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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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迄今已经走过90年的非凡历程。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我们党诞生90年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是我们党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人,而且也是在实践上最早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已经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要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当时中国基本国情,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1938年9月至11月,我们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就是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后来,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谈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还对这一命题作了科学解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努力“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概括和提升为新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指导新的实践;三是必须寻找一种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的“民族形式”,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三)从哲学高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如果不能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的解释,那就极有可能造成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混乱。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从哲学理论的高度科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理论与实践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矛盾的共性和个性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并根据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确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在《矛盾论》这篇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共性与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进而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创立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毛泽东在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结合中国国情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创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1956年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所有这些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世纪70年代末期,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并作出了科学回答,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那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哪些呢?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阐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不可能继续延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这是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真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呢?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但是,怎样才算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呢?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他还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二)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一度达到教条化、迷信化的程度。“文革”结束后,虽然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两个凡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为此,他要求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视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把它看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态度和思想原则。

(三)正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倾向,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二是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倾向,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来自“左”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为了克服“两个凡是”的影响,邓小平强调重新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针对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思潮影响,邓小平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对于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给予了回击,坚定地捍卫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延续和发展。

(四)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创立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党章》,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异常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要求。解决好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能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为此,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他指出:“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和实践不断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我们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他还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在江泽民看来,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他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在谈到我们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性时,江泽民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自此,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三)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家知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基本纲领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经验,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又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他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四)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学好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四、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在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路。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推进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新的科学思路。胡锦涛指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共同为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6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呢?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这既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6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9日。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进程。

(二)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通过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内容博大精深。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而发展、发展什么、依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之后,胡锦涛多次系统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思想财富。

(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强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7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