机构发展成为施政机构完全出于皇帝的旨意。虽然此二省具有规谏、驳正违失的职权，但主要还是为了审议中书省起草的诏令，防止中书省擅权。

再次，南朝时期分立出来的集书省，虽然作为专门的谏议机构存在，但各朝各代均将其作为优遇世家大族的机构。世家大族为了保全家族利益，他们很少会对帝王进行真正有益的进谏。同时，集书省地位不高也是其谏议职能不能很好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初学记·职官部下》记，晋初，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自宋以来，其任闲散，用人益轻，别置集书省领之”。王敬弘的儿子被召为秘书郎，王敬弘却向朝廷建议任命他为奉朝请，其中原委在他给儿子的信中作了详细的解释：“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97]《隋书·百官志》载陈制：“亲王起家则为侍中。”这里虽说是安排亲王为侍中而不是散骑常侍，但是当时散骑常侍在地位上已经和侍中平等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当时安排世族大家成员担任散骑常侍这样的优遇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南朝宋齐时期集书省的待遇很低，史载：“时集书每兼门下，东省（集书省）实多清贫，有不识（张）瓌者，常呼为散骑。”[98]虽然南朝集书省官员的品级同门下省不相上下，但是官员的地位却相差甚远。俞鹿年先生根据王素《三省制略论》一书中的《魏晋南北朝真宰相表》，对这一时期真宰相加侍中或散骑常侍的人数作了一番统计，发现南北朝时期真宰相极少加散骑常侍，南朝真宰相加散骑常侍或侍中的比例为1:7，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二者地位之高低。宋孝武帝为了提高集书省的地位，下令：“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99]同时还挑选当时的名士孔、王彧为散骑常侍，但是集书省的地位仍然没有提高。南齐时“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与侍中通官，其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宋大明虽华选比侍中，而人情久习，终不见重，寻复如初”[100]。梁朝天监改制以后，虽然集书省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职掌方面增加了驳议权，但是毕竟还未制度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也大大影响了谏议作用的发挥。

最后，南朝一直存在着寒族与士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大多数帝王多将寒门出身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委以重任，因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101]。而大族士人又多是不学无术之人，在政治上不求作为，每天饱食醉酒后无所事事。正如颜之推所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102]这样就造成寒门同士族都以追求高位为其人生动力，而不以操心国事为己任。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寥寥无几，而愿意为政事奔走效劳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四、南朝著名谏臣及谏诤事件

由于南朝政权多由权臣建立，且政权更迭频繁，当政者往往忙于打击政敌或追逐享乐。在众多南朝皇帝中，明君屈指可数，而暴君却比比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生性残暴，刚愎自用，拒绝纳谏。同时，南朝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由皇帝的侍从官发展而来的，虽然此时开始参与朝政，但是其更多扮演的仍然是皇帝亲信的角色。而作为专门的谏议机构的集书省，地位也比较低下。这些因素都成为制约谏官发挥其职能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南朝仍出现了一些不惧获罪、勇于“直言极谏”的著名谏臣，如沈怀文、王俭、贺琛、毛喜等。

（一）屡谏获罪，后世楷模——沈怀文

沈怀文，字思明，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年轻时刻苦好学，善于写文章，曾做《楚昭王二妃》一诗，得到时人的称赞。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朝廷赠送了大量的丧葬费用。等到丧葬事办完后，沈怀文将剩下的财物全部赠给了亲属们，自己一点也没有留下。宋武帝知道这件事后对他很是欣赏。

