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廷尉诏狱”之另解

前文所述，廷尉狱属于“诏狱”，囚禁的犯人皆为奉诏收捕，以故亦称“廷尉诏狱”，史籍多有记载，但是相关资料之中又有一些令人费解的事例。现列举如下：

其一，绛侯周勃入狱之事。《汉书》卷4《文帝纪》载四年九月，“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而另一些史料却称周勃是被囚入请（清）室。例如：《史记》卷101《袁盎晁错列传》曰：“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裴骃《集解》注曰：“《汉书》作 ‘请室’。又引应劭曰：“‘请室’，请罪之室，若今钟下也。”引如淳曰：“请室，狱也，若古刑于甸师氏也。”又见《汉书》卷49《爰盎传》：“及绛侯就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请室，诸公莫敢为言，唯盎明绛侯无罪。”颜师古注曰：“请室，狱也，解在《贾谊传》。”另外，《汉书》卷62《司马迁传》载《报任少卿书》曾列举西汉王侯将相被囚事例，说周勃“囚于请室”，并非廷尉狱。所谓“请室”原是周代贵族大臣犯法后入宫向君主请罪待罚的场所。笔者曾做过考证，汉代请室在皇宫之内正殿东西两侧的厢房，悬有铜钟之类的乐器，以故又被称为“钟室”或“钟下”，并非正式的监狱，属于临时拘禁的囚室。为什么《汉书·文帝纪》写周勃“逮诣廷尉诏狱”，而另外几种记载却说他是被囚于“请室”呢？

其二，丞相王嘉入狱之事。《汉书》卷86《王嘉传》载哀帝时大臣孔光劾奏丞相王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得到皇帝的批准，“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但是随后的逮捕入狱过程却有些奇怪。王嘉“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按都船诏狱即都船狱。西汉负责京师地区治安的军事长官是中尉，《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后更名为执金吾，其属下有三处监狱，即寺互（工）狱、都船狱、北军狱。《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载中尉“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注：“如淳曰：《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沈家本按：“寺互、都船，二署也，当各有狱。王温舒为中尉，奸猾穷治，大氐尽靡烂狱中，见《温舒传》。当即用此二狱。”《汉书》卷83《薛宣传》曰：“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亦谈到都船令官署有狱。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廷尉诏狱”即“廷尉狱”，那么就会使人产生疑问，既然皇帝已经命令让王嘉“诣廷尉诏狱”，廷尉怎么敢违抗圣命，将其关入都船狱呢？

对皇帝有诏“诣廷尉”、或“诣廷尉诏狱”，而犯人却被关押到其他监狱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来分析：

（一）“诏狱”的另义——审讯机构

“诏狱”一词，如按沈家本对“狱”字的考证，有两种含义，即诉讼（案件）和牢狱。但是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它还具有第三种含义，即审讯机构。余行迈曾经明确指出“诏狱”一词具有三种含义：“所谓诏狱除了指收系 ‘诏所名捕’某种罪犯的特殊监狱之外，又是奉诏审理那种罪犯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案件。”如果仔细推敲词义，可以看出这种“诏狱”概念在史籍中的应用。例如《汉书》卷23《刑法志》曰：“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这里的“诏狱”就不是“监狱”或“案件”的含义，似应理解为审讯机构。《汉书》卷45《伍被传》曰：“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及幸臣。”文中的“诏狱书”当是指法庭传讯逮捕罪犯的文书。另如《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后（董）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这里所说的“诏狱”也应是指审讯机构。“诏狱无所得”，则是说法庭没有得到相关的证词。

由此可见，史籍中的“廷尉诏狱”可以表示廷尉府内的监狱，也可以是指由廷尉负责或参与审判工作的法庭。如果按照后一种含义来理解前述周勃和王嘉入狱的各种记载，可能就不会出现认识上的矛盾了。《汉书》所言周勃和王嘉之“诣廷尉诏狱”，或是指接受廷尉主持的审讯，如周勃；或是指有廷尉参与的公卿“杂治”，如王嘉；至于囚禁则可以不在廷尉府内的监狱。“诣廷尉诏狱”的犯人囚禁在哪所监狱，往往要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或根据犯人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分别关押在专门的监狱，如将相大臣入若卢狱，宗室外戚入内官狱、都司空狱，后妃宫女入掖庭狱、暴室狱等。或根据皇帝的意愿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等而被遣送某座诏狱。所以前面提到汉代所谓“诣廷尉”、“下廷尉”、“召致廷尉”等法律用语，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表示罪犯进入廷尉府的监狱受审。而在某些特殊的个案当中，犯人有可能被关进别的监狱，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所谓“廷尉诏狱”如果是表示审讯机构，犯人大致会有以下三种情况：

1．由廷尉主持审判，犯人的囚禁和审讯都是在廷尉府内

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廷尉所处置的日常案件当中，如对违法的朝内公卿、郡国守相的审判，像前引周亚夫、魏相、赵广汉、萧望之、王章等案件。或是性质恶劣、但政治影响不大的刑事案件，如前述张释之所审民犯跸惊乘舆马案、盗高庙座前玉环案；东汉张楷被诬传授妖术，“坐系廷尉诏狱”案。审判过程都由廷尉主持，仅在立案逮捕和结案定罪判刑时上报皇帝批准，犯人亦就近关押在廷尉狱内。

