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与“政治”对话——政治修养
第一节 与“政治”对话
一、政治是什么
政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上层建筑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又不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它与人的关系上说，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一出生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中：我们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成年后确立政治信仰、参与政治事务等。可以说政治始终围绕在我们身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的每个角落。
1.政治的起源
政治是人类本能的特殊反映。它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人类进化历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96]，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论断为我们探寻政治的开端找到了一个方向——从人类的本性中寻找政治产生的重要因素。
首先，人类社会性的自然基础是政治产生的要素。众所周知，人类是群居性动物。至今为止，多数灵长类动物依然和人类的原始祖先一样，保持着群居的生活习性。而在各自的祖先分道扬镳500万年之后，其中的一支——人类已经进化出高级智能，并创造了引以为傲的文明。
从已发现的化石痕迹，可以推断出人类祖先的个体素质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像剑齿虎一样，在远古的生存竞争中占据食物链的顶端。因此在获得食物和进行繁殖方面，群居生活无疑更具效率。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群居的古猿由于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而在生存博弈中占据了较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社会性基因在古猿身上的表达。由此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这种基因在现代人身上被完全固定下来，形成了稳定的行为本能。行为遗传学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受基因控制的复杂生物学过程。
研究者在对自然界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接近的动物——黑猩猩（与人类有99%的基因重合）行为模式的观察中，同样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击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族团。……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97]
事实上，科学家对黑猩猩的行为了解得越透彻，就越容易在这些野生动物身上看到人类的影子。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后，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未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98]
可以认为，人的社会性在动物界中并不鲜见，它只是物种进化的产物。如果，当人类以一个群体的方式出现时，它能够更好地生存，那么，自然选择的压力将确保这种趋势不断强化。
这时“认可”作为一种社交特征，在人类进化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认可”只能发生在群体间，于是“为获得承认而斗争”就成为一个关于人类某项基本欲求的概括。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对此是这样论述的：
寻求认可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认可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认可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寻求认可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和，而不是正和。即某人获得认可，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
寻求认可的欲望有其生物学根源。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在各自的族团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种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会获得大幅提高。[99]
复合胺通过生物化学作用产生一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奖赏效应”的现象，令人产生愉悦感。相反，当其水平低下时，人们容易抑郁和产生敌意，同时也更容易死于心脏病。
这种提高或降低体内某种化合物的含量，对生物体产生激励或惩罚的机制，对生物行为的控制往往具有决定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就是：人在面对压力和紧张时，能大量分泌肾上腺素以显著提高心肌的兴奋性，并通过收缩皮肤和黏膜血管，同时为骨骼肌注入更多血液而产生额外的力量。
进化所带来的智力的提升使得人类在博得同类认可上具有比黑猩猩更为强烈的渴望。这一点在不同的种族、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中惊人地相似，权力、名誉、地位、金钱都是能够获得较高认可度的指标，而这些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所有政治活动永恒的主题。
其次，政治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本性并不足以产生任何政治，就像猴群一样，虽然社会性和认可度可以牢牢地凝聚种群，但其本质仍然是盲目的。
早期人类尽管掌握了石器工具，但在社会形态上依然和黑猩猩没有本质区别。福山认为：
（人类）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族团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
族团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说得更确切些，人类只体验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格尔纳所称的“表亲的专横”。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么，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
……
此类社会中，领袖因群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于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100]
随着农业的发展，更加充足的食物养活了更多的人，人口密度上升，交往变得频繁，这也使得人类社会向部落层次过渡变得可行。“前政治和前历史时期宣告终结。灌溉及大规模农业使得永久性的和等级制的政治结构成为可能。”[101]
部落制是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尽管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类早已在被称为国家的政体中生活了数千年，但关于部落制的痕迹在某些特殊环境中依然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通过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对苏丹南方游牧民族努尔人的观察，我们得以了解部落这种人的集合体的运转方式。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族团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血统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有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102]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103]在这种氏族部落中，没有法律、政府，没有军队、宪兵、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没有统治者，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上层建筑存在，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没有政治。只有当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时，才真正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政治”的概念。
这个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生。有赖于人类劳动范围的扩大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氏族社会逐渐有了剩余物。以何种方式分配这些剩余物使得氏族部落之间产生了利益纷争，最终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原始公有制的占有和分配方式土崩瓦解，财产的分配不均导致了阶级的分化与对抗，人类进入了最早的阶级社会。
在阶级社会中，源自人类本能的社会性需求和由利益分配不均所产生的斗争与疏离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对这种社会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此时的人类已经聪明到懂得运用理性去解决问题，其结果就是创造了“国家”这种基于暴力的政治实体。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了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104]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建立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利用法律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来调节利益分配，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105]
因此，政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2.政治的特性
第一，派生性。如前所述，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政治在不同的地域、时间和文化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现象。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政体的千差万别。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国家政体是迥然不同的，但即使相近的政体都会因为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派生出不同的类别。同样是资本主义议会制，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美国、俄罗斯、埃及等国家实行总统共和制；法国是典型的半总统制；瑞士实行委员会制；德国、印度、意大利、以色列等实行议会共和制。形式不同，国家元首、议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同，而国家政体的不同所带来的还有政治文化、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同。
第二，阶级性。政治在阶级社会中，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因而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特性。“这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对抗，是催生新的政治关系的主要动因。……可见，政治的基本内容都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较量。”[106]除此之外，政治还包括了领导阶级与同盟者的关系，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等。
第三，关联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脱离了经济，政治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政治的变化发展根植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
第四，强制性。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结构，它以暴力为后盾，因而具有强制性。世界上各个国家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一致的是都运用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并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
3.政治的要素
政治本身具有丰富的逻辑内涵和特定的构成要素，从宏观层面考察，政治的构成要素主要有：
（1）国家政治权力。
国家政治权力是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并作为社会整体代表的，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国家这一暴力机器所特有的强制力量的总和，是政治主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自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国家政权的主要内容是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焦点所在，也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因此，国家政治权力就构成了政治的核心结构。一切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都是围绕国家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国家权力是政治的轴心。[107]
（2）政治集团和个人。
人类的全部政治实践都是由一定的政治主体来完成的。所谓政治主体就是政治实践的从事者和政治关系的承担者，政治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但大体上有两类：群体性政治主体和个体性政治主体。在群体性主体中最主要的是阶级——“的的确确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108]，阶级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主导力量，除此之外还包括民族、阶层、政党、政府、利益集团等。它们构成了特定的政治群体。所谓个体性主体主要指社会公民，特别是政治官员以及政治家。他们作为重要的政治人从事政治实践，并承担政治责任。
此外，人类政治生活不仅包括国内政治，也包括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国家是国际政治实践活动中最主要的政治主体，它虽然以该国所有民族代表的姿态出现，但实质上它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代表。
（3）政治利益。
政治主体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运用自己所握有的政治权力去实现这种利益。这些利益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从而使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利益关系。政党进行议会斗争，工人发动罢工，政治集团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治权力，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因而都是政治活动。所以，政治利益是一切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目的，是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离开了政治利益，任何个人和社会集体就失去了参与政治、从事政治活动的动力，也就不会有政治了。
（4）政治实践及其政治关系。
从显性层面来说，政治主要指人们围绕国家政权所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隐性层面来说，政治主要指政治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政治关系。政治主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都是政治实践活动，只有以政治利益为目的，以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为目标的实践，才能称为政治实践。
政治主体围绕国家政权进行实践活动时，它们之间必然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也只有围绕国家政权而发生的关系，才能称为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有各种表现形式，如政府间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等，但最基本的是阶级关系。政治实践有国内政治实践与国际政治实践之分，政治关系也有国内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之分；政治实践是政治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是政治实践的沉淀。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日益国际化，政治关系的重心也必然从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转移，这既是政治关系的时代特征，也是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
