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清代与民国学术
有著作将民初国学分为三大主脉，即“章太炎学派”、“古史辨派”、“清华国学研究院”
。海烈的研究课题按此自应归入古史辨派的范畴，它既涉及民国学术的主脉之一，其价值可知。但为彻底认识民国学术的价值及由来，必须从清学谈起，从乾嘉考据学谈起。这对深入分析认识海烈此书的内容意义，应有裨益。
一、乾嘉考据学的近代影响
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大抵要从清代讲起，梁启超与钱穆两部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为这方面代表。清学之重要，就在它总结前代，开启后来，从而抽绎出17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理性源头。
清学的重心在乾嘉学术，乾嘉的成就集中于其发展出的考据学方法论体系。有研究认为，乾嘉考据兴盛，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高峰，为两千年传统学术做出经典式的完备总结。具体说，乾嘉考据为此后的近现代研究提供了经过整理校释的可读善本，其实还涉及经多方搜求聚合而成的珍贵资料，包括文献典籍之外金石文字、抄本残卷及器物书画等所有可遇到的资料，皆予精到整理，以方便研究利用。最为重要的，是经此大规模的整理研究活动，总结出的一套有效治学方法，嘉惠后学，遗泽来世，沾溉无穷。清儒在研究中广泛使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典制名物、天算历法、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方法，极大丰富了治学手段。乾嘉考据学最为特殊者是其于诸法中首重小学，于小学中绝重音韵学，清儒由此觅得经史研究中的语文根本。他们在文献典籍的初始研究中首重经史，继之则扩及于子集，囊括四部之学而兼治之。清代考据学的最大特征在其主体的理性自觉，这使之能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提供一个研究治学的根基，此后的研究基本都凭借依附于此根基之上。继起的民国学术史证明，能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取得大成就者，几乎全是那些在清代学术修养上功力积累深厚者。
越过民国，清学对当下学术研究的补裨之益亦甚明。近几十年随简帛资料的大量出土、经学者的持续努力，新的简帛学已在形成，其中关于文字考释、制度史事考订、古书体例溯源等问题，在清代乾嘉成果中，都不乏可供参考者。如何发掘这一学术宝藏，以促进简帛学的深入发展，不容轻忽。民国时王国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极具启发借鉴意义。王国维曾倡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历数孔壁中书、汲冢书乃至殷墟甲骨、敦煌塞上及西域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等新资料之出土，并指出新资料对推动学术发展的重大积极作用。罗振玉、王国维率先利用新出甲骨等材料进行研究，完成古文字及考古学发展史上草创时期的罗、王之学，为后来开启研究门径。值得提出的是，王国维利用这些新资料，撰成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的《古史新证》，从而使甲骨金文的史料价值为之倍加提升。但王国维的“新证”，显系继承了清儒金石证史的学术传统而又能光大之。最近几十年，因大量简帛材料的出土，学者们又重温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其中可见人们有意继承王国维注意研究和利用新出资料的学术用心。但不能忘记的是，王国维学术成就的取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努力汲取清儒成就。王氏长于以文字、声韵考证古代制度文物，系统地读过戴震、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接受了其学术熏染。其弟子就认为王氏治学于清儒中与程易畴、刘端临、吴清卿、孙仲容四人为近。王氏在清华研究院开出的普通课程有“古史新证”、“《说文》学习”、“《尚书》”等，指导学员的专题研究包括经学（《书》、《礼》、《诗》学）、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古韵）、上古史、金石学等。显然，这类学习训练与清儒的汉学并无大异。王氏发扬乾嘉汉学传统，而学术视野、知识结构更具近代性，故能超越清儒。他服膺段玉裁、高邮王氏的文字学，还从契文、古籀等文字着手研究《说文》，多有创见。他又引用甲骨文、金石文字及敦煌残卷等新史料考释文字。他归纳联绵字，补正谐声谱，并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作释例，较之乾嘉诸老及“章派”均有新意。王国维是在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学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其学术成就的，他亦可作为现代简帛学研究的典范。纵观现在的简帛学研究，在具体考释中应有不少可参考清人成绩之处，至少如小学考释、校勘例则及礼制名物研究等方面如此。乾嘉考据学成绩积累深厚，颇多可供利用开发者，简帛研究者若能顾及此，必可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二、清代与民国学术间的思想逻辑关联