2．案件由公卿或其他官员“杂治”、“杂考”，犯人的囚禁和审讯或不在廷尉府内

此种情况下，廷尉参与案件审理的司法过程，但不是主持者。此类犯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尊贵身份地位，如关入都船狱的丞相王嘉，哀帝“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或是低级官吏犯有特殊性质的罪行，如白马县令李云上书抨击朝政，“（桓）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这一案件的主审官员并非廷尉，而是权宦管霸，所以最后是由他向皇帝汇报审理情况和拟判罪名。“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跪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上述史实反映罪犯或是只到廷尉府登记，然后即转送宫内诏狱，如王嘉。或是直接被送往其他诏狱，如李云、杜众，史籍所言之“并下廷尉”可能只是将与二人有关的起诉文书送往廷尉府建档备案，而他们本人并没有前往；李云、杜众的审讯和囚禁应该都是在黄门北寺狱内进行的。在这两个案例当中，罪犯本人或有关案卷被送到廷尉府注册备案，仅仅是为了完成应有的司法审判启动程序，廷尉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并不是主角，犯人也可以不在他的官署里囚禁和受审。

3．廷尉不参与案件的审讯拟罪，犯人的囚禁亦可不在廷尉府内

在此类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所谓“廷尉诏狱”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司法审判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审讯、对狱内犯人的监护和拟罪定刑，都是皇帝指定的其他官员来负责，他们往往挂着“使者”头衔，握有节杖，直接代表天子来主持案件的审理。如前引《汉书》卷68《霍光传》载昌邑王废黜时，其旧臣被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而据《汉书》卷88《儒林传》记载，王式为昌邑王贺之师，而刘贺废黜后，“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可见对王式的审问和拟罪上报即是由使者而不是廷尉来负责的。廖伯源先生曾云：“皇帝之命令超越法律，使者奉诏，既可以指挥司法官，又可亲自调查、拘拿人犯、判决人犯、重审理囚、释囚，乃至可以指挥诛杀。使者干预之案件，多为皇帝关心，或政治性之案件，乃遣使者依其旨意处理。”又云：“使者出使，是奉诏行事，凡使者所治狱，皆得称诏狱，召犯官诣廷尉诏狱，其例在两汉书中多见，散见前后文所引诸例。既称诏狱，当遣使者主审，廷尉并不必然为审判官。若诏不指定由廷尉治狱，廷尉不得预其事。”此类犯人亦或入廷尉狱，或入其他监狱，均依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

由此可见，“廷尉诏狱”这个用词有多种含义，或可表示审讯机构，不一定确指廷尉府内的监狱——“廷尉狱”。所以史籍中的“诣廷尉”、“下廷尉”，有时并非将罪犯囚入廷尉狱，也许是被关押在其他的中都官诏狱。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为什么要把应由廷尉府审讯监禁的案犯遣送到其他监狱中去？笔者认为，廷尉狱虽然是最高司法审判机构的监狱，但是种种条件所囿，它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满足朝廷、皇帝对犯人的囚禁及案件审讯的要求，所以会把一些特殊重要的罪犯或身份地位不高的从犯、证人转移到其他监狱收审。试述如下。

（二）廷尉狱的局限性

廷尉狱的局限性，笔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容量有限

按前引《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条本注记载，汉武帝时期中都官狱纷纷升为“诏狱”，《史记》、《汉书》中亦屡屡提到当时中都官诏狱相当活跃，大量收容京师和郡国送来的重要案犯，而以前这些监狱通常只关押本部门或专门管辖范围之内的犯罪人员。在这一历史阶段，随着专制皇权的强化，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涉及宗室、外戚、公卿等统治集团上层人士的重大案件频频发生，逮捕、牵连而处死的人犯甚至数以万计。例如《史记》卷30《平准书》曰：

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曰：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汉书》卷45《江充传》曰：

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这样多的被捕人犯，是无法全部押到首都来就审的，所以朝廷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其一，就地建立“诏狱”收审。例如发生在关东地区的一些大案，距离京师很远，又有山水之阻，往来不便。为了迅速办案，以避免耽误时间或是在犯人押送途中发生意外，西汉政府将有关罪犯在案发地点就近拘捕监禁，再派遣使臣前往审理。如《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曰：“上思（董）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颜师古注：“颛，与专同。不请者，不奏待报。”又《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赵）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史籍所载，西汉中后期关东曾设有洛阳、魏郡、钜鹿三座诏狱，可参见《汉书》卷97下《外戚传·孝元冯昭仪》，《汉书》卷53《广川王去传》，《汉书》卷45《息夫躬传》，《汉书》卷93《佞幸传·淳于长》。