二、政治观差异
政治观就是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政治主体、政治意识、政治体制、政治行为、政治权利等内容进行的概括与提升。
1.中西方古典政治观的差异
（1）中国的古典政治观。
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很早便有“政治”一词，如《尚书·毕命》中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而《周礼·地官·遂人》中有“掌其政治禁令”之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古人将“政”与“治”分开使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深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受儒、法两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政治观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坚持“为国以礼”的政治原则，这就是所谓的“礼治”。其次，是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即所谓的“德治”。孔子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来维持社会统治；注重用“宽厚”的办法来进行统治，并要求统治者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所提出的这种统治方略，经过孟子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又被归结为“以德行仁”的“王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政治观始终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尊崇。
法家作为这种政治观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广泛接受，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家的政治观明确反对孟子的“仁政”和“王道”，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法家的治国理论，其中许多思想早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000多年。
（2）西方的古典政治观。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人很早就对政治进行了系统研究，英语中的“政治”即由希腊文演化而来。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原意是指城邦或卫城。希腊半岛城邦小国云集，无疑为各种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古希腊先哲们也都对此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哲学家柏拉图对于政治研究的兴趣就丝毫不亚于哲学，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就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通过《政治学》这部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国家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政体分类以及法治理论。他认为，最好的城邦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些概念和理论的出现，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体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代表性的政治学说。两人的政治思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上帝的意旨来解释一切，强调人的原罪学说、神创等级理论和君权神授论，主张神权高于王权，世俗王权必须服从于教权。这种政治理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教会领主企图直接掌握世俗利益的现实政治要求，同时也为中世纪的等级压迫制度罩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芒。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学说相比，它具有浓厚的蒙昧主义色彩。
文艺复兴运动中，政治思想家开始逐步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后又以理性来重建政治观。他们从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阶级矛盾中平行地发展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观：以马基雅维利和布丹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创立资产阶级国家主权学说，而以莫尔和康帕拉内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则揭开了近代无产阶级政治学说史的第一页。
2.多学科视角下的政治观差异
鉴于政治生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已经不仅仅限于政治学家，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横断面下，不同的学科所理解的政治内涵也并不完全一致。
（1）经济学维度的政治观。
经济学视角下的政治理论主要是一种功能化的政治观。例如，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布坎南看来，国家是实现人类合作的手段。
市场和国家两者都是手段，合作就通过这些手段而被组织起来并成为可能。人们通过在有组织的市场上交换货物和服务而进行合作，且这样的合作还意味着相互获益。[109]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也认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在于：
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110]
（2）社会学维度的政治观。
在社会学者的视角中，“一般将政治关系、政治组织看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演进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或者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政治看作是社会高级器官及其活动，政治存在的意旨就在于维持社会的协调运转”[111]。
例如，在斯宾塞看来，社会组织由三部分构成：营养（生产）、分配与循环（商业、交通、银行）、调节（管理机构、统治机构和政府）。政治的功能就是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充当调节功能，使社会有机体能够协调运转。
（3）法学维度的政治观。
法学维度下，政治成了立法、守法和执法的过程。有的法学家认为，作为现代政治核心所在的国家就是法律的产物，国家是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有的法学家则认为，国家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法人，是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相应意志及行为能力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例如，在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看来：
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从法学观点来看，国家问题因而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112]
（4）人类学维度的政治观。
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在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下，政治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功能性和工具性的活动，而成了一种特定的仪式、信仰体系、符号和象征活动，是发现、阐述和表达意义的场所，政治具有了自身的意义。
例如，在人类学者格尔茨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了它的文化设计。”[113]他认为，文化具有表演性质，是一个习惯、技术、知识和才能的综合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就是一个剧场，政治就是这个剧场中的表演活动。
3.不同政治学学者及政治家之间政治观的差异
由于政治研究和实践的角度不同，政治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的政治学学者和政治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进行不同的解读，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观不胜枚举，但真正被系统阐述的，却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其中在人类历史和政治进程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更是凤毛麟角。此处仅列举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政治观。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为，政治价值首先不应高扬为广泛参与和多数原则的民主要求，而应把宪政列为首位，而参与不仅仅是纯粹的个人自由选择。倘若过分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把广泛参与作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不仅会导致国家政治的巨型化，而且也使个人自由与私域被置身于一种毫无内部张力和丧失活力的板结状态，从而遮蔽个人的主体性。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我是在欧洲19世纪知识者所用此词的意义上采用该词的，而且本章都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则只知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114]
正是出于对自由的全面诉求，哈耶克认为当代民主政体存在的弊端将会对自由造成侵犯，为此他提出了“有限民主”的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要想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以保证公民的自由不被侵犯，必须界分代议制机构所拥有的权力，保证这些权力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这种权力只能适用于那些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的目的而专门划拨出来的有限数量的资源（甚至包括公民本人在内）。”[115]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将稳定与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他指出，在走上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阶段中，建立并维持政治秩序比实行民主化具有优先性——“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16]。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尤其是政党在政治制度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建立权威政府、发挥执政党作用来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亨廷顿的政治理论高度关注文化的作用，他认为，文化是政治模式的关键变量，并根据文化的异质性将世界分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的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八大区域。他认为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政治发展的实质正演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冷战后的政治格局呈现出以文明为基础的多极政治格局。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观来源于他的历史观，在总结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普遍史的主要观点后，他认为：“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117]在他看来，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最终将导致相仿的政治制度，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府形式，自由民主下的典型公民则是“历史最后之人”。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实践与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促使福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更深层次而且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自由民主本身的好坏，而不仅仅在于它是否能够战胜当今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自由民主还没有遭到外敌的威胁，但我们能肯定成功的民主社会可以像现在这样永远地维持下去吗？”[118]为此，他重新对其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现代政治秩序是政治发展的保障，它是由国家能力、法治与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的观点。福山认为为了防止政治退化，需要一个有足够权威的国家去维护安全、和平和秩序，但是这个国家要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高于权力，政府也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亨利·基辛格既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又是西方国际关系学派中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推崇的“均势”理念主导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认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国际合法性和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力量均衡最好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
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119]
美国要以道德共识去支撑均势，乃是合理的做法。美国必须尽其心力，在全球坚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识。[120]
这种道德的建立无疑必须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基辛格的国际政治“均势”战略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成分，主要表现为：否定道义外交，强调利益目标，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强调用力量均衡来维护美国安全，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121]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是公共领域。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提炼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赋予它哲学和政治本体色彩。阿伦特认为：
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122]
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延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123]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
在这一领域中，事物可以从被掩盖的存在的阴影中走出并一展其风貌，因此，甚至是照亮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终也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了更为耀眼的光芒。[124]
因此，她进而认为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的有效成员。
三、政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1.政治之于经济基础的意义
政治可以以其自身力量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新的独立的力量……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125]一方面为了使统治阶级的经济秩序稳固并确立下来，统治阶级往往通过政治机制的运行来决定公共物品的分配；另一方面政治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作用，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即通过构建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来改变生产力发展的进程，这种体制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将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亦然。
