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草书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草书是最具民族性与天才性的艺术形式，它诉诸心性又上达与融摄宇宙精神，在理性的规则下反迸出宗教与浪漫精神，反映出汉民族天才式审美幻想与哲思。可以说，它是道家哲学在古代书法艺术中的最高反映。它源于道之“一画”、“一条线通贯着大宇宙”，它为书法立法并破法，在立法与破法的张力结构中将中国书法推向最高审美之境。宗白华说：“中国音乐衰落，书法代替音乐成为民族最高的艺术。”如果加以限定的话，这里所说的书法，确切地说，应是狂草。
草书的天才性是毋庸置疑的。从魏晋二王为草书立法后，每一时代都渴望草书天才的出现，但草书天才往往吝悭一面，在二王之后，草书大家零星而出，整个南朝也只有王慈、王志堪称圣手。经历南北朝统一，隋代无一草书家，至初唐草书家也只有孙过庭，而且拘于小草，未能宏逸。迟至中唐，张旭、怀素二位天才草书家才惊世而出，挟惊天地、泣鬼神之如椽巨笔，将草书推向顶峰，并将二王今草推向狂草之境，完成了唐型狂草的审美转换。张旭、怀素狂草不仅臻于高度成熟，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旭素之后，狂草为晚唐狂僧所继承，推波助澜、蔚成大观。晚唐五代、藩镇、军阀割据，国家分裂，书法凋弊，狂草也趋于衰落。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草书基本处于一个不断衰落的过程。群体性草书大家阵容再也没有出现，并且，即使是个体性的草书大师也只是偶逢，才不世出。如宋代只有黄山谷大草堪称绝诣，为盛唐大草遗响，其余周越辈则不足观。元代近百年无一草书家，鲜于枢、康里巎巎、杨维桢皆泥于小数，为草书之流亚，难称大者。宋元之后，明代堪称草书中兴时代，大草书家辈出，如祝枝山、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皆在草书创作上臻至一流，超迈宋元。只是在气局上，尚与唐人有不小的距离。明代可以说是草书的中兴时代，同时也是草书的一个回光返照的急遽衰落的时代。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以血腥手段镇压汉族人民，实行文化钳制奴役政策，通过大兴文字狱、消除文化反抗，并援程朱理学取代王阳明心学，消除思想多元，重开思想史上理学统治时代。灰暗的理学统治，扼杀了草书的生命感性，一代草书大师傅山入清后寂寂而终，终老牖下，表明草书的辉煌时代已经终结。傅山之后，清代书法史上无草书大家产生。继清乾嘉时期碑学萌起，颠覆帖学道统，草书更是跌于谷底。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王铎草书列于能品下第八；傅山草书则仅列为能品上第三，姚鼎行草书妙品之后，包世臣草书眼光之低劣可见一斑。至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的记述则更使人唏嘘不已，“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
清末碑学发展已显现出全面危机，这就是魏碑独盛而行草偏废。一些有见识的碑学大家如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皆开始打破魏碑的笼罩而引帖入碑，从而开创了碑帖融合的新局。至清末民初，碑帖融合已蔚成大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碑学危机。清末碑派大家的价值选择，预示着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的碑学发展中，碑学对帖学的重新接纳，也使得帖学重现生机，并开始谋求独立发展。到民国二、三十年代，随着碑帖融合趋向极致——于右任碑草书为标志——碑帖两极分治的契机终于产生。沈尹默对复兴帖学的倡导，表明帖学开始挣脱碑学羁绊，而重新获得主体地位，并对现代书法史产生重大影响。
在帖学复兴的书史境遇中，如何复兴大草已成为现代书家重新思考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未免过于沉重，并且由于碑学历史对帖学历史压抑所导致的帖学失忆，使得当代书家在面对草书实践问题时难以获得历史的超越性。于右任“标准草书”的倡导与实践便显示出史观的淆乱和窘境，同时也提示出碑学之于草书的无力。事实正是这样，碑草书发展到于右任已显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事实证明，现代草书要获得大的历史突破，必须走出以碑统帖主调下的碑融之路。林散之、毛泽东成功的草书实践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林散之、毛泽东草书的卓荦之道而用之，以帖通碑，而不是以碑通帖。如林散之对汉碑的汲取；毛泽东对北碑的融合，都表明在他们的草书创作中碑学已退居次要的被支配的地位，这预示着碑帖历史的逆转和帖学对碑学的强力反拔。
20世纪80年代进入书法新时期以来，书法走向书史的全面开放，碑帖对立紧张已趋终结。帖学已完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就草书而言，可以说逢上自清代碑学以来最好的书史境遇。不过，碑学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对帖学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帖学传统的断裂，这造成魏晋二王帖学传统在当代的隔膜。由此，恢复帖学传统自然是推动与实现草书复兴的前提。因为草书是帖学内部的产物，大草更是帖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书法虽然已具备了复兴草书的某种契机，但就草书发展所要求的书史条件——尤其是对帖学的要求——而言；当代书法谋求草书的历史超越只是处于一个酝酿准备阶段。当然，这并不影响到个别书家突破当代书史局限而表现卓荦的创造力。