沈怀文一生多次向皇帝进谏，最终也是因为进谏而被皇帝处死，成为谏臣的楷模。

宋武帝在位时，有一次天空中出现奇异的天象，荧惑星干犯南斗，武帝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于是下令将西州（当时扬州治所在建康城西部，故又称西州）原先的官署废弃不用，命兼任扬州刺史的西阳王刘子尚将官署移到东城地区，以镇压这股邪气。沈怀文知道此事后马上进谏说：“既然天象已经预示了变化，陛下您就应当实行德政，这样才能避免变故的发生。如今您只是将西州官署腾空，恐怕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武帝听后很生气，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西州旧馆最终被废置。大明二年（458），因为荧惑星的缘故，朝廷想要依照古代的制度设置王畿地区，将扬州的治所改设在会稽，沈怀文认为这样劳民伤财，于是进谏说：“周朝的时候在都城的周围建立王畿，汉朝的时候设置了司隶校尉一职来管理京城的事务。他们都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并不存有相反的目的，安定百姓，安宁国家，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如果老百姓感到安定，上天也会顺从的，不一定需要改变今天的制度，而采用古时候的措施。京城的区划历代相承接，与边境州邑很不一样，这样时而设置时而废止，既会使百姓不乐意，又可能会损害教化的根本。”沈怀文的谏言可谓合情合理，又能从根本上点明问题所在，但是宋武帝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沈怀文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死。在他升为侍中之后，竟陵王刘诞占据广陵反抗朝廷。等到广陵城被朝廷军队攻陷以后，朝廷下令鞭打广陵城中的百姓并将他们处死，把被杀的人头堆聚起来垒成一座山，称之为“骷髅山”。沈怀文进谏说，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扬州迁移到会稽以后，因为浙江人情不稳，武帝十分恼怒，打算减少该处官员的俸禄和赏赐，而西州原有官员待遇不变。沈怀文从大局考虑，劝告皇帝：“扬州迁到会稽，本来已经违背了百姓的意愿，如果再搞成一州两种待遇，就很失大体了，所以我认为二者不应该存在差异。”皇帝仍然没有听从。皇帝随意征发诸郡的士族，让他们充当小吏，但是士族大户们都不愿意服役，甚至于全都逃走。朝廷下令严厉制止这种逃跑行为，但是效果甚微。于是朝廷又改用军法处理，即抓到逃跑的人后立即杀死。这样，那些逃亡的人只好隐藏在山林中，聚集成为盗贼。沈怀文针对这件事不断向皇帝进谏，但是皇帝始终没有采纳。朝廷祭祀时要从民间搜刮大量的绢锦，而且限期非常紧迫。百姓买一匹绢要用二三千钱，买一两锦也要用三四百钱，贫困的人为此要卖妻卖儿卖女，甚至有些人被迫自缢而死。沈怀文将百姓的疾苦详细地上奏给皇帝，这样百姓的负担才稍微有所减轻，但是不久之后又恢复了原样。

沈怀文不但针对民间疾苦向皇帝进谏，而且他还敢于就皇族子弟的问题向皇帝进谏。许多皇子都在集市设置店铺经商以获得利益，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沈怀文针对这件事进谏皇帝说：“开设店铺贩卖货物，是古人所不齿的行为。所以汉代卜式说天不下雨的根源在于桑弘羊令官吏贩物求利。如果皇家子弟因为费用不足，一下子停止经商有难处，可以通过逐步减少店铺数量的方法一点点减少。”皇帝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孝武皇帝即位后，皇帝极力压制皇家子弟们的势力。刘诞广陵之乱平定以后，皇帝对此更加谨慎，又想制定更加严厉的政策来对待皇家子弟。对此，沈怀文进言说：“汉明帝不让自己的儿子和光武帝的儿子享受同样的待遇，史书把这件事当作美谈，陛下您既然已经诛杀了作乱的皇室成员，希望您能够信赖其他人。”等到海陵王刘休茂被杀，武帝准备实施先前的决定，太宰江夏王刘义恭提前得知了密旨，对此进行了劝说，加上沈怀文的坚决劝阻，这件事才算平息下来。