2.政治之于社会秩序的意义
政治能够以其强制性的权威来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在互动中产生的矛盾，并将这些矛盾造成的冲突抑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促进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政治还可凭借其自身强大的能力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来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此外，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政治还可为人类社会提供能够用来抗击自然灾害并减少灾害损失的强大机制。
3.政治之于思想文化的意义
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让全社会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需要通过政治手段使政治合法性内化于社会文化系统，通过政治手段传播其思想文化。因此，尽管政治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变革，但政治思想也影响着思想文化的形成。因而政治在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塑造公民文化品格，以及提高民族政治素质的功能上，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政治也通过制定法规政策、制度创新等方式为思想文化的发展营造必要的社会环境。
4.政治之于利益关系的意义
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必将依附于人类文明而存在。人的本性和自然需求驱使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尽可能多地争夺各种资源。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6]然而，资源的稀缺性，无法使所有人的欲求都得到同等程度的满足，于是需求与供给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利益冲突便弥漫于人类社会各个角落。在福山看来：
任何一个制度或制度系统，即便在整体上提供诸如内部和平和产权等的公共服务，也一定会惠顾社会上某些群体，并以其他群体为代价。受惠顾的群体，可能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权力而收取租金，可能获得特别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这些精英组织在现存制度安排中享有既得利益，会尽力保护现状，除非自我分裂。[127]
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并不是一种利益的世界，而是许多种利益的世界”。[128]因而政治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维护和调整利益关系，只有利益才是激励和支配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真实动机。数千年来，人类在解决利益冲突中演化出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与政治有关的一切，都是在这种利益动因的激励、推动、导向和支配作用下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各种资源的配置是全球性的，作为利益主体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同时应对两个方面的利益博弈。
一方面是国内政治。因为国家是以特定的阶级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进行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国家的政策、方针、法规、条令，还是政党的政纲、政纪和政治活动以及政治社团的政治要求、政策措施，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特定利益服务的。从政治行为的角度看，国内政治的本质是围绕着利益斗争而展开的，人们的利益分化和利益需要是政治斗争的内在根源和本质内容。因此，这里政治的意义在于整合社会、协调矛盾。要时刻以利益关系的均衡和利益秩序的稳定为活动方向和内容，同时又要不断地对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进行权威性调控，以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与均衡发展，保证社会在稳定和有序的状态中良性运行。
另一方面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是为了更大的利益群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争取利益。随着世界范围内国际分工细化和统一的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都卷入了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之中，各国的政治经济逐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9]
在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这种利益又可以分为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生存利益，主要是国家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存等目标；发展利益，则主要包含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目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是国家的这些利益内容之间的关系，这一利益关系在国际政治诸多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即使都是为了协调利益分配关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也存在差别，“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和解的领域”[130]。这种“特定的行为能力”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利益分布状况，而“这些利益和利益要求，支配着其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它们既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存在和活动的基础，也是国际政治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131]。
第二节 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一、“自由”“民主”“平等”概念的辨析
1.自由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在古希腊、古罗马哲学中，“自由”的最初含义就是使人从某种受束缚、受奴役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具体是指当权者或奴隶主依照法律释放那些屈从于权力的人，如奴隶、囚徒等，解除奴隶身份或囚禁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奴役。
在古希腊，“自由”对奴隶来说除了身体上的解放，还有政治上解放的意义，但是对城邦公民来说，他们对自由的关注，更多的是从内在本性上去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132]。随着罗马人用专制统治替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制，自由的概念更多地同个体生活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相联系，如个人的生命权、个人行为的自主选择权、心灵的自由权等。这时，“自由就是一种灵魂的自主支配能力”。在斯多葛学派看来：人的理性冲动、欲望和欲望的拒绝等，都是存在于人的权能之内的东西，其本性是自由的。而身体、财产、名誉、政治权力等都存在于人的权能之外，为他人所控制，因而是不自由的。
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近代政治学理论的系统阐发者霍布斯认为，“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133]。他认为，人的自由，首先是经济生活的自由。国家不能左右人们的经济生活，只能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提供尽可能大的自由空间。几乎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也认为：
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作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作必然或受制。[134]
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以强烈的反思精神和自觉的道德意识，追问了自由的最终根据和普遍性，提出了“自由概念的核心就是自由意志”，从而将自由提升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卢梭认为，自由是人性的产物，是自然赋予的权利。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天赋的自由转让给国家，国家再把它所规定的自由分配给人们。这样，个人在国家中平等地得到了道德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一种平等，以至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135]所以，个人在国家中的自由不是天赋的自由，而是国家公意统率下的自由。
“自由”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始终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构建了以实践为内在思想平面的自由观。恩格斯指出：
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136]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3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也就是人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8]。
2.民主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这个词最初源于希腊文，由demos和kratia两字合成。demos是“人民”的意思，kratia是“权力”和“统治”的意思。从希腊文原义看，“民主”就是指“人民的权力”。在古希腊人看来，“只要人民不直接实施统治，不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就不是‘人民’作‘主’或者‘民主’”[139]。作为民主原初观念的“人民统治”，首先出现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希腊人对民主整体理性认识的记载中。
希罗多德谈到7名波斯贵族推翻高墨达后曾为在波斯建立何种政体而大伤脑筋。贵族之一奥塔涅斯提出……“建议废除君主政体，提高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务取决于人民”。
……
这段议论当然并非出自波斯人之口，而是来自希腊人自己的传说。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希腊政体的成型和多样化，喜爱仰观宇宙、俯察人生的希腊人已经开始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奥塔涅斯等人的观点可看出，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已明确认识到民主制所特有的民治、选举、法治、公开性与君主制的独裁、世袭、人治、封闭性的对立。[140]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民主”一词，《周书·多方》中，“民主”一词反复出现了三次：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141]
《多方》是周初统治者周公对旧殷商王朝的多方诸侯所作的诰训。文中是在通过宣扬一种所谓“天命靡常”的历史发展观和政治观，为周朝代替商朝的合法性寻找根据。显而易见，其“民主”本义为“民之主”，即可为民做主的君主，可以说是君主的同义词。
诸子百家的一些观念包含了一部分重视人民的思想，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但这些思想只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谈到了人民的力量及其重要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民主理论基本理念的人是英国思想家洛克，他的民主理念围绕着“人民”与“统治者和政府”的关系展开，目的是要设计一种让“人民的权力”与“政府的统治权”共同构成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洛克眼里，人民的同意是国家和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他认为：
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那么在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业已届满的时候，这种权力就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并由他们自己继续行使立法权，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或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新人。[142]
斯宾诺莎从契约论中得出了民主观点，他认为：
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物他再不能表示意见。[143]
每人保留他的权利的一部分，由其自己决定，不由别人决定。[144]
约瑟夫·熊彼特对民主进行了程序主义的解读。他指明了所谓的“古典民主理论”的缺陷，提出了“另一种民主理论”：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45]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当代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研究者的认同。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民主”并不是离开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同历史上的“民主”毫无关系的概念。作为一个概念，“民主”的基本含义仍然是“人民的权力”“人民进行治理、统治”的意思。1847年，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时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46]。所以，对无产阶级来说，“民主”并不是目的本身，民主“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147]
3.平等
平等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平等是人类最原始、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持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
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等，都是把平等当作政治理想来追求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148]
在西方理论界，公认的平等的观念来自于卢梭。他认为，人类在通过契约建立国家以前，一直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毁灭的真实的平等。文明的进步和知识的发展却导致人们的自爱心变成了虚荣心、自私心、嫉妒心和仇恨心。他认为，人类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这种能力在自然状态下是潜在的，并没有发展起来。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以后，这一能力被大大激发出来，他说：
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的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149]
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作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150]
为了消除这些不平等，卢梭试图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找到解决之道：
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151]
每个人同由人民自己所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在公民之间将奠定这样一种平等，使他们每个人都遵守同样的条件，从而享受同样的权利”[152]。所以每个人获得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人们不仅得到了相当于所丧失物的等价物，而且还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在卢梭设想的民主制共和国中，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国家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平等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使得人们打破阶级壁垒，不再受身份血统的禁锢，更加自由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更加有上进的动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这是平等社会带给人们的希望。