言恭达作为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当代书家代表人物；早年以写意大篆引起书坛关注，继而又以《好大王碑》风格隶书擅名。他的篆隶创作秉承乃师沙曼翁的创作审美理念，以意求法，反常合道，以奇求正，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和表现力，在当代求意求变的创新思潮中，卓然自立，引领时风。篆书自隶变之后，便退居书史边缘，擅者聊聊。有唐一代，有影响的大书家孙过庭、颜真卿、怀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权皆以楷行草书著称而几无擅篆隶者。由于缺乏创新意识推动，加之篆隶创作的边缘化，在自魏晋至清近二千年的漫长书史上，篆书创作领域一直谨守古法，并不断衰颓。如晋人作隶平直呆板唐人写隶肥硕臃肿，绝无汉隶雄浑厚拙之气，宋人几不能隶，于篆书也极为生疏。元人虽号称复古，篆隶稍复振作，但观赵孟
《六体千字文》，篆隶二体也殊为不堪。至明代，赵宧光凌躐而上，谓为劲者，但其草篆虽有创获，但究其篆法与篆籀古法也相距有差。此外，八大、王铎、傅山，于行草书外，也多热衷于篆隶，但较之六书也不尽合度。清代乾嘉，碑学大兴，挟小学训诂学之威，于篆隶古法之探究超迈唐宋元明，卓有复兴之功。如邓石以隶意写篆，开一代风气。吴大澂、吴昌硕于篆隶也皆有再造之功。当代在篆隶书创作领域接续清代碑学，并得到出土篆隶资料的支撑，如居延、武威、睡虎地秦汉简牍及魏晋写经残纸等，都大开今人视界，使今人从墨迹上探得篆隶笔法之秘。从一个长时期的眼光来看，篆隶书在商周秦汉达到高峰之后，便趋于衰落。至唐宋时期已古法尽失，再至元明已暗弱不堪，而清代在篆隶书法上却是一个中兴时代，并且开创了篆隶的写意风气，这对当代篆隶创作构成潜在影响。当代篆隶书受惠于清代碑学家篆隶书写性笔法的启示，同时又从战国秦汉简牍墨迹中上窥篆隶笔法之秘，并结合时代张扬个性之风气，从而将篆隶书创作写意性推到极致，其中草篆作为审美范型在当代书法创作领域得到历史性确立并臻至书史高度。
言恭达对篆隶古法的研悟并未停留在法古层面，而是在对篆隶古法的研味中寻觅和体悟表现性的审美向度，并在表现中强化书法的审美感性经验。也正是在对篆隶古法的写意性审美价值追寻中，言恭达最终转向对大草的创作与探索，并以大草建立起书法创作审美价值的原点。他甚至认为，他早期的篆隶创作只是为他的大草创作做准备。对篆隶古法的信守及创作审美价值寻觅，使言恭达对大草的历史认同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他始终强调大草的篆籀古法，而他在草书创作中将篆籀气视作大草笔法的最高体现。他认为篆隶古法才是大草的主调。所以他的大草在整体上倾向于唐宋传统。他的草书以旭、素为基，强化线条的纯粹性及由对篆籀气的崇尚而带来的力量感。在这方面，言恭达的以篆入草并不等同清末民初以来的碑帖融合，即以碑入帖。换言之，以碑入草是近现代清代碑学产生之后才出现的新的创作追寻。如沈曾植、于右任，其草书创作基本上是以北碑融章草或帖学的草化。其碑法与篆隶古法无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沈曾植、于右任在草书探索上深入的程度。也就是说北碑从笔法上来说与奠基于帖学的草法还是扞格排斥的。而篆隶古法则是草书的基础。即使是二王草书也由隶法而来，而篆法与隶法的通融，又决定了隶法与篆法的整合性。因而，虽然在二王草书中，篆隶古法已被融合转化为遒媚多姿的今草笔法，但篆隶古法却无疑构成今草笔法的基础。继二王草书之后，唐代草书极意强化篆籀古法，从而在草书笔法上与二王草书拉开距离，并构成唐草的笔法主调，开创与晋草并驾的唐草范型。通过以上梳理，旨在表明，大草与篆隶古法及与北碑的结合是完全不同的。大草与广义碑法及篆隶古法的结合有其历史性及有效性。而大草与北碑的结合则不具有效性。沈曾植、于右任的草书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言恭达以篆入草的草书实践，表明他没有沿着近现代碑帖融合的路子走，而是返回源始，从晋唐草书入手，尤其是传承唐代大草传统，强化大草的篆籀笔法和写意精神，追求大开大阖的纵横奇崛之势，以长线为主，笔势夭矫跌宕。在草书表现形式上，他采用唐宋书法惯常的手卷图式，将时空结构表现相整合，强化草书大的章法结构和欹侧穿插组合，体现出强烈的唐宋草书精神。言恭达大草对篆籀古法的强调，显示出他的草书史的个性化分疏与洞见，这对当代草书创作尤其是大草创作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在汲取与固守经典草书传统的同时，言恭达草书也极为强调与弘扬草书的时代精神和主体意识，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大草昂扬超拔写意精神的抒发与以白话文入草方面。当代中国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策的施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腾飞，中华民族已实现了百年强国梦理想，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自豪的。躬逢盛世，作为有抱负的书家，言恭达以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精神，自觉地讴歌这个时代，将草书艺术化表现与盛世情怀完美地统一起来，他写的《世纪脊梁》、《体育颂》等，均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和富于时代内涵的草书风格，表现出当代书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体现出当代书家的豪迈风范，成为盛世的写照。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担任第二、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出版专著有：《中国书法理论史》《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主编《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