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吴越春秋》的作者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晔著《吴越春秋》”，这是关于《吴越春秋》作者最早的记载。此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著录赵晔撰《吴越春秋》。赵晔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较少，主要集中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由于这些记载中没有出现明确的年号和其他纪年，所以我们只能结合与赵晔相关的历史人物之生平来推断赵晔的生卒年。赵晔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前后，字长君，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年轻时曾做过县吏，上级派他去迎接督邮，他便弃职不干了。督邮是汉时一郡最高行政长官太守的重要属僚，赵晔作为小小县吏，去做迎接工作本是职责所在，但赵晔不屑于卑躬屈膝地侍奉上级官员，可见他有着清高傲岸的人格。此后，他到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中）拜当时的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潜心于学问。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杜抚曾在博士薛汉门下学习《韩诗》，后归乡里从事教学，有弟子千余人。公元58年，东平王刘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见《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杜抚即在征辟之列。而《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载赵晔到杜抚家乡拜师，则其拜师当在杜抚入刘苍幕之前，即在公元58年前，约当汉明帝永平（58—75）初。赵晔外出求学二十年间音信全无，家里人误以为他死了，为他发丧制服。建初（76—84）中，公元80年前后，杜抚为公车令，上任数月后便去世，赵晔才回到家乡。此时赵晔应该在40—50岁左右。归乡后，州里召他做官，他未就职，后又被选举为有道征士。最终，赵晔在家乡辞世。由此看来，赵晔是东汉初人，与班固（32—92）同时而略晚，一生大概历东汉明帝、章帝、和帝、殇帝等朝（58—106）。据《后汉书》和《隋书·经籍志》，赵晔的著作有《吴越春秋》十二卷、《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诗细历神渊》。东汉末年，蔡邕到达会稽时，十分欣赏《诗细历神渊》，认为胜过王充的《论衡》，可见赵晔经学造诣深厚，有过人的才学。如今其著作只有《吴越春秋》传世，其他著作在隋、唐时就亡佚了。

二 《吴越春秋》成书及流传过程

自东汉至唐代，以《吴越春秋》命名，记载吴、越两国历史的著作很多。据陈桥驿、周生春考证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赵岐的《吴越春秋》、张遐的《吴越春秋外纪》、无名氏的《吴越春秋》和《吴越春秋次录》、杨方的《吴越春秋削繁》（此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繁”作“烦”）、皇甫遵的《吴越春秋》（此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吴越春秋传》”）等。这些著作自成书之日起，就不断散逸。在上述著作中，流传至今是产生时代最早的赵晔的《吴越春秋》。根据各种公私书目记载可知杨方和皇甫遵的作品与赵晔的《吴越春秋》有密切的关系。《崇文总目》卷三《杂史类》载：“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徐天祜《吴越春秋序》引邯郸李氏《图书十志目》亦云：“杨方尝刊削晔所为书，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为之传注。”由此可见，杨方之作并非别撰，而是删减赵晔之书而成；其后皇甫遵整合考定赵晔、杨方两家之作而再成一书，并为之作注。又据记载，皇甫遵所作名为《吴越春秋》，卷数为十卷，所载吴国事起太伯，尽夫差；所载越国事始无余，止勾践，与今本《吴越春秋》在书名、卷数和内容上均相符。故学者一般认为，流传至今的《吴越春秋》十卷，应该是赵晔原著、皇甫遵考定本。

由于今本《吴越春秋》经过皇甫遵的整理考定，故与赵晔之作的原貌有较大的差异。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著录，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是十二卷，而现存的《吴越春秋》只有十卷，明清有些传本还将它合为六卷。皇甫遵本是一种注本，所以两《唐书》将《隋书》所载皇甫遵撰《吴越春秋》十卷更名为《吴越春秋传》十卷。皇甫遵的注本，并非像通常为经书作注解那样逐字逐句地老老实实照抄赵晔原文，并在其后加注释而成的，而是在加注的同时，对原文作了删减、增补、重组语句等各种各样的修改。这从古代类书和古籍注释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证实。《水经注》《世说新语注》《后汉书注》《文选注》《太平御览》中都有大量的《吴越春秋》引文，这些引文与今本《吴越春秋》差异很大，内容增删和文字歧异之处不胜枚举，仔细分析这些引文的差异，还可以判断出这些引文至少引自两种不同系统的本子（今本《吴越春秋》与其他历史文献中的引文对比，前人已经作过很多讨论，详参[美]戴维·琼生《<吴越春秋>版本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所以皇甫遵之书并不仅仅局限于注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改写了赵晔之作。