然而，法国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也警告人们：
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153]
不平等的现状使得人们的嫉妒心膨胀起来，人们嫉妒比自己强的人，想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状态，民主社会将平等制度化，又强化了这种心态，人们会将平等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平等的热爱超过一切。这就会宁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哪怕奴役的情况下也要保持平等，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马克思第一次把平等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提出：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54]
他认为只有基于合理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才能把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
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55]
应当看到，马克思既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视角来空洞地追求平等，也不是以一种自由主义和自治主义的虚假方式来推导出平等，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视角出发，来探求真正平等可能实现的路径。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恰恰是在消除不平等产生的政治根源之后，按照个体的自然差异来“不平等”地对待个体，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彻底实现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是伴随着人类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成熟，尽管不同的社会形态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从本质上说，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站在人类政治史的高度来看，自由、民主、平等的概念都不应被抽象地、孤立地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它们的历史性与实践性。这些概念是发展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这些概念所呈现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无论是在比较研究过程中，还是在勾画未来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蓝图时，都需要以发展、包容的理性思维来考量和评价这些概念。
二、世界政治文明的形式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创造、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并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的政治进步状态。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明的性质、目标和价值取向，直接反映了该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该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民族的生死存亡。政治文明的形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
1.社会历史角度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经历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56]政治文明在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
（1）奴隶制社会的政治文明。
关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的定义，学界一直存有分歧，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奴隶制社会，因为奴隶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生产的支柱性力量，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划分是基于西方学者从西方政治发展轨迹总结出的模式，而作为独立发展的东方文明，中国社会似乎直接跳过奴隶制而进入了帝制阶段。
但是，迄今为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还是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算短暂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国家兴起于“三代”，即夏、商、周。当时，中国从部落制的母系氏族社会脱离出来，形成了国家。其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既有基于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又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烙印。
早期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宗法性。宗，就是人们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是国家从血缘关系发展为政治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统治原则得以确立。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在宗法制的“亲贵合一”前提下出现的。[157]
在这种政治度下，血缘亲族是为官从政的先决条件，世袭罔替、代代相承。在贵族参政、议政、辅政的情况下，官员的权力界限也不分明，如西周主管政务的卿事寮可以辅政，也可以统率军队作战，还可以主持重要的祭祀大典，这是贵族政治的必然现象。另外，一些原本不是贵族的人，在取得君主信任的前提下，也可以逐步参与政务，如周厉王使用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158]。“这种由君主直接使用的人不断增多，渐渐打破亲贵合一的界限，使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159]
值得注意的是，“三代”中的周朝，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代”。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来自于对“封建制度”这一定义的不同解读。关于这一观点将在后面“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一节进行展开。
西方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600年克里特文明建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达3000多年，这期间西方的政治文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的滋养，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度，并以此为傲，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在演讲中宣称：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160]
公元前5世纪，希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古典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力的分散。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161]
雅典城中没有一般人民与少数统治者之分。雅典政府的结构立意在乎使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国政。……几乎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担任行政指导与司法职务的机会。[162]
西方政治文明的另一源头是古罗马，它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王政时期的罗马实行的是一种以氏族、胞族、部落为基础的军事民主制。在其政治架构中，由300个氏族首领组成的元老院负责处理公共事务，这些氏族首领被称为长老，因此元老院亦称长老议事会。
由于氏族首领按照习惯总是由每一氏族中的同一个家庭选出，年深日久，便逐渐形成了氏族显贵，这些家庭也便被称为贵族家庭。他们不仅垄断了进入元老院的特权，而且垄断了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特权。[163]
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叫作罗马公民大会，它有权通过和否决一切法律，有权选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有权对外宣战，并对司法享有最终审判权。
公元前510年至公元前28年，罗马进入了共和时期，这期间政治文明开始更多地强调群众的政治参与，中央国家机关由元老院、民众大会和高级官吏组成，三者之间构成了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平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逐渐从贵族手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拥有了所谓“公民权”的平民，就能够成为古罗马城邦中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享有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权利，从而摒除了血缘纽带建立的封闭社会，代之以由共同守护罗马意志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国家，罗马统治基础因此扩大。在公民权问题上，罗马人“无疑超越了希腊人创造的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和希腊人城邦意识的局限性”[164]。
从公元前27年开始，罗马进入最后一个时期——帝国时期，其政治进程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屋大维建立的军事独裁制度，通过这种政治制度，屋大维本人成了集国家最高军事统帅、终身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祭司、国家元首于一身的最高独裁者，垄断了罗马帝国的军事、立法、司法、行政和宗教大权。帝国后期的军事独裁制度不断强化，民众大会停止召开，元老院也降为管理罗马城市事务的行政机关。皇帝的权力已经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照他的命令和旨意去执行，极端的独裁造成了罗马帝国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日趋尖锐，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2）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
“封建”一词，从英文feudalism翻译而来，其词根源自拉丁文feudum（采邑），因此也有学者用“采邑制度”来称呼封建制度。从这个词的原意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并非一回事。中国的“封建”一词来自于周朝时期“封邦建国”之义。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的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165]
《左传》中对周王朝的政治文明有过十分简练的概括：“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166]周朝时期，诸侯国对王室有拱卫、纳贡的义务，是天子的屏藩；卿则是诸侯的屏藩。为了巩固这种制度，周朝发展完善了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
彻底颠覆周王朝政治模式的正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建立起一个“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67]的统一大国。为了统治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秦始皇建立了更加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概念中，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都被称为封建社会时期。这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矛盾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则是其最显著的政治特征。秦朝所建立的政治模式赋予了专制皇权绝对的权威性和独断性，使皇帝—朝廷—地方政权，形成一个结构严密、完整的管理体系，并且直接影响以后各朝代的政治制度，从秦到清，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因循承袭。
在皇权专制下，王朝的更迭初期通常是采用法家的“治理模式”，在政权稳定后，又会逐渐转向推行儒家的“控制模式”，即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这种钦定的儒家“控制模式”依赖宗族、豪族、士绅阶层来控制广大的乡村社会，而恰恰是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维持着古代政治制度的存在，是统治地位赖以奠定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虽然代有因革，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要原因。[168]
西欧封建社会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其政治文明显然受到日耳曼人“亲兵制”和罗马法中“契约”法律的很大影响：“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169]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封建社会则表现为各级封建主分掌各级政权，国王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领袖。每一等级之间都是领主和附庸的关系，领主要保护附庸，附庸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贡物，在打仗时自备鞍马应召出征。但是，“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国王的行政权力也只限于他的直辖领地，任何一级领主都无权干涉隔级附庸。这样，西欧各国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等级权力体系，附庸对领主包括国王在内都有很大的约束力。因此就有学者认为：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170]
在中世纪中期，西欧封建制的表现则是等级代表会议和王权并存。国王的权力虽然大大加强了，但仍要受到种种限制。
与中世纪初期较为原始的民主传统不同，这种有民主因素的政治体制具有制度化与程序化的特点。它是在中世纪由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封建等级制的大背景下，以市民社团的组织、经济和政治力量为基础而形成的。[171]
欧洲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集中，技术的进步，战争规模的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出现以及世界性新的航海、贸易、殖民途径的发现，封建领地制、市镇行会制及罗马教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统治地位都日渐衰落，在民主共和的政治传统、契约精神和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引导下，西方政治文明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3）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导了经济和政治，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人类政治文明也在资产阶级推动下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
发端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标志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主张，而后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其政治文明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建立了以选举制、代议制和政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其实质是工业和金融资本家的政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二是在思想观念上，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提出了社会正义、社会公正、平等、民主等理念，但在政治行为上，却崇尚强权、弱肉强食的政治理念。对内对外关系，丛林法则无所不在。三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在治理方法上，就由自由放任转变为国家干预。
