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造与时代艺术王者
关于艺术的评价尺度，历来有两种：一是圈子内的，二是社会的。有的人在圈子内名气很大，但社会却并不买账；有的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圈子内却对其贬抑有加。这种背离的现象很普遍，且近年来有加大之势。探究原因，这其中既有世风浮躁的影响，也有文人相轻的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言恭达先生的书法，却是圈子内与社会两方面都认可并称道的，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想这与言先生的书法造诣以及做人的谦逊分不开。
数年前，我与言先生相识于苏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宁静、含蓄的谦谦君子。交谈中得知他是常熟人，且是言子的后裔。言子生活在战国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也就是说，言先生的世代都生活在常熟，他的家族与那一片水碧山青的土地相生共荣，不但秉持了书香门弟的家风，也承继了笃定儒雅的道统。
在今天，艺人与文人混为一谈，在古代，文人与艺人却绝非同日而语。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推行，导致中国的官场十之八九都是由文人主持。诗艺与书法，历来是文人两大看家本领。因之在中国古代的官场里，生活着一大批引领中国文艺潮流的诗人与书法家。单说宋代的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无一不是高官。书法与诗歌，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专门职业。但今天许多以书法或诗歌创作为职业的人，是否产生过上述四人这样的书法大师与文学巨匠呢？
做官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统称为士大夫，从精神层面上讲，士大夫当属于“既有恒产，亦有恒心”的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给芸芸众生以引导的作用。
士大夫与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庶几近之，但又不尽相同。士大夫应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媒介，在生活上，他们追求稳定，拒绝粗俗；在精神上，他们追求优雅，拒绝粗鄙。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化的薪火才得以世代传承，绵延不绝。
大约十年前，我去浙江天台山参访诗僧寒山大士的遗迹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本江南士大夫，天台乍到总踟蹰，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今日之时代，有着士大夫情怀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与言先生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他身上士大夫的味道很浓。这种特质，在他的书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言先生书法始于篆、隶而终于草书，篆书是中国象形文字收束之后，由“具象”转为“意象”的高古文字，从篆入手，可知汉字的产生与来历，入内习之，可观乎人文，探求汉字艺术之源头；而隶书则是中国文字的第一次简化，汉字的点、横、竖、撇、捺由此奠定，深入研习，可谙熟汉字艺术的平实与流变。而至唐代始为大观的草书，则是书法向画艺学习，将线条艺术推向极致的一种革新与放纵。盛唐之于北魏，中国的书法艺术由严谨刻板转向汪洋恣肆。这种变化与时代有关。北魏王朝时期，中国正值游牧文化融入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汉文化的艰难转型期；而盛唐，正是中国文化由整体繁荣转向个体灿烂的上升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开放的文化态度，“援道入佛”的可喜局面终于产生，并由此诞生了中国禅宗的佛教，受此变革的影响，“援画入书”而形成的草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言先生练习书法的路径，正好吻合了汉字艺术的三次变革，由字的构架及结体到线条的灵动和流变，言先生揣摩甚深，用力尤多。如今，他的草书独树一帜，不但展现出激情四溢想象飞腾的时代特质，更体现了云蒸霞蔚雍容大度的盛世气象。
当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时候，会感到众声喧哗，莫衷一是。但是，当这个时代成为历史，当事人的利益冲突，是非恩怨成为云烟，再来回顾这一时代的文学与艺术时，后世的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谁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的王者。从中国历史过往的朝代中，我们知道每一个朝代都会选择这个朝代的每一个方面的真正的代表者。我有一个预感，只要言恭达先生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这个时代将有可能挑选他为书法艺术的代表者。
熊召政，1953年12月生，湖北英山人。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中国文联八、九、十届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诗集、散文集、历史随笔集、小说集、电视剧数十部。曾获全国首届新诗奖；2005年4月，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全票通过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后又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