宋武帝非常喜欢出游，毫无节制，太后和六宫还经常乘车跟随其后。对此，沈怀文与王景文常常上奏，劝说皇帝不该经常出游。后来有一次，沈怀文等随从皇帝出游，坐在松树下休息时，突然风雨大作。沈怀文等人借机向皇帝进谏说：“风雨这么大，皇帝您的圣体不应当冲冒风雨啊！”这使得皇帝很不高兴。每次皇帝宴请群臣的时候都要在座的人喝得大醉，而沈怀文却一向不喝酒，又不喜欢开玩笑，皇帝认为这是他故意同自己唱反调。沈怀文的同僚谢庄曾经劝诫他说：“你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这是无法长久的。”沈怀文回答道：“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没法一朝一夕就改变，并不是我想与众不同，而是性情使我这样。”也许是这样正直的性格，加上屡屡抵触皇帝的缘故，大明六年（462），沈怀文获罪，被罢官并禁锢了十年，后被处死。

沈怀文一生忠于职守，屡屡进谏，却很少能被皇帝采纳。并非是他的建议没有切中要害，而主要原因应该归于皇帝的专制及性情。一个不愿采纳臣下意见的君主，遇到一个敢于直言谏诤的臣下，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最终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王俭智谏帝王

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祖父是曾任刘宋右光禄大夫的王昙首。王俭出生之时他的父亲已经遇害，他是在叔父王僧绰的抚养下长大的。王俭从小就笃好学习，手不释卷，丹阳县令袁粲听闻此事后就上报了宋明帝，明帝封他为驸马都尉，把阳羡公主嫁与他。

齐高帝即位后，改封王俭为南昌县公。建元二年（480），高帝拆毁了宋明帝时建造的紫极殿，打算用拆下来的柱子、木材修建宣阳门。王俭和褚渊，还有他的叔父王僧虔一道上书进谏高帝说：“我听说为人立世的基础是品德，而品德的根本在于节俭。前代修建春台和北宫时，大臣们纷纷提出异议，极力规劝。修建春台和北宫的二位，或者是诸侯，或者是守成的君主，尚且都能做到乐于接纳臣下的忠言，何况陛下您是英明的君王，那我们做臣下的就更该恪尽职守，斗胆向您进谏了。您君临天下，主宰万民，更应该以节俭为准则来教育天下百姓，让简约的传统传播得更远。乾华门已经在修建，需要不断的开采木材，如今还要用紫极殿的木桩和柱子来建造宣阳门，臣等确实不能领会您的意图！正所谓把心上的疾病转移到大腿上，不是良医会做的事情，因为那样于事无益。现在刚好是农业繁忙的季节，如果大兴土木，就会影响百姓的正常劳作，不该是明君的所作所为啊！”王俭的谏言抓住了齐高帝的心理，先恭维他是明君圣主，再陈述修建宫门的害处，让明帝自动放弃修建宣阳门的计划。

王俭所处的时代刚好是南齐王朝刚刚建立，制度草创之时，了解以前典章制度又机智灵活，敢于进谏的王俭因而备受皇帝的宠爱。皇帝宴请群臣时，让臣下们各自表演自己的绝活，褚渊弹奏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唱了《子夜》这首歌，张敬儿跳舞，王敬则也演奏了乐器。王俭说他只会诵读，于是就背诵了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意在提醒高帝要有汉武帝的志向，创造一个盛世局面。之后陆澄背诵《孝经》，从“仲尼居”这部分开始，王俭认为他背诵的部分博杂而没有要点，就背诵了“君子之事上”这一部分，意在告诉皇帝该如何成为堂堂君子。通过这样含蓄的方式进谏言，既保留了皇帝的颜面，又向皇帝展示了他的耿耿忠心，受到了皇帝的高度赞扬。

王俭在位期间，一直备受重用，齐高帝称之为“今亦天为我生俭也”[103]。齐武即位后，也给予加官升职，甚至“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104]。王俭一生以其聪明才智辅佐帝王，虽懂得明哲保身之道，也怀抱经世济民之志，以至于他死后连皇帝都感到痛心疾首，追赠他为太尉、侍中、中书监。

（三）贺琛直陈时弊

贺琛，字国宝，年幼时跟从伯父学习经书。梁武帝听说他很有学问，就在文德殿召见他，并任命他为王国侍郎，后来又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尚书左丞、御史中丞、通直散骑常侍，参礼仪事等职。侯景起兵叛梁时，贺琛受伤被俘。第二年，他逃回乡里。等到侯景攻陷了会稽，又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不久之后病死。