（4）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着显而易见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思想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用以指导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彻底终结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也随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为社会主义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契机，而真正标志性的事件则发生在1917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而后随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的并入，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此“资本主义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唯一体系”。[172]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类产生了新的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是，这种政治文明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有组织的社会所有制，改造为国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和支配全部物质生产要素”[173]。
以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点的斯大林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大大加速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然而由于它在政治理论上始终固守着世界革命的逻辑，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备战型模式，从而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也成为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
与苏联不同的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将这种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的模仿与摸索，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文明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74]。它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175]，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176]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然在不断地获得改进和完善，变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各种制度也更加成熟和定型。
2.文化地理角度
按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政治文明并非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顺应一定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的产物，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前者所决定的，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人可能获取食物的途径和可能遵循的生产方式，这决定了其生活模式和人文特点。
世界上的人种分散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从寒冷的北极、广袤的草原到酷热的赤道、远离大陆的岛屿，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但在众多民族中，真正发展出成熟而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明并且获得延续的国家却并不多。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分别见证了两种政治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前进足迹。
（1）海洋文明的政治传统。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被奉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作为西方奴隶社会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从地理上看，希腊是巴尔干品都斯山支脉构成的半岛。半岛由众多伸入爱琴海的小山脉组成，众多的小山脉又将半岛隔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山谷和近500个岛屿，这些地方大部分是贫瘠的不毛之地，富饶的谷地仅占半岛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且主要集中在彼奥提亚、帖撒利亚和伯罗奔尼撒三个地区。
相比于东方文明古国，希腊的地理环境明显不利于文明的生成。土地的贫瘠、群山的阻隔、先民的奔放，给希腊世界的统一带来重重困难，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希腊英雄和东方君主望而却步。希腊历史上，城邦之间的彻底征服并非不存在，但征服的代价太高，被征服者会顽强抵抗，交通不便使征服困难重重，最后的收益使征服得不偿失，加之绝大部分城邦都没有聚集太多财富，因此被征服的城邦最终往往又恢复到独立的状态。
当然，临海的特点使得希腊城邦航海业发达，海上交通便利，而且希腊拥有丰富的大理石和优质的陶土资源，这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促使城邦走上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即使农业也被纳入了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希腊城邦独特的经济模式，也决定了其多样化、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并且孕育了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政治文明。
同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却呈现出和西方世界不同的特征。从地理上看，日本“是由一系列绵延很长的岛屿所构成的。三块海域将其同亚洲大陆的东端隔离开来——这几个海域分别是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东海”[177]。然而，在上千年的时间中，海域并没有隔断强大的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深入政治层面，因此，近代之前的日本，无论是政治伦理，还是制度设计，都带着浓厚的儒家色彩。
明治维新后，日本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然而，由于日本传统的政治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性，以致其“吸收西方文明局限在技术和某些制度上，在深层方面依然强固传统的封建性主体，绝对主义天皇制的传统的主体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且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178]。这种影响最终导致了日本近代未能完成向现代民主制的演进，反而走向了军国主义。
（2）大陆文明的政治传统。
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样也是我们考察中国政治文明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国北与大漠相接，东濒临沧海，西有青藏高原，其间山脉纵横，江河交错，湖泊星罗棋布。这样的自然环境意味着在河流经过的平原地带非常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水利设施的匮乏，旱涝灾害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而仅凭个体或是一个部落之力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人们自然倾向于结成更加强大的群体，互相协作并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权威领导，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这一现象在文化上留下的痕迹。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179]
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一方面，过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公民大会这样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帝国广阔的国土，对于古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无法保证充分参政权的情况下，权力的分散就意味着统治的失控，因此，古代中国的权力中心就只能集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皇权专制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路径。这种根植于特定自然地理条件的政治文明，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根本、最深厚的现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过着男耕女织、长幼有序、听命于上、统驭于下的生活。
根植于独特地理环境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在这种制度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使得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始终保持着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但与此同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古代中国无法摆脱周期性的战乱动荡，致使社会生产力无法实现质的飞跃，社会财富无从积累。
可见，政治文明的形式有其自身的多样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各不相同，而正是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人类对于政治文明的追求，实际上也就是要在差异中寻找相容的理念、规则和技术。因此，我们要谨记章士钊所言：
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180]
三、全球化与政治
1.全球化与政治主体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浪潮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
无论是支持全球化的人还是批评全球化的人都认为，各国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程度的降低或者国家主权的丧失。[181]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认为，全球化“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182]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民族政治（即全球或超国家层面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全球化将不断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力，使国家主权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他提出，民族国家丧失了其权力的三个方面：
①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能力；②在做出决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亏空；③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与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183]
哈贝马斯分析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在全球化下面临的困境，认为民族国家的主权无论怎样论证都已经过时了，福利国家体制陷于困境，威胁到了社会权利和民主的基础。在他看来：
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政治共同体，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这种职能才能在目前的水平上得到履行。[184]
2.全球化与政治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关系的实质体现为国内各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国家间交往的频繁和公共事务的增多，政治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国际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法人等都积极参与到国际、国内事务中来。
在全球层次上，治理基本上是指政府间关系，但现在我们必须理解，它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多边合作和全球资本市场。[185]
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通过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种国际性组织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关系中，冲突与合作仍然是政治关系的主要内容，利益是其本质。各国彼此遵守一定的规则、履行特定的义务，并从中获得利益。这种国际性组织的大量出现已经使得政治关系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境之内，各国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关系网络。较之以往，任何政治决策难度和成本都大大增加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使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和政府需要调用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协调这些关系，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一现象还在不断持续。
3.全球化与政治认同
经济与政治的国际化一定程度上使得作为政治统一力量的民族主义日渐衰弱，从而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冲击。全球化充分调动了资本追逐利益的欲望，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各种跨国公司应运而生。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其职员能在世界各地定居、流动，而不一定局限在其出生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种族结构、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清除了国家和种族方面的累赘”的跨国专业人员。
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生态环境的国际化，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淡化原来的国家认同，而滋生出了全球意识，出现了所谓的“新认同政治”，少数先锋派如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已经以“全球公民”自居了。[186]
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普通公民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很容易超越国界和种族的边界，并以自己的方式直接进入全球化的世界。
4.全球化与政治行为
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同时还带来产品、信息、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这也使得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各国政府失去了单方面推行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全球化使得许多传统的国内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困、毒品、犯罪、人口等开始国际化，民族国家不再能实行单方面的统治与管理，政府的行为由传统的管理向社会公共管理转变，由传统的统治行为向民主治理转变，这意味着权威的主体、基础、运行向度和运行范围都有不同。
伴随着这种转变的需要，各国不得不随之进行政治行为的调整，即由统治向管理、治理转变，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大国中有一半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改革运动。
5.全球化与政治制度
戈登·斯密斯等人认为，“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187]。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要么发生了改变，要么被废除以适应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政治行为主体都努力建构一种符合正义的政治制度以减少政治行为的成本，促进公共利益的增加，形成良好的公共事务处理方案，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