赵晔的十二卷原著、杨方的五卷《削繁》，以及皇甫遵的十卷注本，在隋、唐期间并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著录赵晔的《吴越春秋》十二卷，注云：“后汉赵晔撰。吴起太伯，尽夫差。越起无余，尽勾践。内吴外越，本末咸备。”可知南宋初年赵氏的原著尚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未著录此书，《宋史》所录的赵晔《吴越春秋》也只有十卷，由此推断，赵晔原本十二卷大概在宋末元初之间亡佚了。杨方的五卷本在《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中均未见著录，大概宋时已经亡佚。皇甫遵的十卷本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不但被删去了注，还被转题为赵晔撰。

清代时，宋刻本《吴越春秋》尚流传于世。而今《吴越春秋》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此本是元代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支持刊刻的，由前宋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祜考订音注并作序，现藏国家图书馆。后世的刻本大都源自大德本，主要分为十卷本和六卷本两大类。明代十卷本有最能体现大德本风貌的明弘治十四年（1501）邝廷瑞、冯弋的刻本（本书注释中简称“弘治本”），万历十四年（1586）冯念祖卧龙山房刻本（本书注释中简称“万历本”）。明代六卷本有天启间《吴越史》刻本，万历吴琯所辑《古今逸史》本，万历何允中辑刊的《广汉魏丛书》本。清代十卷本有徐维则《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本，徐乃昌《随庵徐氏丛书》刊本。清代六卷本较多，有汪士汉于康熙七年（1668）搜罗《古今逸史》残版重加刊印的《秘书廿一种》本，于敏中等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辑的《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乾隆《四库全书》本，王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辑刊的《增订汉魏丛书》本等。其中，《增订汉魏丛书》本后来被多次翻刻，有光绪二年（1876）红杏山房刊本、光绪六年（1880）三余堂刊本、光绪十七年（1891）艺文书局刊本、宣统三年（1911）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此外还有日本宽延二年（1749）刊本，有不分卷的清初清谨轩钞本等。

三 《吴越春秋》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的势力开始衰弱，中国社会进入了群雄纷争、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都积极寻求发展，以图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能够称霸天下或享有立足之地。吴国和越国，本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邦”的东南落后小国，但从春秋中叶开始，两国相继崛起，凭借强盛的经济、军事实力，四处征伐，与晋、齐、楚等传统大国争夺霸权，一度跻身于霸强之列。《吴越春秋》记载的就是吴、越两国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

《吴越春秋》全书共十卷，前五卷完整地记载了吴国从部落起源、演变而形成诸侯国，在春秋时代逐渐强盛直至灭亡的历史。开篇从周朝祖先后稷的故事讲起，简述了周部族发展到古公亶父时期的历史。吴开国之君太伯是古公亶父的长子，为了实现父亲传位给三弟季历的心愿，太伯与二弟仲雍离开周，到达南方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直至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才开始强大。寿梦即位之初就朝见了周天子，访问了楚国，并在鲁国考察礼乐文化。寿梦死前嘱咐他的四个儿子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兄弟间依次继位，目的是最后传位给贤德的少子季札。但馀昧死后，季札不接受君位，吴人只好拥立了馀昧的儿子州于，是为吴王僚。诸樊之子公子光蓄意篡权，想刺杀吴王僚。此时，楚国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他只身一人投奔吴国。伍子胥深得吴王僚的赏识，但为了给父兄报仇，他转而推荐刺客专诸帮助公子光刺杀了王僚。公子光登上君位，是为吴王阖闾。阖闾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大力兴建都城、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争霸积蓄力量。后来，阖闾出兵伐楚，楚军大败，吴军攻入郢都，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鞭尸复仇。楚臣申包胥为救楚奔赴秦国，在秦庭上日夜啼哭，感动了秦伯，于是秦国出兵救楚，吴军战败，才撤兵回国。此后，吴太子病死，在伍子胥的劝谏下，阖闾立夫差为太子。夫差即位后，轻信了越王勾践，不吞并越国以绝后患，反而屡次北上伐齐。伍子胥多次忠心直谏，触怒了夫差，夫差赐剑令其自杀。伍子胥死后，夫差继续向北方用兵，并与晋国在黄池争当盟主。越国趁机进攻吴国，最后夫差被围困在秦馀杭山，向勾践求和失败，只能挥剑自杀，吴国灭亡。