梁武帝在位时，所任命的官员“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于是贺琛就向梁武帝上了一道奏章，条陈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引起皇帝的注意。他在奏章中对以下四件事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 首先把人口的减少归因于地方官员任人不当，任意征收苛捐杂税。他说：现在北方已经被安抚，战争也停止了，正是我们在政治上采取措施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况且现在人口锐减，当务之急该是增加人口数量以积聚力量。但是现在郡不能承受州的控制，县也忍受不了郡的剥削，相互之间扰乱秩序，各地长官不是思考如何能治理好当地的政务，而是把横征暴敛作为自己的任务。百姓不堪忍受这样沉重的负担，纷纷迁移，或者依附于世族大家，或者聚在一起屯封，还要经常为躲避抓捕而逃亡，这对百姓而言不是什么好事。现在我们国家对关外征税还稍微轻些，但是每年频繁的租税和苛捐杂税还是弄得百姓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牧守等人的过错吗？东边户口越来越少，都是因为赋税繁重造成的。所以说，晚上狗都不叫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的州郡，来来往往的车船一个接着一个，而穷乡僻壤之地也不能例外（这里是指收税的官员来来往往）。每次一有所派遣，必然会骚扰到百姓，危害是很大的。正是因为这些贪残酷吏的存在，即使有几个廉洁的官员也往往受其牵制而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每年朝廷都下复业和蠲免之诏，百姓依然没有返回，原因正在于这些地方官员们。

2. 官吏贪污成风，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是其温床，所以要提倡节俭朴素。他说百姓对待地方官应该是“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105]，而现在州郡的长官们毫无体恤百姓的想法，百姓又如何能爱戴和敬仰他们呢？因而这种状况必须要根治。他认为现在天下的宰守们之所以都贪婪残暴，很少有廉正清白者，大多是受时下奢侈腐败之风的影响。接着他以两条奢侈腐败的弊端来说明其危害之大：官员之间竞相攀比，造成铺张浪费，不仅在宴会饮食方面，而且在蓄养女乐方面也是如此，这样恶性的攀比竞争就滋生了贪污受贿、剥削百姓的土壤，而且为了追求短暂的欢乐，要花费千金之资享受莺歌燕舞，宴会所费甚至让很多人倾家荡产，于是更后悔当初聚敛财富太少，然后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攫取财富，习以为常而成为习俗，在这种氛围下，能够恪守清白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提出，现在应该制定严厉的制度，禁止这种奢侈腐败之风蔓延，提倡节俭，纠正浮华的风气，以引导官员们改恶向善。只有从风化上提倡俭朴，才能正本溯源，淳化不良之风。

3. 他认为官员都明哲保身，在启奏事情时往往是“上息责下之嫌，下无逼上之咎”[106]。为了能够保住职位或者谋求升官，对国家存在的大问题闭口不谈。这些官员不明白，当官的责任本就是处理存在的混乱的事情，规谏皇帝不要做不合时宜之事，心存宽恕，这样事情才能解决。但是如果“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107]，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奉公，实际上更是在作威作福。巧妙地避开问题却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提出，要消除谗愚之心，这样才能上下安宁，再不会有因为心存侥幸而留下祸患。

4. 因为朝廷大兴土木，百姓服役不停，才导致国弊民疲，困苦不堪。所以现在国家处于破败之时理应减少事项支出，工程减少了百姓才能安养，费用减少了财富才能聚集起来，五年之中如果能不兴土木，必定能达到国富民安。现在各部门都要对本部门职掌的项目进行检查，凡在京师的或者十省五或者三省一，地方项目以前已存在的或者没有益处的或者妨碍百姓的，该去除的都去除，能减省的就减省；一切应以减少费用支出为主，一切以不扰民、不役民，以节约民力为主，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果认为小工程不足以损害财力而整年不停止，稍稍役使百姓不足以妨碍百姓而整年不停止，实际上却干扰了百姓的休养生息，那么根本就不能实现国富民安。频繁的赋敛耗费了财力，奸诈盗窃横生，国家依旧凋敝而百姓不听役使，国家就很难实现富强。但是近二十年，赋役繁重，民力耗损，如果不及时减省国费令国库充盈起来，一旦边疆出现祸患，只会导致国家更加凋敝，百姓更加疲惫，等到那时候再减省就来不及了。

