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刑辩

第二大转型，是从民诉转向刑辩。

1992年在西南政法大学念硕士，2000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都是民事诉讼法学，后来在海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教民诉，研究民诉，依惯例，我被称为搞民诉的。搞，法学圈确实是这么称呼的。

但从民诉转向刑辩，也不意外。实际上，民事诉讼理论是整个诉讼包括刑事诉讼理论的基础，能够为刑事诉讼的制度建构、结构转型以及更深层次的司法制度提供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理论指引。我的兴趣广泛，从未满足在民事诉讼的领域耕耘。我的硕士论文《区际司法协助》，导师常怡教授不太支持；我的博士论文《论私力救济》，更不是规范的民事诉讼法学课题，导师张卫平教授最初是不同意的。但我习惯了随心所欲，就一意孤行了。当然，这部书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由私力救济到纠纷解决到司法制度，我的学术进路是自然延伸的。2005年，我建立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CJS）；2006年诉讼法学科增设司法制度方向；2007年年初，在我的推动下，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西南政法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中自主设置司法制度二级学科，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二级学科；发起司法改革行动项目；主编《司法》杂志、司法文丛；自2009年起撰写每年一度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每周一次的“司法学术沙龙”举办了180余期……直到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老校区搬迁事件，薄督欲取此宝地建红岩干校，我被指控带头抵制，不久便离渝北上。

对司法制度的研究，必然要更多地关注刑事司法。中国的刑事司法大抵属于整个法学领域最为落后、顽固甚至是野蛮的领域，是法治建设不得不突破的堡垒。民事案件涉及财产和声誉，尽管绝非小事，但刑事辩护则事关自由和生命，正如漳州案一家8口、全案17人无辜被抓，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我先前对律师实务不重视，有时甚至不屑一顾，主要是财产争执无法激发我内心的正义感。微博高峰时期，每日求助，少则十余个，多则过百件，大多是刑事案件，有一天收到三个命案求助，不能自已，泪如雨下。任何一个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置之度外。就这样，我从书斋走向法庭，从民诉转向刑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