后五卷则完整叙述了越国历史，内容以勾践复仇为主线。开篇先追述了越国的祖先夏禹治理洪水、平定天下的事迹。夏少康帝时，封其庶子无余在禹葬之地会稽山，以保证对禹的祭祀不断，于是越国建立。传到元常时，越国开始强大起来。元常死后，其子勾践即位，他在夫椒之战中被吴王夫差打败，困守会稽山。勾践派大夫文种向吴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而接受了求和。勾践在夫人、范蠡的陪同下入吴为奴，居住在石室中，做着马夫的工作，极尽卑微，三年后终于打动了夫差而被赦回国。勾践回国后，命令范蠡兴都建城，自己则勤修政事，卧薪尝胆，一心要雪亡国辱身之恨。勾践多次和群臣一起商讨如何强越弱吴，一方面采纳文种所献“九术”，给吴王送去美女、良木，麻痹吴王，令其沉迷女色，大兴土木；另一方面在国内鼓励生育，请越女教剑，陈音教射，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国富兵强。最后，勾践大举出兵攻吴，迫使夫差兵败自杀。吞并吴国后，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主持诸侯国间大事，迁都琅邪，成为一代霸主。勾践死后，经过多世传到越王亲时，越国被楚国所灭。

四 《吴越春秋》的思想内涵

从《春秋》的“微言大义”开始，中国古代史籍就有反思历史、评判现实的传统，《吴越春秋》也不例外。书中虽然没有像《史记》“太史公曰”那样的直接评论，但作者在书中常常借他人之口或历史人物的自我分析，如文种历数夫差的六大罪过、子贡对伍子胥和太宰嚭的评价、要离临死前的自我批评等，来展现自身的批判意图。此外，我们从作者对史料的剪裁、人物的塑造以及行文风格中，也不难体会其思想倾向。总之，《吴越春秋》一书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我们这里主要介绍其中对国家兴衰成败的探讨、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弘扬以及对复仇精神的肯定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吴越春秋》在叙述吴越两国相继崛起及争霸的过程中，蕴涵了对国家兴衰成败的深刻思考。元人徐天祜曾对此作出评价说：“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憭若蓍蔡。至于盛衰成败之迹，则彼己君臣反复上下。其论议，种、蠡诸大夫之谋，迭用则霸；子胥之谏，一不听则亡。皆凿凿然，可以劝戒万世，岂独为是邦二千年故实哉！”作者认为，国家强盛之关键在于顺应天道，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得民心、富国强兵和采用正确的克敌制胜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君主与辅政大臣的个人素质又极其重要。从君主的角度讲，要有洞察力、辨析力，亲贤臣，远奸佞，以人民和社稷的利益为根本；从臣下的角度讲，对君主尽忠的同时要能够举荐贤才，有长远的谋略、过人的才能。比如夫差虽然早期能够抓住机会利用伍子胥使自己被立为太子，但是即位之后却亲近奸佞伯嚭，迫使忠臣伍子胥自杀，不顾惜人民疲苦，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种种暴行，令人发指。而面对自己真正的敌人越王勾践时，又分不清敌友，生恻隐之心，最后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又如楚庄王能够听从伍举的谏言，停止安乐，任用贤才孙叔敖，于是称霸天下；而楚平王忠奸不分，听信奸佞费无忌的谗言，残杀了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致使伍子胥出奔吴国，最后因为伍子胥率吴军复仇，楚国差点覆灭，自己也被掘墓鞭尸。勾践是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也是吴、越争霸最后的胜利者。在困难时期他能够认清越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军事力量。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不贪图享乐，爱护民众，处心积虑地图谋复仇，经过多年的谋划与准备，最后不但报了亡国辱身之仇，还成就了霸业。这些事例都给后世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第二，《吴越春秋》中的很多人物具有仁爱、忠义、智慧、信用、守礼等儒家所提倡与肯定的美好品德，体现了作者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弘扬。书中在叙述周族的开国史时，有意突出周族祖先的仁德传统。