梁武帝阅完奏章，十分恼怒，针对这四条谏议逐条驳斥贺琛，吓得贺琛再也不敢说话，只能连连叩头谢罪。梁的奢靡之风随之日益严重。

（四）毛喜谏陈高宗

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为陈时著名谏臣。陈后主即位后荒淫无道，毛喜依然敢于直谏，遭到贬黜，后病死在入朝的途中。

陈世祖驾崩以后，废帝年幼无知，所以由高宗辅政。仆射到仲举等人图谋不轨，假传太后懿旨，让高宗回去东府，即扬州刺史治所。当时朝臣们都对此事有所怀疑，但是没有人敢明确地提出来。毛喜知道后，立即跑去对高宗说：“陈朝拥有天下时日还很短，四海之内并没有完全太平，加上国家的灾难接连不断，实在令人担忧。皇太后正是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忧虑才让您负责协助治理朝政，就像当年的伊尹和周公一样。所以今天到仲举等人所传的旨意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您一定要三思，要以社稷为重啊！我虽然愚昧，但是既然知道了就一定要进言让您知道，不能让奸臣贼子的阴谋得逞。”后来经过证实，毛喜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和到仲举同谋此事的还有右卫将军韩子高，在处置他之前，毛喜奏请高宗说：“应该拣选人马配给子高，并赐给他铁和炭，让他修理武器和盔甲。”高宗对此很惊讶，就问毛喜：“子高参与谋反，马上就要收押在监了，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毛喜回答道：“国家初建，边关的祸患还很严重，而子高曾经在前朝为官，这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顺从，实际上却很轻狂，我担心他一时不会自首，拖延了诛杀他的时间反而会给王室带来危害，所以不如对他推心置腹，善加诱导，消除他的疑虑，这样我们还能得到一位可以为破贼出力的将士啊！”高宗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就按他说的去做了。

高宗即位后，毛喜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掌管军国机密大事。高宗北伐，占据了淮南，毛喜上书陈奏了安边的方法，被高宗采纳，第二天就开始施行。高宗还询问毛喜：“我想要派兵进攻彭城和汴城，你意下如何？”毛喜回答说：“我实在不是很有才智的人，不敢妄自预测未来之事。私下里我认为淮左地区刚刚被占领，边境的祸患方兴未艾，强大的北周已经开始吞并北齐，谁又能和他一较高下呢？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让已经疲惫不堪的将士们深入北方作战呢？况且我们擅长水上作战，而陆上骑马作战是北方的强项，我们舍长就短是很不利的。我愚蠢地认为北伐不如保境安民重要，现在我们应该休养生息，招募贤才，顺时而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这次高宗没有听从他的劝谏，执意北伐，结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高宗后悔不已，他对袁宪说：“不用毛喜计，遂会至此，朕之过也。”[108]

陈后主即位后，有一次被始兴王所伤，伤愈后在后殿设置酒宴庆祝，还让江总以下的官员奏乐赋诗。毛喜顾及当时刚刚平复叛乱不到一年，心里很不高兴，想去谏劝。但是那时后主已经醉了，毛喜就走上台阶，假装心病发作倒在台阶下，趁机离开了后殿。后主醒来后对江总说：“我知道毛喜根本没有生病，他只是想要劝阻我罢了，实在是奸诈之人啊！”然后就与大臣商量，罢免毛喜的官职，再借鄱阳兄弟报私仇之刀杀人。傅知道后就劝谏后主，说这样做对不起高宗。最后陈后主只得把他贬为永嘉内史，以示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