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逸恣肆一畸人——徐渭其人及绘画艺术简论

宋一洲

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我们今天看徐渭的艺术，更需要了解徐渭其人。与徐渭同时代的万历进士梅国桢曾概括和评价其人其艺：“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明袁宏道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有意思的是，世人多以“奇”字论之，独徐渭对自己以一“畸”字来概括。这一点在他晚年所著生平自述《畸谱》中可窥见一斑。“畸人”一词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可见，庄子所谓“畸人”不仅是与世俗不同的“异人”“奇特的人”，又是能与天“相等”或相通，亦即能够“通天道”的人，类似现在所谓的异类，即有独特志行、不随流俗的人。从另一个角度说，徐渭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身世的诸多不正常（比如汉苗异族结合的血缘上的异类性、父亲与生母年龄以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家庭成长环境的复杂性等），最终以“畸”来给自己做出定位。

徐渭是明中叶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作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涉，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其人既是一个全才，又是一个特例。

跌宕颠沛的人生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等。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1521年3月12日）出生在山阴观桥大乘庵东（今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鏓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苗氏婢女（亦为苗族人）为妾，生下徐渭，由苗氏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了。由此可见，徐渭是汉苗通婚的结果，血缘上也埋下了“畸”的种子。10岁时，徐渭的生母被逐出家门，对他刺激颇深。徐渭青少年时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6岁读书，9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的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他还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等被合称为“越中十子”。然而，徐渭却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嘉靖十九年（1540），20岁的他考中了秀才。但直到41岁，经历了八次考试，他也始终未能中举。

徐渭34岁时，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显示出军事才能。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将时年38岁的他招入幕府。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撰写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此后又设计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

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宗宪因严嵩案而自杀于狱中，幕僚中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闻讯，惧怕自己受到牵连迫害，以致发狂，此后自杀九次均未死。次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将继妻张氏杀死，他因此入牢服刑七年。在狱中，他开始反复研究揣摩书画艺术。后在至交诸大绶、张元忭的解救下获释。此后两度北上，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63岁后返里而终老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闭门谢客。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晚年贫病交加，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以低首乞食。有时豪饮于酒肆，有时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疾患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年73，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世不二出的全才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明代的诗坛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这种拟古的风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感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徐渭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

徐渭在戏曲方面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他的戏曲作品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创作有杂剧《四声猿》，其一《狂鼓史渔阳三弄》又称《阴骂曹》，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创作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四声猿》高华俊爽，有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徐渭所著的《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研究总结，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俪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徐渭生平喜爱藏书，购书有近万卷，书楼有青藤书屋。他的藏书、藏画印章有“文长氏”“石鸥馆”等。徐渭传世著作有《徐文长集》《徐文长三集》《路史分释》《徐文长逸稿》《南词叙录》及杂剧《四声猿》等，今人辑有《徐渭集》。

开宗立派的笔墨

徐渭的书画在明中叶可谓开宗立派者。他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他用笔狼藉，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的巨大变迁相吻合。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说：“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对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等为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改革和对书法画意化倾向的实践。

明代的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徐渭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家。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视觉的满足。

迫于生计等原因，徐渭中年以后才开始学画。他继承了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陈淳等的写意花卉画法，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大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如疾风暴雨，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高洁以及各种画材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挥洒舒展盈丈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落笔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满幅烟雨皆顷刻而就，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

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泼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独特风格。丰富的笔线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表情达意性。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高度的艺术加工，使其蕴含作者特有的内在气质和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却又恰如其分。墨法上他用矾水调墨，营造出墨痕泛滥、淋漓变幻的奇特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水墨的表现技法。矾胶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水里悬浮的墨痕。这样，他的作品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地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态。他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唏嘘。”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徐渭将自己意境高迈的诗作和超绝的书法融于画中，让人得到高妙的画外意象和慷慨淋漓的书法享受。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墨葡萄图》中，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其在绘画中实现巧妙的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作一幅《梅花芭蕉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构图上的某些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突出的是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充分展现了自己独创的笔墨语言，意趣横生，极富韵味。具体来看，他的画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作画“意”先于“形”，以意而构想造型，然后命笔挥毫，画出形象。总之，他作画皆主立意，写形在于写意。第二，写意画造型比较概括，画物体只注重主要的形象特征和神气而大量舍弃一般的细节，使其形象更为典型，特征更为强烈。第三，大量采用省略手法乃至抽象表达，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杰作。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色彩绚烂，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徐渭的寂寞孤傲正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的绘画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笔墨纵逸恣肆，从而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书写强烈思想情感的至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随意控制笔墨以表现情感的写意花鸟画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开创了中国大写意画派的先河，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渭传世名作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牡丹蕉石图》轴以及《墨花》九段卷（均藏故宫博物院）、《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后世追慕的画圣

明清以来，徐渭的艺术备受推崇，历代名士与书画大家都给予崇高评价。徐渭的诗被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书画方面，他更是中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黄宗羲作《青藤歌》以赞：“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石涛赞曰：“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吴昌硕吟赞：“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齐白石在自己的题画中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黄宾虹则评曰：“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没有人赶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