当下学界有“晚清民国学术”的概念，夷考其实，有清一代的学术主体几为民国全部继承，民国学术大体上可视为清学的延续，故以“清代及民国学术”概念，来叙说17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之整体大势，似更合宜。但既称“晚清民国学术”，则其似应更有见于晚清与民国二者间学术关联之紧密。此中细节可借王国维之论阐释之。他说：清代“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按既云“三变”，则说明清学在变化中显现其连续性；“新”则突显了道咸以下与国初及乾嘉以还之异。可以说所谓“新”，既使之有异于国初及乾嘉，又使之下启民国学术。王氏又曰：“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按道咸以来边疆史地及经世之学复起，显系世变推动下的学风转移，故道咸以下虽学有其变而趋新，但其“经世之志”犹与国初有联系而未尽绝。王氏又曰：“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以理穷。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即道咸以下，学者虽犹承乾嘉之风，但政俗已变，国势日颓，外患日迫，士大夫有所忧思而计不知所出；忧世之情既显，则其学不能不受影响，表现在其学有失真切而难中时弊。时局形势之变必使之在治学内容上有超逸出国初及乾嘉之学以外者。总之，道咸以下之变，乃社会时局及形势变化之刺激所致，使之在具体研究内容上有所趋向转移即所谓“新”。但这些变化，尚不足以影响到学术研究方法主体上的根本变化，如当时号称治《公羊》今文者，亦已无由摆脱乾嘉古文考据之法，故虽云“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但治学方法主体不可能与之相违。因为乾嘉之学已为此后的研究，从方法论主体上奠定了一个原则性基础，具有时空上的某种超越性，虽入民国犹遵行而无背。而且审视民国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民国的国学研究，其内容、方法与精神实乃乾嘉学风的一脉相承和延续；乾嘉之学乃清学重心和主脉，故民国学术对乾嘉的学术继承，亦即延续了清代学术主脉。乾嘉之学对民国的影响，还有一事较少为人留意，即《皇清经解》的辑刻流传。阮元在广州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道光九年竣事；王先谦在江阴南菁书院辑刻《皇清经解续编》，于光绪十四年成。就在此前后，坊间书贾亦刻售是书，有学者指出：“阮、王正续《经解》，光绪中上海坊间有石印本多种”, “《五经汇解》光绪间石印本，割裂正续《经解》所收诸书，引就经文，以便省览，与《说文诂林》编法相似。虽出坊贾之手，要亦有功学者”。是坊间刻售《经解》石印本有多种。坊间书贾以牟利为目的，他们刻售此书，必是社会有需要，可满足其牟利目的。尤其是书贾自己编印《五经汇解》，他们肯投资费工做此事，亦与社会需要可牟利有关。当年吴荣曾先生对我讲，此种石印本《经解》颇多见。我自己于“文革”前的哈尔滨古旧书店，亦见过。正续《经解》乃清代汇集考据学成绩的专书，部头很大，虽以石印本缩印，其册数仍不少。民间书贾可用以牟利，表明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及社会的需要，都不会很小。其书流传于社会，反过来亦会有助于其学的传播影响之扩大。同时，清末国粹派之兴起及胡适倡整理国故，与此书在社会学术氛围的营造上，不能说毫无关系。总之，由于清学在民国的延续，因而若用“清代及民国学术”的概念，叙说17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整体大势，应更为适宜。
梁启超称清学为“文艺复兴”，其方法乃科学方法，胡适亦有类似之说，此对理解清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启性地位及示范性意义，均有裨益。他们的这种说法，也推动了民国学术对清学的继承。文艺复兴是晚清民国学者喜欢使用的概念。如晚清国粹派喜欢用“古学复兴”称他们所提倡的国学，但其主要用指先秦的学术文化，而“古学复兴”原本指欧洲的文艺复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用文艺复兴指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文化发展。胡适谓其前有影响的政论家黄远庸，就希望当时的中国出现类似文艺复兴的新文学改革。胡适自己更喜欢使用文艺复兴概念，如他称从唐代至五四之前有过四次文艺复兴，其中第四次文艺复兴即指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文艺复兴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文艺复兴。由于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次思想文化改革运动，为清末民初的一些学者心仪向往，乃至认为以之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相宜，因此亦得大多数学者认同。其中梁启超以之称清代学术文化，较早亦较特殊。梁氏自谓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已如此言，《清代学术概论·自序》谓其第八篇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也非顿耳。”又曰：“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按此处与原来有些出入。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文艺复兴时代”本作“古学复兴时代”，按“古学复兴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又查其原书有曰：“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按“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显然在表述上，要比“以实事求是为学鹄”更好。