如写到公刘仁慈，“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而古公亶父为使人民免受异族侵扰之苦，自愿放弃土地和君位，因此也让人民深受感动。对吴太伯和季札兄弟的让位之德，作者也深表赞赏。书中还有很多奋不顾身、一心为国的忠义之士。申包胥为了挽救危亡的楚国，日夜兼程到秦国求救，路上跑得脚掌都裂开了，后来坚持站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水米不进，终于感动了秦伯，求得援军救楚。其救国之忱，令人感动。伍子胥为了报答吴王阖闾的恩德，对吴国忠心耿耿，为防止夫差被越国君臣的表面举动所迷惑，导致亡国之灾，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不惜触怒夫差，多次犯颜直谏，最终激怒夫差，被夫差赐剑自尽。而在后来越军准备进攻吴国都城时，伍子胥因不忍见吴国灭亡居然显灵阻击。其护国之忠，令人感慨。书中也塑造了不少智者的形象。如当齐国大夫陈成恒准备攻打鲁国时，子贡挺身而出，向陈成恒说明攻打吴国比攻打鲁国更有利于他在齐国夺权，从而成功地拖延了齐伐鲁的时间；而后又南下劝吴王出兵救鲁伐齐，以成就霸业；当吴王提出有越国为后顾之忧时，又南下劝越王极力向吴国示好，以免除吴国的后顾之忧。最终促成吴国北上攻齐，挑起了齐、吴之间的争霸战争，凭借一己之力扭转国际形势，解除了鲁国的危机。其说辞中对各国利害关系的剖析，极具智慧，很有说服力。又如书中的范蠡不但拥有高超的内政外交才能，还极具识人智慧，根据对勾践性格的了解，及时功成身退，得以善终。信用与守礼在《吴越春秋》塑造的人物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救助伍子胥的渔父和击绵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渔父明知道伍子胥是逃犯，还帮助了他，并而用沉船自杀的方式来表明自己一定信守承诺，不会出卖伍子胥。击绵女起初因为自己是未嫁之人，碍于礼法不敢随便给陌生男子提供饭食，但因为看见伍子胥挨饿不忍心，还是救助了他，最后也用投水自杀的方式来表明自身对礼制和承诺的坚守。而书中对伍子胥、公孙圣等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进谏的赞赏，对渔父自沉、击绵女投水、要离自杀、吴王女儿滕玉自杀等节烈行为的载录，似乎也意在突出一种为道德献身的精神。这大概与吴越地区的刚烈轻死的文化传统及东汉崇尚气节的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第三，《吴越春秋》中的故事具有浓郁的复仇色彩。作者在叙述吴越两国历史时有两大复仇主线：其一是叙述吴国历史时，用大量笔墨记叙了伍子胥复血亲之仇的始终；其二是叙述越国历史时，详细描写了勾践复亡国辱身之部族仇恨的经过。书中还夹杂叙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与两国历史相关的复仇报恩故事。从对这些史事的剪裁和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作者认为复仇不仅是个人生存与行动的强大动力，也是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乃至影响诸侯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伍子胥在吴国的种种作为，如帮助公子光刺杀王僚、庆忌，为吴王建设城郭，推荐孙武等，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向楚王复仇，可以说复仇是其人生的支柱和动力。而吴国帮助伍子胥出兵复仇，也不仅仅是受了伍子胥的挑唆和利用，而是自寿梦以来，吴、楚两国之间就结下了世仇。到了阖闾时代，两国结怨已深，吴国出兵讨伐楚国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复仇。书中对吴、越两国之间争霸战争的叙述也极具复仇色彩，可以说全书后五卷就是一部勾践的复仇史。为了保全性命，以便能够活着回国执行复仇计划，勾践忍辱负重，甘心带着夫人和臣下入吴为奴，为吴王养马执鞭，甚至尝粪验病，以讨好吴王，终于得以回国。归国之后，勾践时时刻刻不忘复仇，以致“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可见其复仇意愿之刻骨铭心。在如此强烈的复仇意愿驱动下，勾践处心积虑，选贤任能，大力发展生产，努力增强军事力量，采用各种策略削弱吴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一举灭吴，逼死夫差，成为一代霸主。与复仇相对，作者也描写了一些生动的报恩小故事。如伍子胥引军伐郑时，昔日救助伍子胥的渔父之子出面阻拦，伍子胥为了报答渔父之恩，立刻退兵。又如伍子胥回兵经过溧阳濑水时，想报答击绵女的帮助却不知其家在何处，便把百金投入水中，后被击绵女的母亲取走。这些均体现了作者复仇报恩的思想。