据统计，“在过去的30年里，关于环境的国际规制数目已经几乎从零增加到接近一百个”[188]。政府间生效的国际条约数急剧增加，表明当代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体制，全球治理的责任由各国政府、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承担。
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确实存在被削弱和让渡的情况，但毕竟国家才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所以任何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的作用发挥，从根本上都依然依赖于国家主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并不会彻底改变政治生活的原则，因而也就不会造成国家主权的消亡，各国之间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将长期存在。
第三节 近两百年中国国家政治的抉择与实践
一、近两百年中国政治变迁的主题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迫使中国开始了曲折的国家政治模式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中国走上了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道路。在近两百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政治的变迁主题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建设的切换，并最终趋于稳定。
1.改良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首先从改良开始。所谓改良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政治框架的基础上就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19世纪的中国依然延续着两千多年前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到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打击的大清政府，合法性被大大动摇，已经开始不能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了”[189]。
面对空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在镇压国内的反抗和抵御外来侵略时，不得不启用大批汉族官僚，“从1850年至1890年，满汉大员的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动，1861年至1890年之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汉人占34个；挑选来担任巡抚的117个人中，汉人占104个”[190]。
这种新崛起的势力一方面使得“一部分掌握实权的人物，从自己参与指挥镇压和对外交涉中逐渐体会到，有必要从西方敌人手中讨取先进武器和技术，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借以实现中兴王朝的愿望”[191]。另一方面，以汉人为主宰的地方势力开始拥兵自重，地方军阀的兴起削弱了后发国家所必需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其给官僚机构的运作带来的影响而言，政治的军人化是一种倒退”。[192]
掌握实权的汉人精英集团，尽管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巨大的差距，但从内心来说，他们仍然坚信中国传统的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认为只能学西方列强的技术，而决不能用列强的制度来变革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了对既有政治体制进行改良的尝试。
尽管这种改良刚开始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产业政策上，但是正如严复先生所说：“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193]
洋务运动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出任何建设性的改变，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洋务派对落后的封建专制统治充满了认同感，“部分原因似乎就在于人们普遍不愿完全抛弃古老的道理，而是趋向于对这些道理作部分的重新界定”。[194]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的政治变迁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一旦开头，其后就是一环扣一环顺理成章的发展逻辑。
随后的戊戌变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具有比洋务派更加强烈的改革热忱和现代政治意识。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无疑是主张变法的改革势力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由于实施了激进的改革步骤，维新派既深深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也动摇了很多中间派的立场，于是变法在匆匆实行103天后悲剧收场。
如前所述，政治改革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进程，当变法的努力失败后，内外交困的压力并没有消退，随着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压力还在不断加码，直到清政府意识到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没有任何退路了。
在确保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上，清政府开始了最后一次政治改良运动。1901年，慈禧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提出“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以更张”。同时，就政治改革向“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等高级官员征求意见。
清末新政在政治改革上的中心内容就是“宣布预备立宪和进行国家政体和官制的改革，允诺改变沿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逐步改行君主立宪制度”[195]。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已经无法给予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和宽容度来验证这种政治改革的效果了，而且因为清政府本身短浅的政治眼光，加之地方势力的崛起，分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得整个改革步履维艰、漏洞百出，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爆发而落幕。
2.革命
当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改良的主张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支持后，政治变迁的主题被迅速切换到革命上来，中国近代的政治探索走上了一条更加激进、更加决绝的道路。
在南方的知识分子看来，清朝皇室权威下的任何政治改良都是不值得相信的，他们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眼光审视着清政府，并将近代落后受辱的罪状归于清政府的昏庸无能。他们认为欲富强图存，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孙中山更是大声疾呼，“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196]。
在这种重整山河的愿望和反抗民族压迫的使命感的召唤下，清末的革命派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孙中山对他的支持者说：
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197]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催生了新的政权组织机构和程序。至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再是改朝换代的循环。
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增设法院，赋予其独立司法的地位，并增加了参议院对大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由国民共同分享统治权，从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框架。
当时的革命派普遍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与其民主制度有关。然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政治制度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宗教和历史文化。照搬照抄会使政治制度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事实也是如此，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当时的境况下对于提供国家发展所必需的权威和凝聚力收效甚微。
民国初年，全国有三百多个政党，这些政党的理想、诉求、文化和人员素质都各不相同，其中多数用现代政党政治的标准来衡量都很不成熟。这些政党借着议会这个舞台，为了本党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彼此都没有议会制的规则意识。民国初年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先后出现的唐绍仪内阁与陆征祥内阁的两次危机与此不无关系。
思想家章太炎就对此痛心疾首地说道：
若制宪法以为缘饰，选议员以为民仪，上者启拘文牵义之渐，下者开奔竞贿赂之门，是乃不改清之积弊，而反浚其末流。[198]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红利仅仅就是切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续：
中国曾以许多仿照西方模式的新式而带有试验性的组织，去取代旧的帝国政府的许多制度设施。……这头几步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它们实现了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如说在于它们和过去决裂了。[199]
所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200]。
既然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一种成功的政治制度，那么，继续进行革命就仍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主题。将国家凝聚起来，并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使国家走出沉沦的任务，最终是由另一支更为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来完成。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01]
3.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得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国家开始安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从1949年开始，“建设”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变迁的主题。后来的历史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而且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雏形，并且正在逐步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然而，这种建设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在一定时期还出现过曲折，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
1949—1956年是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创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确立了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此，毛泽东曾经鲜明地指出：“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202]
1956—1966年，中国的政治建设进入了探索中曲折发展的阶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实践中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后党的八大更是正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证明党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是客观的，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政治建设的核心要务。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左”倾思想的严重化，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党和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依然得以运行，但“文化大革命”还是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削弱了党的领导，打断了新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建设重新走上正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03]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恢复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生活日趋有序化、制度化，这也在政治上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成果。1978年以来的政治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204]
二、近两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选择
1.开明专制主义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明专制主义的尝试——清末新政。
应该说这次政治改革的力度远远超过了以往，清末新政是中国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起点，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这次开明专制主义的政治改革，清政府在“五不议”（即军机处、内务府、太监、八旗、翰林院五个机构不变）的前提下，设立了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资政院、审计院、都察院、大理院、军咨府，共十一部、四院、一府。这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使“祖制”遭到冲击。新的中央政府各部门，机构精简、职责明确，从而大大拓展了国家机构的社会职能，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此后中央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借鉴。
此后，1907年7月，清政府发布地方官制改革上谕，规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每省设一巡抚，下设三司（布政、提学、提法）、二道（劝业、巡警）。命各省筹设咨议局，府州县筹设议事会。
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这两个相当于地方和中央议会的机构对于封建政治体制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在具体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对于从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清朝民众来说，这种政治制度还是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中国人开始相信专制的皇权是可以被限制的。
宪法中的文本确实也体现了限制君权的可行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
（君主）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废止。……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205]
1910年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陆海军直接由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206]
但是，过于强调政治制度在形式上的改革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清王朝无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到传统体制的控制范围内，也不可能使新式人才融入到传统政治秩序当中，新的社会力量与传统社会的分离对立，使清王朝无力招架，最终被由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各种政治势力合力推翻。[207]