后来胡适亦以科学方法称清代的治学精神，其一即认为清儒具有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认为假设和验证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科学方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用的；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大要可分四部分：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此四者都是科学；清代学者使用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胡适把乾嘉考据学方法，作了完全科学化的论证，在当时影响甚大。不论以上“文艺复兴”还是“科学方法”之说，完全是按西方观念评价乾嘉考据学的性质。但这种说法的重要意义在于，清代学术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理性诞生源头。经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及对清代科学方法的鼓吹，乾嘉考据学益加深入于民国学术之中。五四对科学的崇信，使乾嘉之学在民国受到空前推崇。
梁启超论清学演进与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逻辑上的关联，对我们理解近代学术发展在思想认识上的某种微妙关系，颇有裨益。梁启超以欧洲文艺复兴精神说清学演进，故称之为“以复古为解放”，即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所以能奏此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顾颉刚认为其考辨古史是在清代今文家工作之上更进一步，他实际也是在以此“以复古为解放”阐释其古史求真的努力方向。他说叶德辉曾痛心地说：“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顾氏认为此言应在他身上，因为他要用战国之学打破西汉之学，更用战国以前的材料打破战国之学，至此则“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成之工”。此言与其“古史层累说”相切合。即古史既经层累堆积而成，那么我就以层层剥离的努力来恢复古史真相，所以顾氏相当于以“复古为解放”比喻自己的古史求真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学观念、科学精神在清末民国以来学者思想中发生之影响。但这里也包括梁启超个人对清代学术演进的独特思考。上述《清代学术概论》在“以复古为解放”观念主导下所述清学演进的四步，在前此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了“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之喻，他说：“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有人说清代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最后一家，故逞回光返照之象，不仅在各方面尽放异彩，在文化上亦如回光倒影一样，将中国学术由近溯前直至先秦原点而止。或者可以认为，是乃以此种形式为中国文化之发展，作一回溯式总结。综之，无论梁启超之“以复古为解放”的剥春笋之喻，还是顾颉刚“层累说”之逆向剥离以求古史真相之说，都对中国古代及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特异现象进行了观察、总结与揭示。此现象出现的原因或许在于，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积累深厚，以至在近代进行回顾总结时，不得不层层分析、次第入里，非经如此的细加咀嚼品味，不足以进入“愈啖而愈有味”的内在神明会心之境，并进而把握中国文化的三昧真谛。同时，通过对梁、顾二氏认识的分析，可见在当时学者对清学发展过程的理解中，已蕴含了清代与民国学术间的思想逻辑关联。
由乾嘉之学的性质所决定，其研究集中于几部经书上，前四史因与经书内容相关，亦在此研究视域之内，后来又扩及于子书，故乾嘉之学的研究大致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文化领域之内。由于当时几乎集中了全国的学术精英于此研究领域内，其成就必然是胜义纷呈、精粹迭见，必多可供后来学者取资借鉴之处，但若欲有所超越则较难，陈寅恪自言“不敢读先秦两汉之书”其因亦在此，其价值因之可见。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所致，对其开发利用并不充分。上文提及近年出土的简帛古书，大抵在此时段内，故若欲使简帛研究更上层楼，必须注意对乾嘉成绩的开发利用，王国维在这些方面已率先做出典范。但至目下的研究看，这方面似注意不甚充分。海烈在论文中运用上博简《容成氏》等新出资料作为研究参证，从而得预于时代之学术潮流，可称为“预流”之士，其研究视野之开阔自然可嘉。海烈读硕士曾从我攻先秦史，博士论文则作古史辨研究，从而涉足民国学术。若能因此再深入一步登上清代学术殿堂，左右采获，取精用宏，则无论对其先秦史研究，还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精密研究，补裨获益之处，必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