五 《吴越春秋》的成就

关于《吴越春秋》的归类和性质问题，前人已经作过很多论述，在这里我们仍然把它看作史书。虽然《吴越春秋》存在记载史事年代错乱，阴阳五行、占卜谶纬思想浓厚，有些描述不合乎历史真实等缺陷，但仍有着不容抹杀的史学价值。《吴越春秋》较之《左传》《国语》《史记》等历史文献更加系统地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历史，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吴越春秋》所记史事有一部分明显来自于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的吸收，另一部分应是作者广采杂史、民间传说而成。作者生活于东汉初年，去古未远，而且本身是越地学者，对吴越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的了解和体会，所以那些不见于其他史书的记载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仍有其史料价值。徐天祜就曾评价说：“晔书最先出，东都时去古未甚远，晔又山阴人，故综述视他书所纪二国事为详，取节焉可也。”比如《勾践入臣外传》详细记述了越国战败后，勾践带领妻子和范蠡等到吴国做臣仆直至回国的经过，不但比《史记》详细，细节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越王句践世家》中勾践本人并未入吴，而是由臣下范蠡、柘稽等代勾践为质于吴。《勾践归国外传》记述勾践归国后的事迹，如命令范蠡建造城郭、择吉日立政等，也不见于《史记》《左传》等。《勾践阴谋外传》记述了勾践与臣下秘密商量对吴计策，以及战前的一系列准备，其中很多事迹不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如陈音论射法，越女论剑术，较之《越绝书》《论衡》的记载也更加详细。《吴越春秋》在编纂体例上比较灵活，广泛借鉴了前代史书的体裁。总体采用《史记》世家之体，用编年纪事的方式将吴、越两国历史首尾完整地叙述出来，而其中对专诸、要离、孙武等人物事迹的记述似乎又有纪传体的色彩。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吴越春秋》在很多地方不像史书般严谨，应该归为小说家之言，这是因为作为史书的《吴越春秋》确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吴越春秋》可以看作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无论在内容题材还是创作手法方面，都给后代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深刻影响。内容题材方面，后代很多文学作品都取材于《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史事，例如唐代有俗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有《吴越春秋连像平话》，明代有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等。创作手法方面，《吴越春秋》在选材与构思上独具匠心，善于从丰富的史料中挑选出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和最生动的情节，再充分发挥想象力，铺排场面，渲染气氛，把吴、越史事叙述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例如作者为了刻画勇士专诸的与众不同，特意安排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出场。书中写到，伍子胥在路上碰见专诸和人打架，将要靠近敌人时，专诸“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其妻一呼即还”。“其怒有万人之气”的专诸，竟然只要他的妻子喊一声就立马回去了。读到此处，不禁令人会心一笑，勇士专诸难道是个“妻管严”？这一生动的细节就让专诸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要离的出场也很有特点，为了衬托要离的勇敢，作者先写了一个要离羞辱壮士椒丘的故事，也十分精彩曲折。作者还擅长塑造人物，善于从人物的心理、外貌、表情、动作及语言等各个方面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他们的行为来揭示其命运走向。《吴越春秋》中的重要人物都是血肉丰满的，不同于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脸谱式人物。塑造人物时，作者既注重表现人物身上的美好品德，也不掩饰人物身上的人性弱点和道德败坏之处，尽量全面真实地刻画人物。所以忍辱负重以图复仇的勾践、刚愎自用的夫差、深谋远虑的范蠡、忠义耿直的伍子胥、阿谀奉承的伯嚭、智勇双全的专诸、清逸侠义的渔父、朴实善良的击绵女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此外，《吴越春秋》的语言也是值得称道的，其语汇丰富，句法讲究，往往骈散并行。在外交辞令、君臣对话中使用大量的铺排句式，既增强了论说气势，又使文章具有音乐美，有纵横家之风。《吴越春秋》中还保存了大量的诗歌，如《勾践阴谋外传》所载之《弹歌》被后代学者视为最典型的上古歌谣，《阖闾内传》所载的七言诗《穷劫之曲》, 《勾践归国外传》所载《苦之诗》, 《勾践伐吴外传》所载《河梁之诗》等，对探究我国成熟七言诗的形成时间有重要的意义。

《吴越春秋》一书在现当代也颇受重视，先后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点校整理或注释翻译，重要的成果有苗麓点校本《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刘玉才《吴越春秋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薛耀天《吴越春秋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觉《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及《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等。本次整理《吴越春秋》，原文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大德十年刻本《吴越春秋》为底本，同时参考周生春等前辈的校勘成果，利用其他明清版本，古代类书、古籍注释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的异文对原文加以校正，重要的校改之处，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每篇开头均有题解，对各篇的内容及特点略作介绍，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篇章内容。对书中较难理解的字词、典故、名物和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等作了注释，凡通过译文可以理解的字词一般不出注。译文尽量采用直译的方式，力求能够体现原文的风格意境。本书在译注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了苗麓、周生春、刘玉才、薛耀天、张觉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该书疑难之处尚多，尤其是书中几段关于“六壬”占卜之文，如《夫差内传》伍子胥据“《金匮》第八”推算时日吉凶等处，难以详解，前人也多有阙疑，本书也只能略作解释。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存在不少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崔冶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