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局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自汉至清，经学及其变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清中晚期，时势所需，经学内部演化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随着西学东渐，今文经学派更是接受西学影响，积极向致用一途转化。清末民初，经学逐渐淡出，其功用与价值赋予史学，经史易位。康有为之今文经学一化为梁启超之新史学，再化为顾颉刚之疑古学，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东西洋学术思想之影响。顾颉刚“层累说”形成过程中，所受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来自历史进化论，还来自“实验主义”、“历史实证主义”等等。但在各种西方科学思想中，影响其“层累说”最为深刻的无过于历史进化论思想。顾颉刚了解与接受历史进化论等近代西方科学思想，懂得用进化演变的科学理念来治学，使其学说具有现代史学的眼光与观念。

一、历史进化论的影响

1906年，顾颉刚入高等小学，告别私塾讲授，接受新式教育，于是开始触及所谓的“科学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顾颉刚已经深受来自胡适、章士钊等人所宣扬的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如顾颉刚在其1919年1月12日至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新青年》……论世界语一篇，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1919年1月12日）“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1919年1月17日）“见章行严先生在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融化，以为除旧开新之地；此共同之域，即世俗所谓调和。不有此共同之域，世界决无由运行，人类决无有进化。”（1919年1月13日）在顾颉刚此时的读书笔记《寄居录》中，也可以看到他运用进化论来阐述问题，如他说：“凡是分类，都是看着两端。……若从学问上看来，便不当有概念，不当有分类。……故分类者，事之所不得已也。他日之学问虽不可知，以臆见推之，则宜为无类之学矣。至于无类之学，则宇宙运行人物进化之大原理，可以见矣。”此间，顾颉刚还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文中大谈进化论，并尝试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走向。

顾颉刚不仅受到历史进化论的影响，而且已掌握其中的要旨，为其后来提出“层累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治学应该运用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前代学者们所缺乏的，正惑于此，才造成学术发展的迟滞。在《景西杂记》中他写道：“以前学者无发展观点，遂不能有推陈出新之思想，必遵于唯圣是从之地步，是以两千年来无进步。”随着顾颉刚辨伪疑古工作的深入，他将历史进化论思想运用于“层累说”。胡适当时就已观察到顾颉刚这一学说中所运用的进化论，他说：“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表明，在胡适看来，“历史演进法”是顾颉刚在“层累说”中所运用的根本方法。

二、胡适与顾颉刚

在顾颉刚的学术创立阶段的思想融会过程中，胡适贯穿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胡适是顾颉刚的学术引路人和精神导师。胡适“怀疑”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都对顾颉刚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掀起“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3月，朱希祖就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旧籍，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1919年12月，胡适更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与宗旨，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方针。“研究问题”是手段，“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是方法，“再造文明”是目标。就此，胡适在“国故”研究的取向上进一步强调西方学理的输入。

这种“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风潮，无疑也影响到身处其中的顾颉刚。1921年12月，顾颉刚正在进行辨伪《诗经》的工作，他认为“整理国故”的利器在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国故”，分清“保存”和“整理”两种手段，在“整理”方面，应分清材料先后次序，使其各归其位。他说：“如何理得了国故！譬如一间屋的乱纸，我若要去整理，必定审择一下，某纸可留，某纸可弃，再将要留的纸分类归好。若应弃者不许弃，应留者不许别择，只许仍照了原来的次序排编，这是很好的保存工夫，不是整理的事业了！所以我们要分清两个观念。一是保存，无论什么东西都应放好。一是整理，我们应放出眼光，谨慎的理出一个头绪来。即如《诗序》、《传》、《笺》这几种书，无论如何的说谎胡闹，在保存上我们还应与别的好东西同等看待。若是讲到《诗经》，我们要整理出一个《诗经》的原来的地位，我们便不能不极端攻击，使他退出《诗经》范围之外。等到要整理汉儒的《诗》学了，我们又须招他进来，把他好好的整理。”1926年初，顾颉刚针对社会上有关北大国学门研究国学的诸多误解，分别在研究态度、对象、目标、方法、主旨等方面加以解释和阐发，他说：“我们要屏弃势力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对于政治、道德以及一切的人事不作一些主张，但我们却要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由此表明，顾颉刚对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与手段已经充分掌握，对其“输入学理”的主导思想更是心领神会。

胡适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形成给予直接影响。胡适不仅直接参与“层累说”的酝酿，赞成顾颉刚古史学基本观点，以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参与古书古史的考辨工作，还发表了许多关于治史态度与方法的意见。胡适的《实验主义》、《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新思潮的意义》等一系列文章，打出“存疑主义”旗号，鼓吹“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真理”，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要人们“不信任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等，这都给顾颉刚以很大的舆论支持和方法启示。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曾回忆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

胡适认为研究国故要具有疑古的态度和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对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很是可信的中国历史，胡适认为也需要采用“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怀疑，特别是“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可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胡适这种疑古的态度无疑在心理上支持了顾颉刚，使得其“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的一温”，在舆论环境上也为其提出“层累说”创造了一个适合的“语境”。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又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顾颉刚正是用这种“历史的态度”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传说，得出“历史演进的方法”。

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将杜威的哲学方法“实验主义”中“历史的方法”归结为“祖孙的方法”，他认为杜威“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又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井田制”和“水浒传考证”的研究上，使顾颉刚深受启发，他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顾颉刚表示：“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又说：“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可见，胡适所运用的“历史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之深刻。

胡适在饯别杜威会上的“演说辞”中，还谈到“实验的方法”，阐述有“三个要点”:“第一点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第二是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给我们参考用的，却不是天经地义；第三是一切学说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经过试验。”顾颉刚对这种实验主义的观点深表赞同，他说：“此篇演说深契于余心。我以为欲救今日中国华而不实的毛病，只有杜威一派学说是对病药。”

综上所述，以历史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对顾颉刚“层累说”的形成，乃至整个古史学说思想体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是顾颉刚古史学说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思想来源和资源库。而这其间，胡适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成为顾颉刚学术起步的科学引导者和支持者。对顾颉刚来说，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促成了其学术自觉和思想解放，并为之提供与以往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同时，更多还是依靠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层累说”，成为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性学说。如西方学者所说：“传统经史之学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经史学著作都是中国式的，故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