2.资本主义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1911年发端于湖北武昌，后又席卷全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终结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使得此前立宪派想要在中国复制君主立宪制的努力戛然而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辛亥革命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产生的中华民国在一开始也致力于构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政体，但在整个民国，这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始终是不完整的，袁世凯的复辟、军阀的割据以及长期的战时体制，加之当时的社会现实，从1912年至1949年，除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之外，中国成了一个徒有“资本主义”外表的国家。
辛亥革命发生后，在革命中独立的各省派代表组成了代表联合会，制定了以总统制为蓝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作为临时宪法。1912年3月11日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种政体模式刻意模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最大特色为中央集权制与责任内阁制。
发端于辛亥革命的责任内阁制，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一般不掌握实际权力。作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内阁，形式上虽由总统任命，实际上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总统发布的法律文书必须经内阁副署，以此表明内阁对于全国国务负有责任。
从民国初年到北洋军阀主政时期，基本上都是靠采取硬性移植西方制度的办法来确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提出了一个“建国三时期”的政治设想，即将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阶段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军政时期是“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因此“军队与人民同受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揽之，以次扫除积弊”；训政时期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那时将解除军法，实行约法，“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宪政时期是“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期”。
中华民国从1927年蒋介石政权取代北洋军阀之后，政治制度就进入了一个被某些学者称作“党治”的阶段。
在整个“党治”体制施行期间，基本上是人民无权，中国国民党有权；党员无权，党的领袖专权。初期，由于领袖之间实力基本相当，这种体制类似于专制寡头政体。到了后期，随着党内集权制的形成和对领袖盲目崇拜现象的产生，以及“全国党化”“全党特务化”政策的推行，它就与中国古代王朝的专制集权体制别无二致。[208]
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成了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并没有起到现代政治制度所应该起到的管理和规范社会的作用。它只是继承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又采用了部分资本主义政权的管理形式，同时还吸取了法西斯主义个人独裁制的特点，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因此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名实不符的现代国家。
3.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体、政体进行了改造和重塑。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借鉴苏联模式。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还是干部管理体制、党政关系、机构设置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有所不同的是，在国体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09]。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同时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人民民主专政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人民民主的范围，缩小了专政的范围，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历史性跨越，标志着中国从近代以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转向建设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模式努力的开始。这套制度主要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0]。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有效组织形式，是联系群众、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是保证国家稳定的重要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由全体人民通过选出代表并委托其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力的一项制度安排，这是政治主体文明的体现，又是政治关系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的体现，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大陆目前有九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余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中国共产党与这些党派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合作关系，让各参政党充分参与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建议、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议题。这项制度有力地凝聚了全民族的共识和力量，使得“社会阶层的发展与利益协调方式在民主法治框架下解决”[211]。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很强的包容性和先进性，“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212]。因此，按照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起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各少数民族在其聚居的地方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权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主体地位和民族平等、团结与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原则。
第四，基层民主制度。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等领域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共同管理基层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的统称。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建设；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建设。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通过基层自治这种形式，赋予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权利，实行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广大人民在自治实践中得到最现实、最深刻、最直接形象的教育，在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质，这些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性工作”[213]。
三、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主题
中国一直在政治领域进行调整。应该说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要求，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这种实践既符合世界政治文明的总体进程又遵循着中国政治发展内在的历史逻辑。
1.民主
邓小平曾经明确地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214]，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215]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6]
由此可见，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同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继承、扬弃和超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民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217]
中国政治发展民主化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使“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历史，享受发展成果，使中国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稳步前进，日益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受世界各国人民尊重的国家”[218]。
2.法治
将政治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治国方略，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成熟的重要参数。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法治化，就是要真正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构建建立在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进取精神和合理要求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明确定位政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规定各种政治关系，规范各种政治行为，保证各种政治制度依法运行，不断强化政治主体的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219]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20]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法治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
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法治社会，一种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现代公民社会。[221]
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大的进步，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作风已经是普遍遵守的规则，专制主义的东西、小农习惯势力已经得到有效克制。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法血缘支配政治权力结构完全为民主程序所取代。[222]
3.和谐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价值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站在发展的全局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23]
和谐的价值理念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在实践层面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曾经这样论述：
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把和谐社会的理念统一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把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实现各方面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市场来更好地配置资源、激发效率，通过政府来更多地协调利益、关注公平。[224]
第四节 政治修养与大学生成才
一、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1.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25]。可见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和国家，也就离不开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一个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技术，遵守必要的道德和法律，还必须具备符合社会要求的政治素养，也就是要完成“人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在其1958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提出，戴维·伊斯顿把政治社会化描绘为人们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运用。
在我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及相关理论成果为研究基础，政治社会化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得到系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政治社会化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226]
从个体的角度说，政治社会化就是内化政治价值观念、学习政治态度、形成政治行为的样式的过程。[227]
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在个体层面：“政治社会化是一个自然人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获得相关的政治体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228]
在社会整体层面：“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的过程，通过这种传播……不断提高人的政治素养，增强政治情感。”[229]
在目的层面：“其主导和控制的主体是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最终目的是维持特定的政治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政治体系。”[230]
在内容层面：“是一种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231]
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作为人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视作一个“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能力，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能够做出一定政治行为的‘政治人’角色的形成过程”[232]。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要素
大学生生活在社会之中，其政治社会化必然要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中特定的政治文化为目标，其中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政治知识的社会化。掌握必备的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只有对政治知识有深刻的领悟，才能形成系统的政治认知，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
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熟悉中国的国体、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是政治知识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的持续推进，公民需要理解掌握的政治知识的范围和深度都在增加，作为大学生，只有与时俱进地熟知并运用这些政治知识，才能正确地解读政治现象，客观地看待政治问题。