其二，另一部分案件的主犯、要犯及从犯、人证被押解进京审讯，他们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据《汉书》卷60《杜周传》所载，当时“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颜师古注：“……狱辞所及，追考问者六七万人也。”“吏又于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面对如此庞大的罪犯群体，廷尉狱的规模较小、牢房有限，根本无法容纳，所以只得将其分散到附近的中都官诸狱。如《汉书》卷59《张汤传》载赵王上告张汤与其属吏鲁谒居勾结为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颜师古注：“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非本狱所也。”又如《汉书》卷8《宣帝纪》曰：“曾孙虽在襁褓，犹坐系郡邸狱。”颜师古注：“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

2．监管并非甚严

汉代的监狱均有吏卒守护，以防止囚犯与外界互通声气、传递违禁物品，并保护其在狱内的安全。在对犯人的监护方面，中都官狱由于多设在皇宫或禁苑之内，如少府属下的若卢、居室、掖庭、暴室、导官与左右司空诸狱、以及上林诏狱，距离皇帝及其亲属的生活区域较近，所以戒备极为森严。皇宫不仅筑有高墙重门，还由几个治安机构分别负责警卫事务，有关的安检制度十分严密。如《汉旧仪》卷上曰：

皇帝起居仪宫司马 [门]内，百官案籍出入，营卫周庐，昼夜谁何。殿外门署属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黄门、钩盾署属少府。

囚犯若想越狱或与外界联系非常困难，其安全可靠程度甚高。廷尉府设在宫外，虽然也有吏卒守卫，但是据史书记载，其监护防范措施并非十分严密，屡有违反狱规的现象发生，甚至非常严重。例如有伺机溜进廷尉府刺探案情、并化装为医生入狱与囚犯联系者。见《汉书》卷83《朱博传》：

而陈咸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语下狱。博去吏，间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咸掠治困笃，博诈得为医入狱，得见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狱，又变姓名，为咸验治数百，卒免咸死罪。颜师古注：“间步，谓步行而伺间隙以去。”

有冒名顶替、充当狱卒而服侍囚犯者。见《后汉书》卷31《廉范传》：

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于是东至洛阳，变名姓，求代廷尉狱卒。居无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勤劳。

还有诈死越狱隐居者。如公孙敖和匈奴作战失败，被囚禁在廷尉狱治罪。但是他居然在牢内伪装死亡，得以出狱隐藏起来，逃脱了死刑判决。见《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公孙敖）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发觉，复系。”此举如果没有狱内的吏卒协助策划，并为其遮掩，显然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据两汉史籍所载，这所监狱的主官——廷尉也有不守法令、虐待囚犯的事例。如《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载昭帝元凤五年“巨鹿太守淮阳朱寿少乐为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狱，风吏杀元，弃市”。此人身为朝廷的最高司法长官，竟然目无纲纪，指使属吏杀害诏狱囚犯，猖獗到何种地步！又如东汉和帝时陈宠为廷尉，“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诏特免刑，拜为尚书”。因为他受宠于皇帝，才得以免究罪责，调职另用。桓帝时廷尉冯绲非法用刑，“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绲考致其死”。

廷尉狱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违法事例，一方面由于犯人多是高官贵戚，本人的地位既相当尊贵，背后又有某种势力支持，所以能够对监狱的管理者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两汉的官场相当腐败，多有行贿私求之举，廷尉府亦不能免，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故汉时谚语曰：“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史记》卷57《绛侯世家》载周勃因人诬告，“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 ‘以公主为证’”。即为典型的例证。西汉时曾有规定，宗室或将相重臣犯罪囚禁在宫内中都官的某些诏狱，而不入廷尉狱。如《汉旧仪补遗》卷上曰：“司空诏狱，治列侯、二千石，属宗正。”《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少府属官”条注：“《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可能就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3．廷尉对案件的处置或不能使皇帝满意

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专制集权王朝，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处理某些案件的时候，廷尉可能会受到司法审判程序和律令条文的制约，所拟定的罪名和刑罚未必能符合皇帝的意愿。例如，文帝出行时有人在中渭桥惊乘舆马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奏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后又有人因盗高庙座前玉环被捕，张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汉书》卷66《田千秋传》载汉武帝报群臣奏书曰：“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是说“巫蛊之祸”初起时，汉武帝曾命令廷尉审理有关案件，但是廷尉及其他中都官署皆采取拖延对策，可能是不愿得罪某些贵族与官僚势力，引起了武帝的不满，于是任命江充为绣衣直指使者来经办此案。江充领会武帝的意图，故诬陷外戚卫氏亲族，予以穷治。“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又对太子栽赃陷害，“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致使逼迫太子起兵造反而被诛。

廖伯源先生曾云：“或有某些特殊之事件，为便于控制，贯彻其个人之意志，皇帝不欲行政机关插手，而特遣使者办理。是皆皇帝防间政府官员，集中权力，加强其个人统治之手段。”其言甚当。综上所述，汉武帝于中都官诸署增设诏狱，将原来归廷尉负责审讯和拘禁的一部分案犯转移到那里，派遣使者来掌管某些案件的立案起诉、逮捕审讯，甚至住进狱内对囚犯进行监护，是企图直接控制这些案件的整个司法审判过程，这样更为容易实现皇帝自己的政治意图，而不为行政机构和专职司法官员所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