二是政治心理的社会化。“当代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是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心理、社会危机，重新塑造大学生政治人的过程。”[233]这种政治心理主要由以下三种要素构成：
国家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是产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的源泉，构成了大学生政治心理的重要方面。
民主法制意识。“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对国家民主政治、民主权利以及法律制度在观念上的反映，其主要内容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和平等、自由、法律的意识等。”[234]
权利与责任意识。它是对自身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同，愿意在享受国家提供的一系列权利和福利的同时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所必备的一种社会意识。
三是政治行为的社会化。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政治心理过程的外部表现，是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政治行为主要体现在政治关注、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三个方面。
政治关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内外政治现象、政治热点越来越多，“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235]。这种趋势也让大学生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个人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系，国家安全、外交、民主法治、社会公平等政治现象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36]，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可以这样来理解：大学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现存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所产生的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其集中表现为对民族历史、文化，国家主权、利益，政治理念、模式的认同与支持。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政治角色行为的主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无疑需要全体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大学生作为高素质的人才，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素养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因此，成熟而理性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
课堂教学。课堂作为大学生获取知识、掌握技能的主渠道，同样在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课堂教学的目的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授课者的讲述使大学生们集中学习并理解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政治知识。可以说，课堂教学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社会实践同样在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加入党团组织、学生社团、参与青年志愿者活动等方式，能够赋予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以生动的内容，使之在实践中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积累社会经验，学习和接受社会政治规范。
媒体影响。媒体是公众接收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大学生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活跃群体，其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媒体的影响。而且在信息化社会，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开放性、快捷性、互动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媒体异军突起，为这种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手段。围绕各种公共话题的大量讨论充当了大学生公民意识启蒙的角色，而公民意识的逐渐成长正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应有之义。
二、正确对待政治思潮
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政治思潮与学说，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这些政治思潮都先后进入中国。如何在这些纷繁的政治思潮中保持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定力，成为每个大学生在自身政治素养的修炼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1.政治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众多政治思潮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三种。
新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19世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理论，而后逐步被意识形态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最为主要的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但只是一种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中的学术，随着1990年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美国的重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且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向全世界蔓延，其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强调市场化和私有化，进而在政治上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一样脱胎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不同之处在于，相对后者，前者在对待市场、经济、道德和文化方面显得更加稳重与保守。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初创时期的政治价值观无疑具有原始教义般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亨廷顿认为的，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为了这个目的，一些国家不惜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战争的方式在其他国家中强行植入它们的政治价值观，其在国际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进行“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发展而来，德国政治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和主要的理论奠基人。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主社会主义把改变无产阶级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议会选举上，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和普选制的完善，可以通过合法的改良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二战后，随着左翼势力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登上了西方的政治舞台，并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政治思想在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改良，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危机。
2.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
西方政治思潮的扩散得益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带有独特而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在其传播过程中必定会和中国原有的政治传统和价值观念产生碰撞和冲击。西方政治思潮中强调个人主义、崇尚自由、对价值多元化的诉求和对个体情感体验的强化并非总是建设性的，它的渗透会对一国原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信仰产生不可忽视的消解作用，尤其对于社会经验尚浅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不加鉴别地信奉西方政治思潮中的某些观点、论断，就很容易造成自身在政治认知上的盲目与迷失。
3.大学生保持政治定力的途径
首先，从政治观层面看。政治观是指人们对于政治现象的看法，正确的政治观是政治定力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政治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意愿和期盼，凝聚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237]
因此，理解并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学生必备的政治素养，只有对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具备深刻的认识，才能使我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观，进而产生坚定的政治认同。
其次，从世界观层面看。世界观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只有在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在各种政治思潮的冲击中保持理性的政治鉴别力。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和掌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能够培养我们独立、全面、客观的思考能力，进而帮助我们在多种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中进行比较、鉴别和选择。
最后，从价值观层面看。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内容的具体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诉求，理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信仰，大学生亦不例外。党的十八大会报告中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认同并遵循这些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是增强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的需要，也是我们立身做人的需要。
三、大学生政治冷漠与政治参与
1.什么是政治冷漠
《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中对政治冷漠的解释是：
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的是一国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238]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冷漠）表示一种心理状态，但在政治行为的研究中，政治科学赋予了它行为方面的意义，借以表示参与行为的缺乏。……政治冷漠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不参加政治生活，公民对于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239]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中，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物的工具化最终带来了人的工具化，使人容易成为马尔库塞所形容的“单向度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历史、政治、社会的宏大叙事都退缩到日常生活领域，这是从传统社会、农耕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大学生的政治冷漠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这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2.产生政治冷漠的原因
政治冷漠是心理和行为的有机组成，产生机理也较为复杂。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务实化的特点。于是，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中，政治人的角色逐步淡出，政治冷漠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其次，社会开放所带来的人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居于中心位置或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大学生，也不再有父辈时代曾有的那种政治参与热情。最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当代大学生通过网络交流思想、表达诉求变得空前快捷，在客观上弱化了部分大学生在现实中参与政治的热情。
3.政治冷漠对大学生的影响
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政治冷漠，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社会发展和大学生成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政治参与并非总是好事，特别是无序的政治参与，因为政治参与有可能仅仅是出于一时激情，但政治冷漠则可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因此，政治冷漠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体系稳定、成熟的表现，适度的政治冷漠使得社会、经济、文化等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快速平稳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和无效性，也有利于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冷漠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政治狂热”的一种纠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政治激情让位于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因此，这种“政治冷漠的实质为政治冷静，是当代大学生政治理性走向成熟的表现”[240]。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冷漠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政治冷漠会造成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下降，从而使得他们的政治能力，特别是政治辨别力随之降低。一旦社会矛盾加剧，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辨别力的大学生群体可能会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从而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大学生作为最具知识和创新意识的群体，是未来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政治冷漠将会削弱提高公民政治素养的努力，这样既不利于改革攻坚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也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也会造成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从而导致公民主体意识的降低，这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障碍，也不利于青年自身成长。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掌握充分的政治知识，保持健康的政治心理，积极理性地参与政治事务，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